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軍與滿洲統治集團的關係
為了鞏固統治，清廷在入關後即確立了對八旗的「恩養」政策，但隨著八旗人丁的大量繁衍以及物價上漲、奢靡日甚等原因，八旗生計日益惡化。迫不得已，八旗中的漢軍在乾隆初年率先奉旨出旗為民。在出旗過程中，清廷並不是漫無目的地草率裁撤而是有選擇地按地域和軍種批次出旗，並盡力加以安置。綜合起來限定漢軍出旗的標準包括：禁旅還是駐防的八旗漢軍，降清時間先後及歸降後的功績多寡，出身地位及日常表現情況，出旗後的生存能力及適應性。「漢軍出旗」是清代八旗制度的重大調整，它所引發的旗民之間身份變化是清廷調整社會內部矛盾和對各勢力集團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結果，也與清朝統治者對待漢軍的一貫態度息患相關。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爾哈赤與清太宗皇太極在統一女真(滿洲)諸部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特殊政權組織形式，有著兵農合一、軍政合一的顯著特點。入關後為加強八旗的軍事職能，鞏固八旗制度的經濟基礎，清廷對作為國家統治軍事基礎的八旗成員採取了「恩養」的措施，建立了一套以官缺、旗地和月餉為三大支柱的互補性特權經濟模式。
在政治上，順治初年清朝統治者強調八旗是「國之根本」，將其作為維護和加強統治的重要支柱看待。為確保八旗統治的鞏固和穩定，清廷採取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官缺制度」，即在政權結構內按民族成分把各種官職定為「缺」，根據官員的身份和資格以「官」補「缺」。清朝自定鼎北京，中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到乾隆中期才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官缺制度。這套制度是一種固定化的官位佔有，不僅在統治集團內部進行權利的分配，同時也保障了核心統治集團的利益。
在經濟上，清廷為避免八旗甲兵因分心生計勞作而降低戰鬥力，在人關之初就對八旗制度加以變革，在保持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剔除了八旗制度中原本包含的生產性因素，進而通過圈占、投充和撥補等方式，在北京周圍和盛京附近劃出大量土地作為八旗兵丁的份地，即所謂「旗地」。旗地主要分佈在關外和直隸地區，在八旗內部按照功勛和官職等級進行分配。八旗兵丁的份地為每丁五晌(一晌約六畝)，「一壯丁子田三十畝，以其所人為馬芻菽之費」。份地制度由清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未有大的變化。僅就畿輔地區而言，經過順治二年至三年、四年至十年、康熙三年至八年三次大規模的圈地，畿輔土地被佔十七萬餘頃，約占康熙八年全國耕地面積五百四十三余萬頃的1／32。各地駐防八旗圈占的旗地具體數目已無從查考，但從個別地區的數字上仍可略窺全貌，太原有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又四畝、德州有四千三百八十五晌、西安有兩百八十晌、寧夏有兩千六百畝，雖然總體看來駐防圈地規模較小，但駐防各省似乎均有存在。清廷在圈占旗地的基礎上建立了為數眾多的皇莊、王莊、官莊、八旗兵丁莊田，希望借此保證對滿洲貴族和八旗將士的日常供應。八旗兵丁在獲得土地後，大多依靠戶下家奴從事份地上的耕種。旗人無須親身耕作狩獵，僅按時收取土地上的收穫物，就可以從劃歸自己名下的旗地中定期定額取得收益。
除旗地收入以外，披甲當兵的旗人，由清廷按月發給—定數量的銀和米，稱之為「月餉」和「年米」。「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核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且於京城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通過上述「恩養」措施，被稱為「旗民」的八旗成員在人關初期的生活可以稱得上是豐衣足食。然而隨著人口的繁衍和奢靡之風日盛等原因，自康熙朝開始旗人的生計問題變得日益嚴重，並逐漸發展成為有清一代的一大痼疾。為維護統治基礎和政權支柱，康熙及雍正二帝都曾費盡心機地試圖維護和振興八旗制度，並先後採取了如擴大兵額、增加和賞賜糧餉、回贖旗地、京旗回屯等一系列措施，以謀求八旗生計問題的徹底解決，但多勞而無功。乾隆帝即位後做出了一項似乎能從根本上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辦法一漢軍出旗，即在保證清朝核心武裝力量—滿洲和蒙古八旗的編制與待遇穩定的前提下，將人關前後投奔和收編的八旗漢軍有選擇性地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為民，所餘兵額交由滿洲與蒙古八旗頂補。清廷認為如此一來，應當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作為八旗核心的滿蒙官兵的生計問題。
