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為何被北大辭退
羅家倫投考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給他的作文打了滿分﹐稱讚他為「有文學才華的考生」。招生委員會的負責人蔡元培也點頭贊可。然而他們檢視羅家倫其它科目的成績﹐立刻傻了眼﹐數學居然是零分﹐歷史､地理兩科的成績也乏善可陳。大家面面相覷﹐最終由校長蔡元培果斷拍板﹐破格錄取羅家倫。倘若換在另一時空﹐羅家倫就注定做不成「紅樓夢」了(北大的舊址在沙灘﹐紅樓是其主體建築)。
在北大﹐羅家倫與傅斯年齊名。他們與顧頡剛牽頭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跟《新青年》互為犄角﹐旌鼓相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橋頭堡。五四學潮的迅速發動﹐羅家倫與傅斯年分擔的角色各不相同。傅斯年是掌旗人﹐上馬殺敵。羅家倫是操觚手﹐下馬草檄。白話文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神完氣足﹐羅家倫一揮而就。那年﹐他還未滿二十二歲。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懲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篇宣言只有寥寥二百多字﹐不僅意義周全﹐而且氣魄雄壯﹐愛國者讀之無不熱血沸騰。羅家倫一舉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將」的美譽使他終生受益。若單論「以少少許勝多多許」﹐《陋室銘》､《永州八記》雖在「驚艷」之列﹐卻難逾此例。天下多少皓首窮經､著作等身的老夫子﹐著述數百萬言﹐其重量反而比不上這區區二百多字。時哉命也﹐歷史自有他的選才眼光和頒獎方式。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學生組成遊行隊伍﹐衝擊東交民巷﹐火燒趙家樓﹐打傷章宗祥﹐因此二十三名肇事學生被捕。值得一提的是﹐章宗祥宅心仁厚﹐他被誣為「賣國賊」﹐受到重創﹐卻並未控告肇事者﹐反而讓夫人陳彥安出面﹐代他具呈保釋被捕學生。在紛紛亂局中﹐謠諑四起﹐有人懷疑羅家倫和傅斯年去過安福俱樂部赴宴﹐已被段祺瑞執政府收買﹐於是嘲罵羅家倫的漫畫和打油詩一齊出籠﹐打油詩帶有鮮明的人身攻擊色彩﹕「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內訌當然是致命的﹐若不是胡適及時出面﹐力保傅､羅二人清白無辜﹐此事還真不知道會鬧成什麼樣子才能收場。由此可見﹐學生運動總是暗流潛湧。
當時﹐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代表們決定於5月7日國恥日實行總罷課。北洋政府深恐事態愈加失控﹐遂與京城各大學校長達成協議﹐學生若肯取消罷課之舉﹐則警局立刻放人。大學校長們認為救人要緊﹐學生代表們卻不肯廢棄總罷課的原議﹐不肯向北洋政府妥協。在這個緊要關頭﹐羅家倫力排眾議﹐贊成復課﹐以換取被捕同學的安全歸校。應該說﹐他作出了理性的選擇﹐當時的優選方案莫過於此。嗣後蔡元培辭職﹐北京學運再次發動﹐很快就波及全國﹐彷彿一場大地震後的餘震不斷。
羅家倫認為﹐「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誠然﹐青年學生一旦由求實轉為求名﹐尤其是「嘗到了權力的滋味」(蔡元培的說法)後﹐一敗塗地的結局就將無可避免。在五四運動一週年時﹐羅家倫檢討大學生濫用公權﹐即承認後果堪憂﹕「自從六三勝利以來﹐我們學生界有一種最流行而最危險的觀念﹐就是『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事都能辦﹐所以什麼事都要去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五四運動是二十世紀大學生干政的開端﹐此後學潮洶湧﹐一浪蓋過一浪﹐許多青年人踏上了不歸路﹐真不知伊于胡底。
由於五四學潮﹐北大被打上了鮮明的政治印記﹐此後數十年﹐北大的學術空氣逐漸為政治空氣所激盪﹐相對健全的個人主義日益式微﹐思想解放的主命題竟只能叨陪末席。從這個角度去看﹐羅家倫被列入「五四健將」的方陣﹐未始不是戴上了黃金打造的枷鎖﹐令人羨慕的同時﹐也令人側目。
