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戊戌六君子被殺的真相
戊戌六君子早已廣為人知，而我們所了解的「戊戌六君子」之死，是他們因維新變法失敗被捕處死。其實這只是一個表象，翻閱歷史，考證史料，有人認為他們因維新而死的結論大有問題，表象之下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真相。
「戊戌六君子」，是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六人。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
通觀諭旨，「六君子」之罪行，總結起來不外乎三條：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即所謂「匪人」，其實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換句話說，「六君子」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後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說他們圍繞著康有為，為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而不懼犧牲。
「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是錯誤的說法。實際上「六君子」中並非所有都是「康黨」，他們之中厭惡康有為的大有人在。「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情形如何，未見可靠資料，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
楊銳、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張氏素來鄙視康有為之學術，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之學術旨趣，可想而知。楊銳早年對康有為曾頗有好感，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故於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到戊戌年後，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曾明言康氏「繆妄」：「近日變法，都下大嘩。人人欲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 …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曾在給其兄唐才常的書信中提到，在軍機處任職期間，因楊銳鄙視康有為，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衝突：「伯兄曰：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伯兄」即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楊銳好友高樹在其《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鐵桿康黨譚嗣同、林旭相當不滿，私下裡形容譚嗣同為「鬼幽」、林旭為「鬼躁」：「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 …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譚、林二人行狀，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得知，故楊銳呼之為「鬼幽」；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故楊銳呼之為「鬼躁」。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系張之洞請托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大致與楊銳相似，其進入軍機，同樣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但或許是因為劉雖得張之洞器重，但終非張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之後，也非如楊銳一般，孜孜於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但其對康黨的厭惡之情，則與楊銳一般無二。康黨開設保國會，劉氏僅前往一次，因厭惡其言論，再未有過交往。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歎：「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所謂「新黨」，即是指「康黨」。在軍機處值班期間，為緩和新、舊矛盾，雖然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劉氏「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系指舊軍機大臣，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則有「小軍機」之名)。
楊、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竟被視作「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當時之人，皆視作奇冤。張之洞曾急電京中，欲營救楊銳，其電文稱：「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 …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劉光第死後，查抄其家，曾搜得彈劾康有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歎息者，楊、劉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楊銳的理由是與「康黨」無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 …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劉光第的理由是擔憂自己「終以憨直賈禍」，欲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後，即辭官歸家。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年少輕躁」，其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觀林氏對康有為之看法，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並無定見。1897年11月，林氏致書李宣龔，談及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齒康氏之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不願與名聲不佳之「康黨」扯上關係。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為康氏之《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顯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
林氏之進入軍機處，按康黨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榮祿招入幕府，或許才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有平衡滿漢新舊之考慮：若以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之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之勢力；唯譚嗣同充當康有為在軍機處之代言人，當屬最佳解釋。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極。此種冒進，曾引發榮祿之擔憂，恐其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樞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為影響，康黨之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有各級權力部門，「遇事紛更」乃康黨之既定方針，林氏自難以接受榮祿之勸誡。但當京城空氣已空前緊張時，林氏曾深夜前往鄭孝胥之處問計，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林氏與他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此言雖是林氏被捕前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自我安慰式的樂觀預判，但也反映出林氏與康黨之間存在一定的疏離。另據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據《異辭錄》記載，林氏在被捕前一天，還曾求告到李鴻章幕僚馬建忠車前，欲求馬氏「回車復見傅相，為我乞命」。綜合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處活動求救。
至於康廣仁，因其系康有為胞弟，其「康黨」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餘年之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碰到一名為劉一鳴之老獄卒，曾看守過譚嗣同、康廣仁等人，據劉氏對汪精衛講：當年，「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日：『作詩耳。』… …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其。」獄卒之言，當屬可信，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康有為一意孤行，大事難成：「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至於林氏之「時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凜然不懼，因林氏參與了「圍園殺後」之密謀，事變前也曾四處求救未果，至此應該對自己之最終命運了然於胸，已不必如康廣仁般「以頭撞壁」。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康黨」而遭到殺害，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為過從甚密有關。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時台諫中，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為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於9月19日呈遞了康黨擬定的一份涉及武裝政變計劃的奏折。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籐博文為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而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莫過於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秘密金庫」，並請皇上准募300人，於9月23日正式發掘所謂「秘密金庫」，根本子虛烏有，「康黨」編造此一謠言，說開掘「秘密金庫」可以為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乃是為了完成其「圍園殺後」計劃。此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楊深秀捲入此種密謀，其被慈禧定為「康黨」，並無誣枉。唯楊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遞之奏折的個中玄機，尚未敢斷言。
事實上，所謂「戊戌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願意為之而死。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際上，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以其著作《仁學》為例，因反滿思想激烈，生前僅梁啟超、章太炎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其中如此寫道：「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發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爾)，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台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攘為己有。攘為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為，台灣固無傷耳，尚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為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為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
正因為譚氏有如此強烈的仇滿情緒及「十八省華人」意識，戊戌年之前，他曾屢次言及新疆、西藏、滿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俄等國，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更對當時倡導「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康有為一見傾心，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秘密籌劃「湖南自立」。也正因為此種革命黨立場，為自身安全計，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1896年12月，譚嗣同致信汪康年，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譚氏說：「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 …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復。」
對譚氏之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 …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後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非為維新而死。
縱觀上述所述，「戊戌六君子」都並非因「康黨」身份以及維新變法一事被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