漢軍出旗為民是指具有正身旗人資格的八旗漢軍成員豁除旗籍，出旗編入州縣民籍。乾隆七年(1742)四月，乾隆帝明令在京八旗漢軍人員，「除從龍人員子孫，其餘各項人等，如有改歸原籍者，準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人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準其前往入籍居住」。這就是著名的八旗漢軍「出旗為民令」。就當時清廷對漢軍出旗所下達的一系列上諭和出旗人員的實際狀況而言，出旗政策的實施是由少量到大量，由自願到強制，由試探到逐漸形成標準的一個漸進性過程。而「出旗標準」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昭示著統治者的基本政策傾向與實質。
八旗漢軍出旗首先是以京畿禁旅八旗為主要出旗對象的。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諭令「將京城八旗漢軍人等聽其散處，願為民者準其為民」。為此，清廷作出了一些限制和規定：首先，不允許人關以前已經編入八旗漢軍人員的後代出旗為民；其次，明確規定八旗漢軍中「文職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職自守備等官以上，俱不準改歸民籍」。
此次八旗漢軍出旗的範圍局限於駐防在北京附近的禁旅八旗，且採取明確範圍，自願出旗的原則。由於較多限制的存在以及八旗兵丁入關日久，銳氣耗盡，貪圖北京安逸生活等原因，第一次以禁旅八旗漢軍為試點的出旗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以定例太拘，故出者寥寥」。至乾隆八年四月，「漢軍出旗為民，查現在情願為民者一千三百九十六人」。因為京旗響應者寥寥，生計壓力又日益嚴重，清廷於是決議改弦更張，將出旗減負的重點放在各直省，著手辦理駐防漢軍旗人的出旗事宜。
從乾隆十九年開始，大致至乾隆四十五年，清廷以駐防八旗漢軍為主要對象，開始了新一輪的八旗駐防漢軍的出旗高潮。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清廷宣佈允許駐防八旗漢軍人員出旗。乾隆帝首先命令福建總督喀爾吉善會同福州將軍新柱(鑄)，將福州駐防八旗漢軍人等「亦照京城漢軍之例，各聽其散處經營」。是年七月，出旗範圍又陸續擴大到京口、杭州、廣州等地的駐防漢軍。為了妥善處理善後事宜，乾隆帝又進一步規定「當地綠營缺出，即將出旗漢軍頂補」，漢軍「所出之缺，即將京城滿洲兵派往頂補」。這樣「則京城滿洲既得疏通而本處漢軍等於生計之道亦得自由，誠為兩便」。
同時為了加大八旗漢軍的出旗數量，乾隆帝不再堅持京旗出旗時設定的諸多限制，放寬對出旗人員的約束並給予了諸多補償措施。乾隆二十三年(1758)諭令：「八旗漢軍年老殘疾不能當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養者，俱令為民。其閑散人等，無以養贍，依靠親屬者，亦令出旗為民。至於領種官地之人，久在各州縣種地，業屬各州縣管束，應即令其就近為民。」乾隆二十七年議準，「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靠之處，任其隨便散處。願為民者聽。又議準，漢軍內六品以下現任官員、並一應候補候選告退革退文武官員及兵丁閑散人等，有情願改人民籍者，呈明報部後，該旗造具家口清冊咨部。由部轉行各該省州縣，收入民籍」，「漢軍請人民籍者。本支家口一體改入」。由於清廷對漢軍出旗為民政策的調整和完善，對駐防漢軍在地域和身份上的限制越來越趨於寬泛。表面看來，八旗漢軍在面臨生計壓力時被給予了更多的關註，在擺脫旗人的人身束縛及從事自由職業的選擇上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自主權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簡單。