究竟是誰抹平了五四學潮與五四運動之間的模糊差距？答案很明確﹐是羅家倫。1919年5月26日﹐《每週評論》第23期「山東問題」欄內﹐發表了署名為毅(羅家倫的筆名)的短文《五四運動的精神》﹐羅家倫指出﹐此番學運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第一﹐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社會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決的精神。五四運動的概念從此確立不拔。五四運動迄今被過度歌頌了近百年﹐它的意義何在？影響何如？理智的人有必要找來李敖的《五四之誤﹕中國站起來﹐中國人垮了》﹐仔細讀一讀。
在五四時期﹐羅家倫還幹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大事﹐這件事與辜鴻銘被北大辭退有直接關聯﹐他扮演的竟是「關鍵先生」。當年﹐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文詩歌﹐為了引起弟子們的興趣﹐他把英文詩劃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羅家倫屢屢「在教室裡想笑而不敢笑」﹐實則他對此是很有些腹誹的。羅家倫晚年回憶辜鴻銘﹐讚許「辮子先生」是「無疑義的」､「有天才的文學家」﹐自承每每讀其長於諷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絕。然而遲到的佩服並不能將他們之間當年的私怨一筆勾銷。據張友鸞的回憶文章《辜鴻銘罵羅家倫WPT》所記﹐辜辮怪素來看思想新潮的羅家倫不順眼﹐後者的英文底子不夠紮實﹐辜鴻銘就經常在課堂上故意用刁鑽的問題為難他﹐羅家倫不是答非所問﹐就是丈二和尚摸不著後腦勺﹐既苦惱﹐又尷尬。
辜鴻銘當眾責備羅家倫﹐話語尖酸刻薄﹐羅家倫若頂嘴﹐辜鴻銘就圓瞪著雙眼吼道﹕「羅家倫！不准你再說話！如果再說﹐你就是WPT！」羅家倫直納悶﹐WPT是什麼？他去請教胡適﹐胡博士撓撓頭﹐也拿不出標準答案來。解鈴還須繫鈴人﹐羅家倫就在課堂上請教辜鴻銘﹕「WPT是哪句話的縮寫？出在哪部書上？」辜鴻銘翻了翻白眼﹐鼻孔裡一聲冷哼﹐當即滿足了羅家倫的求知慾﹕「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嗎？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眾人絕倒。羅家倫少年得志﹐何曾遭逢過這樣的奇恥大辱？他與辜鴻銘水火難容﹐不共戴天﹐此仇遲早要報。
正當五四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時﹐辜鴻銘在英文報紙《北華正報》上發表文章﹐詈罵北大學生是暴徒﹐是野蠻人。羅家倫對辜老怪的言論極為不滿﹐他把報紙帶進課堂﹐當面質問辜鴻銘﹕「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又譯為《中國人的精神》)我們讀了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辜鴻銘素以機智幽默著稱﹐這會兒聞言竟怫然不悅﹐青筋暴起﹐兩眼翻白﹐無言以對。捱了半支煙的功夫﹐他才把辮子一甩﹐鬍子一吹﹐起身猛敲講台﹐吼叫道﹕「當年我連袁世凱都不怕﹐現在還會怕你？」辜老怪這話只說對了一半﹐他曾罵袁世凱的見識不如北京街頭刷馬桶的三河縣老媽子﹐顯示了挑戰強權的姿態﹐罵得精彩絕倫﹐但他在報紙上公然詬罵遊行示威的學生是暴徒和野蠻人﹐則是捅了馬蜂窩﹐雖有咄咄氣勢﹐卻已落在下風。
1919年5月3日﹐五四前夕﹐羅家倫寫了一封《羅家倫就當前課業問題給教務長及英文主任的信》﹐矛頭直指辜鴻銘。嗣後他為學生運動奔波忙碌﹐此信並未寄出。8月8日他又補寫了對英文課和哲學課的兩條意見﹐將它們一併寄給教務長馬寅初和英文門主任胡適。
5月3日的信內容如下﹕
教務長/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職以來﹐對於功課極力整頓﹐學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學生對於英文門英詩一項功課﹐有點意見﹐請先生採納。學生是英文門二年級的學生﹐上辜鴻銘先生的課已經一年了。今將一年內辜先生教授的成績﹐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課﹐教不到十分鐘的書﹐甚至於一分鐘不教﹐次次總是鼓吹「君師主義」。他說﹕「西洋有律師同警察﹐所以貧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國歷來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師管束內裡的動機﹐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國平安﹐非實行『君師主義』不可。」每次上課都有這番話﹐為人人所聽得的。其餘鄙俚罵人的話﹐更不消說了。請問這是本校所要教學生的嗎？這是英詩嗎？
