百年前的汪精衛暗殺載灃案
1910年﹐在北京城裏發生過一起轟動一時的暗殺未遂事件﹐謀刺的一方是汪精衛﹐而謀刺的對象則是載灃。當時的汪精衛﹐還是一個堅定的民主革命者。我們來講述青年汪精衛暗殺載灃的舊事﹐並無意於為汪精衛「翻案」﹐而只是想還原一個真實的汪精衛。並且﹐我們認為﹐讓人們知道﹐那個後來淪為民族敗類的汪精衛﹐在年輕的時候其實曾經是一位志行高潔的革命青年﹐也許更能引人深思。
我們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間﹐汪精衛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而孫中山對暗殺一直都是持保留態度的。因此可以斷言﹐汪精衛也不是那種從一開始就主張暗殺的人。他之所以會走上暗殺之路﹐與多種因素有關。
首先是歷次武裝起義失敗後的打擊。在1907~1908年間﹐革命黨人發動過一系列武裝起義﹐但這些武裝起義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這給革命派很大的打擊﹐使革命士氣大為低落。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一次能夠振奮人心的行動﹐來鼓舞士氣﹐振作人心。像孫中山､黃興等人想到的是繼續組織武裝起義﹐而汪精衛則想到了暗殺。
其次是倒孫風潮的刺激。同盟會作為革命派的政黨﹐從一開始就不是很團結。而就在經歷多次武裝起義失敗士氣低落的時候﹐內部又出現了分裂的現象。這一次的主角﹐是原屬光復會系統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們在革命派內外散發攻擊孫中山的言論﹐說孫中山貪汙公款﹐不救濟《民報》等等﹐共列舉了孫中山的十四條罪狀。這種攻擊使革命派內部人心更加渙散﹐並且還使汪精衛的革命活動受到阻礙。他當時正在南洋籌款﹐很多華僑就因為看了陶成章等人散發的傳單﹐而不願意捐款給汪精衛﹐使汪精衛一無所獲。這使汪精衛大為氣憤﹐於是在憤激之餘﹐決心實行個人暗殺計劃。
其三是保皇派的攻擊。在辛亥革命期間﹐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長期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處於競爭狀態﹐二者之間發生過持久的激烈的論戰。就在革命派因歷次武裝起義失敗和內部分裂而士氣低落的時候﹐保皇派還趁火打劫﹐對革命派實施嚴厲的攻擊。這些攻擊之詞中﹐有一些還是直接針對汪精衛的。
革命派在新加坡辦了一份報刊﹐叫做《中興日報》﹔保皇派在新加坡也辦了一份報刊﹐叫做《南洋總匯新報》。這兩份報刊之間﹐就像其他地方的兩派報刊一樣﹐經常發生文字戰爭。汪精衛在1908年的時候曾將自己的一篇題為《革命之決心》的文章刊登於《中興日報》﹐藉以鼓舞士氣。在這篇文章中﹐汪精衛提出﹕「不能破除生死之見者不能為革命黨。」這一句話本來是用來鼓舞士氣的﹐沒想到保皇派卻抓住不放﹐對汪精衛展開猛烈的攻擊。
汪精衛的文章發表沒有幾天﹐在《南洋總匯新報》上就刊出了一篇題為《為亂黨辯護者之欺人》的文章﹐署名「懲汪」。顯然這個筆名﹐就是專門針對汪精衛而取的。汪精衛說﹕「不能破除生死之見者不能為革命黨」﹐「懲汪」就說﹐你汪精衛自己就沒有能夠破除生死之見﹐你所做的﹐只有「千萬革命之空言」﹐而「無半點革命之實行」﹐你汪精衛只是一個空言的革命者﹐而不是一個革命的實行家。諸如此類的謾罵式攻擊使汪精衛大受刺激﹐使他決心用一次劇烈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不是空言的革命者﹐證明自己是破除了生死之見﹐敢於為革命犧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其四是清廷的立憲舉措。清政府在1906年宣佈實行預備立憲﹐在那之後採取了很多改革政治的措施﹐如在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九年籌備清單﹐1909年成立各省咨議局等等﹐都給人留下勵精圖治的印象﹐使國內外的很多華人認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敗﹐也許還能通過改革﹐實現中國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的轉變。這種情況給革命派很大的壓力。如果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獲得成功﹐那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就無法實現了。因此很多革命者都認為﹐要用一次劇烈的行動﹐向海內外的華人顯示﹐清政府的立憲是假立憲﹐不可能獲得成功。
在以上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原本並不熱心暗殺的汪精衛﹐也走上了暗殺之路。那麼他為何最終將暗殺的目標鎖定了載灃呢？這跟載灃在當時的清政府中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載灃是醇親王奕譞的兒子﹐是光緒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襲醇親王王爵。1901年作為頭等專使出使德國﹐這在滿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國門的了。1907年﹐奉派為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1908年正月﹐補授軍機大臣。也就在這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駕崩。慈禧在駕崩之前頒發懿旨﹐命載灃的3歲兒子溥儀繼承帝統。同時授載灃為攝政王﹐規定此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駕崩之後﹐載灃就成了清政府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如果能將載灃暗殺﹐那無疑可以造成非常轟動的效應。汪精衛最後確定以載灃為暗殺對像﹐其原因即在於此。
汪精衛決心走暗殺之路後﹐便於1909年離開新加坡北上﹐為暗殺做準備。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個暗殺團體。1910年初﹐汪精衛､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四人潛入北京。在臨行前﹐他寫給胡漢民一封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表達了要犧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時勢的堅強決心。