由於各駐防地的具體情況不同，漢軍的出旗大致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漢軍出旗與駐防減額同時進行，不另派滿洲兵丁補額。江南社會的長期穩定，使得京口、杭州軍事駐防的意義逐漸消減。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將京口將軍裁撤，僅留一名副都統駐鎮江，歸江寧將軍管轄。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將駐防京口的漢軍領催、馬甲、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行裁汰，並更定官兵額數。在同一年，清廷將杭州駐防四旗漢軍馬甲、步甲、炮甲、鐵匠等共1900名裁撤，並裁漢軍副都統一人。另一種做法是在漢軍出旗後，由京師或其他地區調撥滿兵頂補。出旗漢軍轉為民籍，其中能披甲者有相當一部分轉入綠營。福州、廣州、西安是軍事要地，福州、廣州原由漢軍單駐。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州原設四旗漢軍官兵悉令出旗改補綠營。乾隆二十年(1755)，廣州漢軍出旗，但最終只裁撤了半數：漢軍3000人中，有領催80人、馬甲1420人出旗為民。所遺留的缺額由京師選派滿洲八旗補充。乾隆二十九年(1764)，裁綏遠駐防「漢軍二千一百一十七名，悉全出旗，分撥直隸、山西兩省，改補綠旗營」。西安是清王朝在西北的軍事要樞和穩定新疆的戰略大後方，駐防兵丁大多曾浴血疆場，戰功卓著。因此。清廷對西安駐防漢軍的出旗表現得十分謹慎，出旗花費的時間也較長。早在「乾隆二十一年和二十五年兩年，清查(西安)各旗分應行出旗為民戶口，至今六年間，出缺裁汰官兵二百五十餘員名」。乾隆二十八年再次「令漢軍一千餘陸續出旗，分別改補綠旗營」。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裁西安駐防漢軍馬步甲二千三百名，炮甲二十四名，弓匠八名，改充綠旗營兵。增設滿洲、蒙古馬甲一千二百名，步甲一百名，由京師八旗滿洲、蒙古內揀選派往」。
總之，截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各直省駐防中，除廣州駐防因滿人旗兵難以勝任水師，故只裁減一半員額，改為滿漢協同駐防外，其餘各省的駐防漢軍已基本出旗分流。
是否為清初從龍入關的老遼東漢人是八旗漢軍出旗的又一項重要衡量標準。如上文所述，發自乾隆七年的第一道漢軍出旗上諭中明確提到：「八旗漢軍，其初本系漢人。有從龍人關者，有定鼎後投誠者，有緣罪人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有內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姻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勛，毋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民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於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情願改歸原籍者，準其該處人民一例編入保甲。有情願外省居住者，準其前往居住。此內如有世職，仍令許其承襲，不願出旗者聽之。」此段上諭包含了三重含義，首先，漢軍原本就是漢人，出旗後應與漢人一體對待；其次，清初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要區別對待，免其出旗；最後，漢軍的出旗完全出於自願。此上諭發出後，清廷又加以規範，「前降諭旨… …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應星請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由此可見，在漢軍出旗伊始，由於漢軍中上層的手中握有較大的權力，更不必為生計擔憂，因此多不願出旗，反而是眾多真正需要照顧的底層漢軍甲兵大量出旗，陷於孤苦無依的境地。也就造成了「有力願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之後，無以為生」的局面。