(二)上課一年﹐所教的詩只有六首另十幾行﹐課本鈔本具在﹐可以覆按。因為時間被他罵人罵掉了。這是本校節省學生光陰的辦法嗎？
(三)西洋詩在近代大放異彩﹐我們學英國文學的人﹐自然想知道一點﹐我們有時問他﹐他總大罵新詩﹐以為胡鬧。這是本校想我們有健全英文知識的初心嗎？
(四)他上課教的時候﹐只是按字解釋﹐對英詩的精神﹐一點不說﹐而且說不出來。總是說﹕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外國離騷」﹐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類話。請問這是教英詩的正道嗎？
有以上種種成績﹐不但有誤學生的時光﹐並且有誤學生的精力。我們起初想他改良﹐說過兩次﹐無賴(奈)他「老氣橫秋」﹐不但不聽﹐而且慢(謾)罵。所以不能不請先生代我們作主﹐設法調動﹐方不負我們有這英詩的本旨。
校長優容辜先生的緣故﹐無非因為他所教的是英詩﹐教得好﹐而且與政治無涉﹐那(哪)知道內幕中這個情形。不但貽誤學生﹐設若有一個參觀的人聽得了﹐豈不更貽大學羞嗎？學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為本校分謗﹐但是如青年的時光精力何呢？質直的話﹐請先生原諒！
8月8日補寫的內容如下﹕
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寫好的﹐次日就有五四運動發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學校基礎已定﹐乃檢書呈閱。還有兩件事要附帶說明﹕
(一)本年學校將不便更動教授﹐但英文門三年級的英詩功課﹐只有二點鐘﹐可否將辜先生這兩點鐘減去﹐讓他便宜點兒。這兩點鐘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擔任。
(二)聽說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學」同「教育原理」兩課。這兩課都是對於英文門狠(很)有關係的東西﹐可否請先生將他改成英文門的選科﹐讓我們多得一點世界大哲學家的教訓﹐那我們更感激不盡了。
這封信是黃興濤教授近年從北京大學檔案館的舊檔案中發掘出來的﹐案卷號為BD1919031﹐有原信的複印件為證﹐可謂確鑿無疑。此事的知情人羅家倫､胡適､馬寅初､蔣夢麟､陳大齊生前都諱莫如深﹐從未提及過此事﹐或許他們也覺得合力將辜鴻銘趕下北大講台﹐並不是什麼光彩生門戶的事情。尤其是胡適﹐他與辜鴻銘的梁子結在明處﹐打嘴仗﹐打筆仗﹐都耗費元神﹐是不是他惱羞成怒了﹐就將自由主義者念念不忘的寬容準則扔到了爪哇國？在五四運動的大背景下﹐似辜鴻銘這樣古色斑斕的人物在北大頓失憑依(蔡元培已南下﹐蔣夢麟代理校長職務)﹐並不奇怪。羅家倫是驅逐辜鴻銘的始作俑者﹐這一點﹐估計辮怪先生至死都蒙在鼓裡。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這件事﹐已很難判斷羅家倫的行為動機在多大程度上是「公義」使然﹐在多大程度上是「私憤」使然﹐總不宜貿然作出誅心之論。他晚年對辜鴻銘的評價實在是太好了﹐甚至言過其實﹐可能是心虛的成分起了作用吧。
蔡元培先生曾調侃某些北大師生是「吃五四飯的人」﹐委婉地批評他們一勞永逸﹐安享尊榮﹐不求進步。「五四健將」的鎦金招牌何時才吃香？應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的追加獎賞才對﹐間隔了大約七八年時間﹐反而更加彰顯榮光。試問當初的情形如何？羅家倫的文章洩露出若干信息﹐厭倦的情緒竟揮之不散。
1920年﹐為了配合五四學運週年紀念﹐羅家倫在《新潮》二卷四號上發表《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對五四時期的「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頗有微詞﹐認為是「無聊的舉動」﹐是「毀壞學者」。他非常懊悔自己參加了學生運動﹐原文如右﹕「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 …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偶一回頭﹐為之心酸。」他決定要「一本誠心去做學問」﹐「埋頭用功」﹐不問政治﹐「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此文發表後不久﹐他真就拿定主意「專門研究學問」﹐去美國留學兩年﹐去歐洲遊學四年。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國共兩黨撫今思昔﹐都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人民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甚至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如此一來﹐能與五四運動沾邊可謂三生有幸﹐身為「五四健將」更是榮耀非凡。羅家倫起草過白話文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他的身價頓時飆漲百倍﹐在國民革命軍中是少將軍銜﹐三十一歲就出任清華校長。真可謂雄姿英發﹐春風得意。