到北京之後﹐汪精衛等人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開設了一家取名為「守真」的照相館作為掩護。他們以此為據點﹐對載灃上下朝的路線做了非常細緻的考察﹐最後決定在載灃上下朝必經之路的一座小石橋實施暗殺。為此由黃復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鴻泰永的鐵鋪訂做了一個大鐵箱﹐然後將炸藥置於鐵箱之內備用。按照分工﹐由黃復生和喻培倫負責埋炸藥﹐汪精衛則負責找準機會將炸藥引爆。但不幸的是﹐當黃復生和喻培倫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藥的時候﹐被清廷的偵探發覺了。他們二人雖然順利逃離了現場﹐但藏有炸藥的鐵箱則被清廷起獲。清廷起獲炸藥之後﹐做了一番研究﹐發現裝炸藥的鐵箱製造比較粗糙﹐像是臨時在本地製造的。於是經過一番偵查﹐找到了鴻泰永鐵鋪。將東家抓來一問﹐招出鐵箱系守真照相館所訂做。於是順籐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館﹐將正在照相館內的汪精衛､黃復生和照相館的一個職員羅世勛逮捕。喻培倫和陳璧君沒有被捕﹐那是因為﹐在炸彈案敗露之後﹐汪精衛等人決定重來﹐由喻培倫和陳璧君先回日本做相應的準備﹐他們二人已經離開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獲暗殺攝政王的革命黨﹐這一消息﹐很快在國內外的報刊上廣為刊登﹐一時成為關注的熱點。當時正在美洲籌款的孫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衛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說﹕「汪精衛被捕﹐等於斷我一條胳膊﹐並指示機宜﹐要設法營救。」胡漢民得知消息之後﹐也非常傷痛﹐寫下了「問誰勘作釜﹐使子竟為薪」的詩句。當然﹐最為著急的應該是陳璧君。陳璧君本是南洋華僑富商的千金﹐在拜讀了汪精衛發表在《民報》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後﹐就對汪精衛生出愛慕之情。後來汪精衛追隨孫中山到南洋﹐汪精衛在新加坡等地登臺演說﹐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風範﹐他那義正詞嚴的演說﹐更使陳璧君傾倒。
陳璧君之所以會到日本留學﹐之所以會參加汪精衛的暗殺組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他對汪精衛的愛慕。現在汪精衛被捕﹐她當然非常著急﹐於是四處找人幫忙﹐希望能夠營救汪精衛。吳玉章､胡漢民､趙聲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盡了力﹐但汪精衛畢竟是被清廷最高當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殺當朝的攝政王﹐營救談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傷心欲絕的陳璧君後來隻身北上﹐來到北京﹐想盡辦法給汪精衛帶去了一些雞蛋﹐並在其中的一枚雞蛋裏藏了她寫給汪精衛的一封信﹐給汪精衛送去難能可貴的慰藉。汪精衛收到之後﹐大為感動。聽說這一事件使他們二人的感情大為升溫﹐為他們最後能結為連理做了很關鍵的感情鋪墊。
不過﹐這個時候的汪精衛﹐恐怕沒有能夠想到今生還有機會與陳璧君結為連理。他當時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確實﹐在被逮捕之後﹐汪精衛做好了必死的準備。在獄中﹐他寫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詩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表達了從容就義的決心。
因此當清廷提審的時候﹐汪精衛曾一再為黃復生開脫﹐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當時的一份報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紹提審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紹說﹐提審當日﹐汪精衛寫下了供詞﹐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諱地寫了出來。審問官看後﹐問他﹕「你沒有同黨？」汪精衛回答﹕「沒有。」審問官指著黃復生﹕「他就是你的同黨﹐否則不會幫你訂製鐵箱。」汪精衛﹕「他對訂製鐵箱的用途並不知情﹐我跟他講﹐訂製鐵箱的目的是盛放醬油､醋之類東西的。」審問官問黃復生﹐黃復生也說開始的時候確實不知汪精衛托他定制鐵箱的真實用途。審問官乃激之以友情﹐對黃復生講﹕「汪精衛難免一死﹐你又何忍獨存呢？」受此刺激﹐黃復生乃拿起筆來寫供詞﹐準備將所有責任都攬到自己的身上。而汪精衛則哭著上前搶黃復生的筆﹐並且說﹕「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黃復生也哭著爭辯﹕「一切皆我﹐何與君事？」場面相當感人。
他們兩人都保定了赴死的決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們沒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於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內部發生了分歧。雖然有很多人主張嚴判﹐但當時的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則主張寬大處理﹐希望能借此來「緩和人心」。結果﹐汪精衛和黃復生都被判終身監禁﹐羅世勛則被判監禁十年。第二年﹐武昌起義爆發﹐此後各地紛起響應﹐清王朝在各地的統治很快土崩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做了最後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開放黨禁﹐釋放在押政治犯。於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在11月6日這天﹐被清廷釋放了。
汪精衛抱著必死的決心﹐想通過暗殺攝政王載灃來振起渙散的人心﹐造成革命的時勢﹐但因暗殺未遂﹐因此這一舉動也就很難說對革命有多大的推動。但汪精衛在此舉中所表現出來的捨生取義的風采﹐實在也不要因為他後半生的失足而受到漠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