八旗漢軍的編組是隨著與明王朝的戰爭逐步升級，並在大量降附漢人的加入下不斷得到擴充。崇德七年(1642)六月，由於松錦之戰後，降俘的人眾甚多，時機也已成熟，清太宗皇太極將原有漢軍四旗加以擴充，編成八旗漢軍。史載：「設烏真超哈八旗。」旗色、官制均與八旗滿洲相同。八旗漢軍編成時，有兵「兩萬四千五十」。八旗漢軍所轄佐領，崇德末年共有157個，又半分佐領5個；入關後陸續將降附漢人及三藩上層人員編為佐領，順治年間淨增47個，又在兩個半分佐領中增加人丁編為整佐領。順治十五年(1658)，共有漢軍佐領206個，又半分佐領三個。康熙朝，因大量三藩餘部的加入，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漢軍佐領又增至258個，又半分佐領一個。雍正末年八旗漢軍佐領增至270個。結合入關前後的漢軍佐領數目可知，八旗漢軍約有113個佐領是在人關以後編成的，這些佐領成員多是投降的明軍殘部和農民軍餘部。史載：順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以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等招降公、侯、伯、總兵、副將等官三百七十四員，撥入八旗」。第二年四月又「分隸投誠官於八旗，編為牛錄(佐領)」。此外，據《清史列傳》記載，劉芳名、李國英、許定國、馬得功、田雄、白廣恩等明朝降將，均先後編人了八旗漢軍。這些由人關後歸降人員編成的漢軍佐領或拱衛京師或駐防各地。查《欽定八旗通誌·旗分誌》，在乾隆年間漢軍出旗過程中，禁旅八旗中僅裁減歸降漢人組成的佐領半個，即由臺灣劉國軒與鄭氏族人合編的正紅旗第五參領第一佐領。其中原因，主要是大量入關後新編成的漢軍佐領，是以駐防的形式駐紮在各地。
除上述從龍入關人員以及入關後的歸附者外，考察八旗漢軍還必須要關註這支軍隊中的一股特殊勢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三順王及續順公」所部人員的編制變化。所謂「三順王」及「續順公」，是指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崇德年間先後降附清朝後金的明朝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沈誌祥。孔、耿、尚三王與續順公沈誌祥及其親族雖在清初就已編人八旗漢軍，但其所部並未隸屬於八旗漢軍，只是在編製、待遇等方面與八旗漢軍相似。三王、續順公以及後降的吳三桂所領舊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綠營的一種特殊的軍事編制。這是清初統治者對降兵降將實施籠絡和利用獨特政策的結果。直到「三藩之亂」後，他們所隸舊部以及三王、續順公的後代子孫才被歸入八旗。這也是康熙朝八旗漢軍佐領數有較大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裏重點討論的是在三藩之亂後被編入八旗漢軍的所謂「叛逆」，在乾隆朝八旗漢軍大規模出旗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亂後，吳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脅者外，悉發邊遠充軍，以罪人待之，不編入旗岫。此外尚有餘存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殘部，因為實力已受到極大的削弱，「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至此，三順王、續順公的餘部才完全被編入漢軍。三順王和續順公沈誌祥本人及親族分別整編的八旗漢軍佐領，入旗較早，而且在漢軍出旗過程中基本保持穩定。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壯丁，分為五個佐領，隸鑲黃旗漢軍旗下」。考諸《欽定八旗通誌-旗份誌》，尚氏所領有的五佐領在乾隆六十年仍然存在，而其他三王所屬佐領也並未削減，這就說明在八旗漢軍裁減的過程中，由三順王和續順公沈誌祥本人及親族編成的佐領似乎並未受到波及。至於原隸屬藩下的普通士兵在被編人各地駐防漢軍後，在乾隆裁減漢軍過程中並未受到優待，與駐防各地的八旗漢軍一同出旗為民。
清代「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的軍民合一制度也是八旗戶籍制度的組織形式。所謂八旗「戶籍」，就是以丁立籍，稱作《丁冊》；以戶立籍，稱作《佐領戶口冊》。其上詳細記錄了八旗人丁生子生女，成丁成戶等事。清初，雖有戶籍制度，但還很不完備，因為戰亂頻仍，人口流動性大，執行起來也就比較鬆弛。在緊迫的戰爭形勢下，人員的使用勢必要遵循不論出身、唯才是舉的原則，這就造成清初八旗戶籍管理混亂，多有冒報戶籍等情況的發生。雍正、乾隆朝以後，旗人生計問題突出，清廷著手開展以另記檔案、養子和開戶為重點的戶籍清查活動。但凡開戶、養子和民人因親人旗者，不論在旗時間長短，全部予以清出，作為另計檔案人使用，這其中又以八旗漢軍清查出的人數最多。
「另記檔案」「養子」「開戶」這些清代八旗戶籍制度中的術語是相對於八旗「正戶」而言的。據《清會典》記載：「凡八旗士族，載在冊籍者日正戶」，「凡分晰戶丁，八旗氏族，冊籍可稽，即以軍功勞績奉旨入冊者日正戶。」也就是說「正戶」是清代八旗戶籍的一種，地位也最高，在選補兵額，充任低級軍官等方面，都享有種種特權。凡是記載在八旗戶口冊籍上的八旗氏族都可以稱為「正戶」。