1928年﹐羅家倫得到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和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的提名推薦﹐帶著蔣介石的親筆手令﹐於9月中旬「空降」清華﹐出任校長。到任之前﹐他答覆清華學生會代表傅任敢﹐態度誠懇之至﹕「來辦清華﹐本系犧牲個人之政治地位﹐自當以全副精神辦理清華。」羅家倫的就職演說題目為「學術獨立與新清華」﹐他將教育方針歸納為「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軍事化。他對清華的設計是﹕「我們的發展﹐應先以文理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長其他的部門。」在就職演說中﹐他還說﹕「我想不出理由﹐清華的師資設備﹐不能嘉惠於女生。我更不願意看見清華的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早在1919年5月11日﹐羅家倫就在《晨報》上發表了《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一文﹐他認為﹐中國文明不承認女子有人格﹐只能算是「半身不遂的文明」﹐而只給女子飯吃和屋住﹐不給她們受教育的權利﹐也不是人道主義﹐而是「豬道主義」。羅家倫有三點主張﹐「第一﹐為增高女子知識起見﹐大學不能不為女子開放」﹐「第二﹐為增高女子地位起見﹐大學不能不為女子開放」﹐「第三﹐為增高自由結婚的程度起見﹐大學不能不為女子開放」﹐他將女子上大學視為「人道主義的第一聲」。九年後﹐正是由羅家倫拍板﹐清華大學實現了男女同校﹐女生入住古色古香的古月堂﹐垂花門下﹐風景這邊獨好。
履新之初﹐羅家倫先去工字廳拜訪陳寅恪﹐送上他編輯的《科學與玄學》一書﹐是張君勱與丁文江的筆戰實錄。陳寅恪翻弄時﹐靈感拍馬趕到﹐他說﹕「志希﹐我送你一聯何如？」羅家倫求之不得﹐起身要去琉璃廠購買上好的宣紙﹐陳寅恪卻只肯口授﹐這副嵌名聯戲謔意味十足﹐上聯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下聯是「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批是「儒將風流」﹐大家都覺得聯語有趣﹐只是對橫批茫然不解。陳寅恪解釋道﹕「志希在北伐軍中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你討了個漂亮的太太﹐正是風流。」
這就有必要補充交代一下﹐羅家倫的太太張維楨曾是滬江大學政治系的校花級美女﹐才學甚高﹐他們在五四運動爆發的那年夏天相識相戀﹐歷經八年愛情長跑(其間兩人泛洋留學﹐聚少離多)﹐才結為連理。在抗戰期間﹐張維楨擔任過「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理事長是宋美齡)﹐致力於撫育､教養戰爭孤兒和難童的事業﹐並且多次以英語演說的方式向外界標舉中國婦女的犧牲精神。有人稱讚她為「女界楷模」﹐絕非過譽。
羅家倫當清華掌門人﹐在「做大做強」方面狠下了一番工夫﹐「做強」容或有爭議﹐「做大」則是瞎子也無法否認的事實。1928年9月13日﹐蔡元培致信羅家倫﹐婉勸後者上任後不要把攤子鋪得太開﹕「鄙意清華最好逐漸改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學﹐亦當以文理兩科為限。若遍設各科﹐不特每年經費不敷開支﹐而且北平已有較完備之大學﹐決無需乎復重也。」羅家倫尊重恩師﹐在這件事情上卻獨持己見﹐他上任後把清華的工科提升到了與文､理科同等重要的地位﹐到梅貽琦任清華校長時﹐清華的工科成為了全國各大學中最好的工科﹐可謂由來有自。羅家倫憑仗蔣介石對自己的信任﹐充分利用國務會議中的人脈資源﹐將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一舉升格為國立清華大學﹐將清華基金轉交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擺脫外交部的控制﹐歸屬教育部獨家管轄。清華每年除了有額定的教育經費到賬﹐還可動用基金四十萬元﹐單就經費寬裕而論﹐當時的國立大學中﹐清華是天之驕子。有錢就好辦事﹐羅家倫大興土木﹐建造全新的圖書館(嗣後他派人購入杭州楊氏豐華堂的大量善本書尤稱眼明手快)､生物館､天文台､大禮堂､學生宿舍､教職員住宅等硬件設施。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曾善意地提醒道﹕「我們是在創辦一所大學﹐不是建造一座宮殿。」殊不知﹐羅家倫心目中有一個大清華的輪廓﹐為此規劃宏遠。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他之所以能夠標榜「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是因為清華大學的大樓已臻完善﹐無須再事營造﹐這份勞績理應算在羅家倫頭上﹐他用不足兩年的時間做了別人耗費五年甚至十年都很難辦成的事情。
大學好不好﹐就看明師和名師多不多。羅家倫認為「羅致良好的教師﹐是大學校長第一個責任」﹐為了提高清華教授的整體水準﹐他採取了重發聘書的措施。1928年10月29日送出十八份教授聘書﹐為期一年。原來清華有五十五名教授﹐這就等於解聘了其中的三十七人。最難辦的是解聘某些外籍教師﹐有人擔心會因此引起國際干涉﹐羅家倫則認為﹐只要師出有名﹐就能理直氣壯﹐完全可以排除各方面的阻力。一位荷蘭籍的音樂教授教女生彈鋼琴而有失禮行為﹐羅家倫當即將他解聘﹐然後寫信給荷蘭公使﹐詳述緣由﹐此事做得妥帖﹐什麼風波也沒發生。革除故弊﹐補充新血﹐羅家倫延攬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如歷史學家蔣廷黻､政治學家張奚若､蕭公權､哲學家馮友蘭､文學家朱自清､化學家張子高､地質學家翁文灝､數學家華羅庚等等﹐多達數十人。這些高手陸續到校任教﹐壯大了清華大學的教員陣容。劉備三顧茅廬﹐請動高臥南陽的諸葛亮﹐成為千古佳話﹐羅家倫羅致文科人才﹐也有過堪稱經典的表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歷史學家蔣廷黻是南開大學的台柱子﹐羅家倫要強行挖走這棵「大樹」﹐聘他為歷史系主任﹐應該說希望渺茫。張伯苓校長固然不肯放人﹐蔣廷黻礙於情面﹐也不宜改換門庭。但羅家倫坐功好﹐耐力強﹐他說﹕「蔣先生若是不肯去清華任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廳中不走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有誠意﹐也有決心﹐蔣廷黻吃不消﹐只好點頭。十餘年後﹐羅家倫在貴陽清華同學會的演講中提到這一點時還特別得意﹐他說﹐「我心裡最滿意的乃是我手上組織成功的教學集團」。誠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清華鼎盛時期的名教授中許多是由羅家倫聘請來的。
清華大學能夠吸引國內的一流教授﹐尤其是那些想潛心做學問的教授﹐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清華大學校園寧靜優雅﹐非常宜居﹔二是清華的教員有法定的假期﹐旅費由學校提供﹔三是教員上課鐘點較少﹐進修時間較多(出國深造的機會一大把)﹔四是圖書館､試驗室的經費充足﹐資料和設備齊全。至於教員的薪金待遇﹐絕不會低於國內的其他國立大學。
羅家倫以國民黨激進派人士的高姿態﹐挾南方新興政治勢力的威權﹐到北京做國立清華大學的掌門人﹐大刀闊斧地改革﹐禮聘北大出身的教授(楊振聲､馮友蘭､周炳琳等)擔任教務長､學院院長﹐破壞了「清華人治清華」的老規矩﹐自然多方招嫉。1930年﹐北方軍閥閻錫山與馮玉祥短期合流﹐處處為難國民政府﹐大唱對台戲﹐親閻派的學界牛人為討主子歡心﹐極力煽動學潮來驅逐羅家倫。有心人留下了這段歷史的回憶﹐其中兩人的文字是相對客觀的。《蔣廷黻回憶錄》第十二章「清華時期」中有這樣一段話﹕
校長羅家倫是國民黨忠實黨員﹐同時他也是教育界優秀的學者。雖然他忠於國民黨﹐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訂為課程﹐但他畢竟是個好人﹐是個好學者﹐所以他不想把清華變成任何一黨的附屬品。… …清華教授中有些是不滿羅的﹐因為他是個國民黨員。他們認為羅的辦學政治色彩太濃﹐不適合他們的胃口。再者羅校長過去和清華沒有淵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喜歡展露才華的人﹐此種個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當反羅運動一開始﹐多數授都袖手旁觀﹐不支持他。