「另記檔案」最初僅指開戶冒入另戶的人員，其後應用範圍逐漸擴大，包括民人冒入旗籍，開戶因軍功而為另戶，戶口不清，犯有嚴重過失者等都被歸入「另記檔案」之中。這些「另記檔案人」雖擁有獨立的戶籍，繼續任職、披甲當差，暫時還享有正身旗人的部分權利，但處處受到歧視。雍正時，下令清查八旗戶口源流，把數世以來混入另戶的開戶人清理出來，以與滿洲之正身另戶相區別。清廷對這些清理出來的開戶人另記檔案，限制使用。
「養子」的來源包括三種，其一來源於正戶，其二來源於旗人的「家生子」，但絕大部分還是來源於抱養民間的漢人生子。「八旗開檔為義子之人，系(旗人)年老無嗣… …故令其披甲養贍」。「開戶」，即處於奴僕地位的戶下人，因隨主人出征作戰，立有軍功等原因，清廷允許他們在償還主人身價後從主人戶下分離出來，擺脫奴隸的地位，另立戶籍。也有的戶下人，或因數代服侍主人，或於主人有恩德，主人主動呈請取消戶下人奴籍，將其開戶。
如上所述，「另記檔案」「養子「開戶」人等，或因出身低賤，或因冒人旗籍，俱是曾犯過失之人。因此在出旗時，首先為清廷所不容勒令出旗。綜上所述，乾隆朝漢軍出旗過程中，包括養子、開戶與另記檔案人丁，駐京的勁旅八旗漢軍共出旗四個半佐領。考慮到部分從京師禁旅八旗中出旗的人員「在京師當差日久，不能在綠營當差，多願為民」，而「伊等食餉有年，一旦為民，不免有失生計」，清廷將部分京旗出旗人員調往廣州、福州頂替該地原駐防漢軍出旗後的缺額，加入該地的駐防八旗隊伍。
駐防八旗漢軍中另記檔案、養子、開戶人等的出旗為民，始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是年清廷決定「現在各旗及外省駐防內，似此者頗多，凡一切差使，必先盡另戶正身挑選之後，方準將伊等挑補，而伊等欲自行謀生，則又以身隸旗籍，不能自由。現今八旗戶口日繁，與其拘於成例，至生計日益艱窘，不若聽從其便，俾得各自為謀。著加恩將現今在京八旗、在外駐防內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準出旗為民」。原駐防各地的八旗漢軍中的另記檔案、養子、開戶人等均令出旗，但並不全如史載「出旗為民」，而是採用了較多的分流形式，或隸民籍，或入綠營。如乾隆十二年(1747)。「以綏遠駐防八旗開戶家丁二千四百名改發直隸、山西二省，充補綠營兵」。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廷將駐防鄭家莊的八旗漢軍官兵612名移駐福州，因無法充當水師，故全部撥補綠營。此外，在有八旗漢軍駐防的福建，清廷將另記檔案人戶一千名放出為民，讓其人籍自謀生路或改補綠營食糧。願意出旗的人員分別為民補伍，由清廷給與照票聽其前往。駐防各省漢軍中的另記檔案、養子、開戶人等出旗情況大致如此。
在確定漢軍出旗人員時，易為人們所忽略的是，清廷也將出旗人員的生存能力作為判定出旗資格的一項重要標準。如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因(漢軍人等)祖父曾外任置有房產，及在外有親屬可依賴為生，「潛往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因而明降諭旨「聽從其便」。乾隆二十一年(1756)，準在京八旗漢軍，駐防內別載冊籍收養子、開戶人等出旗為民，入籍何處聽其自便，本身田產準許帶往。漢軍京官外任綠營員弁及文職等官現在捐納候缺人員，閑散進士、舉人、生員，翻譯進士、舉人、生員等，俱準其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準六品以下現任文職漢軍官員及兵丁閑散人等，情願改籍者，轉行各該省州縣收入民籍，並議準，「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依靠之處，任其隨便散處，願為民者聽」。由此可見，清廷並沒有對出旗的漢軍人員完全採取不管不顧的態度，而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挑選有較多資產和謀生能力的人員出旗，其本身自有財產亦準許出旗人員攜帶出旗，以備謀生之需，其用心可謂良苦。但在八旗制度下，長期保持的單一軍事職能使絕大多數漢軍人員缺乏謀生技能，即使略有資財，也在出旗後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盡，逐漸陷入貧困之中。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漢軍出旗也並不是完全被動、強迫的結果。早在康熙中期，八旗漢軍就不斷爆發要求改善糧餉待遇的鬥爭，甚至以「逃旗」相抗爭。至乾隆初年，除漢軍旗人外，許多滿、蒙旗人也加入了逃旗的行列。據乾隆十年(1745)的統計，僅山海關、熱河、張家口等地一年之內，「各處報逃之案，竟有二百五十餘起之多」。儘管清廷為此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對逃亡八旗人丁甚至以逃人論處，但仍無法完全制止。加之生計日艱，清廷審時度勢之下，也就不得不準許漢軍出旗。