應該說﹐氣魄宏大﹐作風果敢﹐為人坦率﹐是羅家倫的優點﹔年輕氣盛﹐露才揚己﹐治校強調鐵腕﹐較少變通﹐則是羅家倫的缺點。他在清華時身著戎裝﹐秉承恩師蔡元培的軍國民教育思想(北大的學生軍很成氣候)﹐強推軍訓﹐起先是嚇跑了張岱年(轉投北京師範大學)﹐其後又險些開除沈有鼎(哲學系才子)﹐此舉自始就不受學生歡迎﹐終於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但無論橫看側看﹐羅家倫都是功大於過﹐並非清華的罪人。中原大戰時﹐閻(錫山)系勢力意欲控制北平學界﹐給羅家倫強加「黨化教育」的罪名﹐迅速釀成「驅羅風潮」﹐某些罔顧真相的清華學生推波助瀾﹐多數教授默不援手﹐這種樂觀其敗的態度令羅家倫十分寒心。五四健將成也學潮﹐敗也學潮﹐「且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真令人唏噓。
三松堂主馮友蘭是羅家倫進清華掌校的四人班子成員之一﹐他讚賞羅家倫在清華所做的四項學術改革﹕第一﹐提高教師的地位(將「職教員」修正為「教職員」﹐教員的待遇和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第二﹐提高中國課程的地位﹔第三﹐壓低洋人的地位﹔第四﹐放開女禁。馮友蘭與蔣廷黻有一個共識﹕羅家倫來清華掌校以及去職都是由於政治因素居間作用。蔣介石在政治上能夠掌控北京時﹐羅家倫在清華就能有所作為﹐一旦蔣介石的政治影響力暫時淡出北京﹐羅家倫就進退失據﹐難以立足﹐這純屬時勢使然。
羅家倫執掌國立清華大學校政不足兩年﹐執掌國立中央大學校政則長達九年﹐如果說他在清華大學只是小試牛刀﹐那麼他在中央大學就是大顯身手了。
自1928年建校以來﹐國立中央大學幾經學潮和「易長風潮」的衝擊﹐再加上辦學經費捉襟見肘﹐困擾難除﹐校政長期處於半癱瘓狀態﹐教學和研究始終未上正軌。1932年8月﹐羅家倫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原本他不想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無奈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門力勸﹐「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羅家倫有天然的愛國心﹐「不忍在國難期間﹐漠視艱危而不顧」﹐於是他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但他要求政府保障辦學經費﹐給予他「專責與深切的信任」。
1932年10月11日﹐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懸鵠甚高﹐「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他以柏林大學為例﹐當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侖的軍事擠壓時﹐一代學者積極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貢獻綦大而影響深遠。他為國立中央大學撰寫的校歌歌詞為﹕「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羅家倫從歌詞中取出「誠樸雄偉」四字作為新校風的關鍵詞﹕「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陞官發財的途徑﹐不作無目的的散漫動作﹐守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樸」﹐就是質樸和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充門面﹐「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就是無懼無畏的氣魄﹐改變中華民族柔弱委靡的頹狀﹐善養吾浩然正氣﹐男子要有雄風﹐女生須無病態﹔「偉」﹐就是偉大崇高﹐力避門戶之見﹐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誠樸雄偉」和「勵學敦行」八字至今仍是南京大學(中央大學的後身)的校訓。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葆有獨立精神﹐復興中華民族。非常時期﹐他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鬆弛﹐中央大學為此採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羅家倫是五四健將﹐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措施無比強硬﹐此舉確實促人深思﹐耐人尋味。學生離開學校﹐去社會上蹚政治的渾水﹐只會被人利用﹐學業的荒廢固然可惜﹐有時激成慘禍﹐還會危及生命。在羅家倫身上﹐我們不難看出五四健將們的精神嬗變﹐由感性的霧散抵達理性的晶凝乃是成長和成熟的必然結果。