乾隆時期，八旗漢軍出旗所引發的漢軍身份變化是清廷調整社會內部矛盾和對各集團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結果。當然，它與清廷對待漢軍的一貫態度也是直接相關的。清朝統治者雖然宣稱「滿漢一家」，但內心深處仍然帶有難以逾越的民族觀念。同時，漢軍的出旗無論對漢軍、滿洲還是清代社會的發展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首先，八旗漢軍的出旗是一種在盛世籠罩下的潛在危機的暴露，清王朝在入關之初對八旗採取的「恩養」做法，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禍根。王朝中期以後，限於維護國家穩定的需要以及少數民族政權特有的民族思想，清廷對八旗生計問題始終拿不出一個既能治標也能治本的解決辦法。乾隆中葉的漢軍出旗雖然在短時間內緩解了這一矛盾，使得出旗為民的漢軍較早獲得了養贍自身的謀生本領，並對改善八旗制度內外的漢軍旗人生存狀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有助於維護滿洲正身旗人的利益和保持八旗制度的正常延續。此外，漢軍出旗也使得八旗內部的分利群體縮小，造就了一個利益目標更為一致、凝聚力更強的核心統治階層，從而維持了康乾盛世的延續。總的看來，徹底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辦法只能是從根本上顛覆八旗制度，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八旗制度在當時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清政權穩定的基礎。在此情形下，乾隆帝只有因地制宜，將八旗內部族屬差異較大，也最容易安置的漢軍派遣出旗為民。當然，乾隆帝的出旗政策是由其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和本民族的利益關係所決定的，也是其一貫施政指導思想的必然產物。乾隆帝的為政風格是「仰承皇考詒謀遠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間或法久弊生，隨時酌量調劑則可。若欲輕議更張，不獨勢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在此執政原則的指導下，八旗生計問題愈演愈烈。拖延之下，到道光時期，八旗問題已積重難返。國家統治的軍事基礎在大廈將傾前率先崩塌，清王朝的滅亡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八旗漢軍是清代遊離於旗人與民人之間的尷尬利益群體。這種尷尬主要來源於有清一代，作為征服者的滿洲與中原漢民族間持續存在的矛盾與衝突。一方面，漢軍具有滿洲貴族統治中國所不具有的特殊優勢，他們可以起到滿人難以達到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八旗人滿為患，解決旗人生計的現實問題又迫使清廷必須採取確保滿洲既得利益和根本地位的應變策略。在這種兩難情況下，八旗漢軍因為「其初本系漢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拋棄。這一特點在八旗漢軍出旗標準的選定以及出旗後遺留兵額的分配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中，與清廷關係較密切的京畿禁旅八旗採用自願原則，出旗人員較少，而且出旗後補償優厚，甚至出現了在京出旗後到地方加入駐防的奇怪現象。而駐防八旗則基本採用命令手段強迫出旗，善後事宜的安排也遠不及京旗的妥善嚴謹。
乾隆朝以八旗漢軍為中心的出旗政策實質是清初形成的勢力集團間利益的再分配，也是清廷面對八旗體制內部積壓近百年的各種矛盾的一次嘗試性解決。八旗漢軍作為清代統治集團內部實力最弱，與滿洲統治集團關係最為疏遠，也是最有可能順利完成出旗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受到了削弱，但同時也孕育了變革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