羅家倫的治校方略為「安定」､「充實」､「發展」六字﹐擬分三個階段來實行﹐每個階段約摸需要三年。然而形勢比人強﹐七七事變後﹐中央大學內遷至重慶沙坪壩﹐在炸彈如雨的戰爭年代﹐安定已無從談起﹐但即使得不到經費的全額支持﹐中央大學仍然有較大的充實和長足的發展﹐學生人數從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為此開辦了柏溪分校。有一次﹐日機轟炸沙坪壩中央大學校舍﹐炸塌了二十多座房屋﹐羅家倫的辦公室也在其列﹐就在這間四壁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裡﹐他照舊辦公﹐並且撰成《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亮出精神之劍﹕「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此言擲地有聲﹐足以廉頑立懦。身為大學校長﹐羅家倫勝任繁劇的事務﹐但他的特長仍是演講和寫作﹐他向學生演講「新人生觀」﹐多達十五次﹐其內容包括「動的人生觀」､「創造的人生觀」和「大我的人生觀」。1942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新人生觀》﹐羅家倫將它作為戰時的精神禮物﹐「獻給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此書出版後﹐五年間再版二十七次﹐是名副其實的暢銷讀物。他希望中國人具有「理想」､「智慧」､「人格」､「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運動家的風度」和「文化的修養」﹐即使放在今天﹐這些項目中國人欲臻善境﹐仍是任重而道遠﹐較之當年更加舉步維艱。
有人說﹐羅家倫缺乏學生緣﹐不管他多勤勉﹐貢獻多大﹐學生總是不願意買他的賬。為何如此？原因竟出在他的長相上﹐一個大鼻子﹐雖不礙事﹐卻有礙觀贍。中大學生戲稱他為「羅大鼻子」﹐某促狹鬼作五言打油詩﹐極盡調侃之能事﹕「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凶﹐沙坪打噴嚏﹐柏溪雨濛濛。」醜化他的詩作還有更為露骨的﹐實在有辱斯文﹐不堪筆錄。
1941年8月﹐羅家倫請辭中央大學校長。原因是什麼？一說是辦學經費捉襟見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說是羅家倫與教育部長陳立夫之間存有嫌隙﹐難以調和﹔一說是羅家倫不肯拿大學教授的名器作人情﹐得罪了權貴﹔一說是蔣介石為了獎勵汪(精衛)系歸渝人士顧孟余﹐暗示羅家倫騰出中大校長職位﹐羅家倫遂欣然讓賢。不管是哪種原因﹐羅家倫從此離開了教育界﹐則是不爭的事實。他一派詩人光風霽月的性情和士大夫休休有容的涵養﹐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根本不是做政客的材料﹐卻偏偏要去混跡於政客圈中﹐日日與之周旋﹐那種「業務荒疏」的窘態和處處吃癟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這位五四健將注定不是宦海中的游泳高手﹐嗆水的時候﹐他更希望回到大學校園﹐那裡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羅家倫執掌大學校政﹐處處取法乎上﹐是真正的斫輪高手﹐可惜為時勢所限﹐未能盡展長才。
1945年9月9日(受降日)﹐羅家倫在《新民族觀》的序言中筆歌墨舞地寫道﹕「我們要認識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那時﹐他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位已經四年﹐但他這番話仍是說給中華民族的青年聽的﹐他對他們始終寄予厚望﹐抱有信心﹐不可能逆料到他們將會遭遇空前的政治劫難﹐竟被徹底地耗費掉。
在上海復旦公學就讀時﹐羅家倫十八歲左右年紀﹐就結識了黃興､戴季陶等國民黨要人﹐但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梁啟超﹐後來操觚染翰﹐他走得順風順水的也是梁任公「筆端常帶感情」的路子。羅家倫學業優異﹐行有餘力﹐還擔任《復旦雜誌》編輯﹐撰寫了一些直抒胸臆的華章﹐顯示出「少年中國之少年」的雄風勝概和文采風流。請看看這段行文﹕「若欲以二十世紀國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須有春日載陽､萬象昭蘇之慨﹐切莫暮氣沉沉﹐氣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為新學生﹐切莫淪為陳死人」。你不妨拈出其中的三個副詞來琢磨﹐「必須」､「切莫」､「一定」﹐全都語氣斬截﹐不留任何迴旋餘地﹐這既說明作者自信彌滿﹐也說明他少不更事﹐對前路的艱難險阻缺乏預見﹐此時此刻的樂觀只不過是個氫氣球﹐虛懸在半空而已。
190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在巴黎發起「進德會」﹐首倡「不為官」､「不置私產」。七年後﹐張靜江､張繼､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乘民國新肇之東風﹐在上海嘗試成立「進德會」﹐確定「一切從我做起﹐致力改變社會」的宗旨。「進德會」的「當然進德」(必須遵循之條例)三條是﹕不狎邪﹐不賭博﹐不置妾﹔「自然進德」(非強制約律)五條是﹕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會員分為三等﹕「持不賭､不嫖﹐不娶妾三戒者為甲等會員﹔加以不做官吏､不吸煙､不飲酒三戒為乙等會員﹔又加以不做議員､不食肉為丙等會員。」1918年5月28日﹐北京大學進德會召開成立大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中的戒律依循舊規。在污煙瘴氣的社會裡﹐知識精英修正私德﹐砥礪情操﹐這個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道德完美主義很難落實和變現。在進德會成員中﹐小賭怡情的並非個別﹐吃花酒的也顯有其人。陳獨秀不謹細行﹐常作狹邪游﹐甚至鬧出大動靜﹐由於爭風吃醋去八大胡同揮拳打場﹐抓傷妓女的敏感部位﹐招致京城媒體的圍攻。不做官就更難了﹐連會長蔡元培也未能免俗﹐他做過北洋政府教育部總長､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北大進德會成立伊始﹐就吸納了七十多名教員､九十多名職員､三百多名學生為會員﹐當時北大的教職員共有四百多人﹐學生不足兩千人﹐進德會的規模不可謂不大。
羅家倫是北大進德會甲等會員﹐只須持守「不賭﹐不嫖﹐不娶妾」的戒律﹐做官本是無妨的﹐不算違規作業。然而他在官場進進出出﹐所言所行頗遭詬病﹐成為左派文學青年攻擊的靶子﹐被斥罵為「無恥的政客」﹐這真是他的不幸。
1946年6月17日﹐王元化在上海《聯合晚報》副刊上發表短文《禮義廉》﹐射出了一枚頗具威力的「開花彈」﹕「曾任某大學校長的羅某﹐五四時代之健將也。『革命已經成功』﹐但『同志仍須努力』﹐遂混跡官場﹐步步高陞。二次大戰前﹐羅某吹捧希特勒﹐將《我的奮鬥》一書﹐列為青年必讀書之一。抗戰後羅某又搖身一變﹐成為『愛國分子』。惟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多譏其醜﹐遂戲贈打油詩一首﹕『一生做幫閒﹐兩手只要錢﹐三擅吹拍騙﹐四講禮義廉』。」以「禮義廉」為文章題目﹐王元化意在嘲罵羅家倫無恥﹐這是很嚴重的道德控罪。當時﹐王元化二十六歲﹐左派青年的性格偏激自然是難免的﹐但他的文章代表了許多青年學生對羅家倫從政的失望和反感﹐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
在北大進德會的章程中﹐對於「不做官吏」有一個解釋﹕「凡受政府任命而從事於行政司法者為官吏。但本其學藝而從事於教育學術實業者﹐不在此限。」照此解釋來看﹐即使羅家倫是乙等會員﹐他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應不算做官﹐至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教育處處長､滇黔黨政考察團團長､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首任新疆省監察使､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和國史館館長﹐就該算做官了。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他還做過兩年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這個職務更難脫做官的嫌疑。抗戰期間﹐羅家倫與傅斯年結伴去四川江津﹐探望陳獨秀﹐他們想資助窮困潦倒的恩師﹐卻沒有看到好臉色﹐白白挨了一頓臭罵﹐只好落荒而逃。羅家倫挨罵的緣由就是像他這樣一個有名有數的五四健將竟墮落為國民黨的「臭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