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黨只要權力不要活力
蘇聯共產黨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1898年成立時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8年改名俄國共產黨(布)，1925年改稱全聯盟共產黨(布)，簡稱聯共(布)，1952年改名蘇聯共產黨。為便於行文，本文不分時期一律稱為蘇聯共產黨(蘇共)早期是列寧締造的無產階級革命黨。它領導俄國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創建了蘇維埃國家。在爾後的74年裡，它歷經各種風雨，把蘇聯建成世界超級強國之一，卻經不起時代和改革浪潮的衝擊，於20世紀90年代初頃刻自行解散。對於這一歷史現象，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現在筆者從蘇共自成立至結束的歷史演變，闡述它後來已不是無產階級革命黨了， 毛澤東指出：「對於共產黨來說，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以後的任務更艱巨。」蘇共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後，確實為圓俄國的富強之夢做了很多事情，唯獨忘了自身的變革，後來變成了以控制政權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政黨和國家，無論從含義和職能來說，都是不同的範疇，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和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而建立的；而政黨則是隨著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人們參政意識的增強而形成的政治團體。國家以行政力量將社會矛盾和衝突限制在特定的秩序範圍之內；政黨的重要職能是在政權機關裡表現所代表的社會階級或群體的利益和意志。執政黨則是代表社會來行使國家權力。蘇共自掌握國家政權之後至自行解散，始終以黨代政、黨政合一，是背離政治文明發展的自然趨勢的。蘇共不思自身變革，以掌握政權為唯一目的，是和它實行以黨代政、黨政合一的方針分不開的。
現代社會的政黨政治是資產階級創造的。從資產階級創造典型的政黨政治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政黨政治的一般特點。
17世紀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時並沒有政黨。1679年5月，國會討論王位繼承人問題時，出現了分別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輝格黨和托利黨兩個集團，到19世紀40年代，演變成相對穩定的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國會兩黨制。到20世紀初，又演變成工黨和保守黨的國會兩黨制。
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也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爾後，經過第一共和國、第一帝國、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第三共和國等近一個世紀的政權更迭和政壇紛爭，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後，國民議會才形成相對穩定的多黨制政黨政治。
美國的政黨政治也是在獨立戰爭勝利之後，在國家體制完善的過程中形成的。19世紀20年代，國會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隸主利益的民主黨和代表西部農業資本家、北方工商業者利益的共和黨。南北戰爭後，由於奴隸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又有了變化。
如果撇開具體的英國君主立憲制、美國聯邦制、法國共和制等不同政體，也不管英、美的兩黨制和法國的多黨制，就典型的現代政黨政治的發育過程來看，都是：(1)先立國、制憲，後建黨，各政黨都在憲法的規範內通過公平競爭來建立和活動；(2)政黨是相對穩定的某一社會群體利益的代表者，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階級、階層的重構，政黨的名稱、組織也有所變化；(3)某一政黨一旦上台成為執政黨，就不能忽略全社會的普遍利益。這些，可以說是現代政黨政治的要素。現代政黨政治對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積極作用在於，有利於實現權力的制衡性、決策的民主性、競爭的公平性、利益的協調性、秩序的法制性。這幾乎被世界各國所認同。
蘇共成立於1898年，當時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建黨的目的在列寧看來首先就是奪取政權。20世紀初，列寧明確地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由於在建黨目的、黨的組織原則等問題上的分歧，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形成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派，它將指導思想、組織原則、活動策略完全集中到奪取政權上來，終於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蘇共隨之成為國家的執政黨。1918年，蘇共又憑借掌握的國家政權，以暴力取締了除蘇共以外的一切政黨，成為全國唯一的政黨。蘇共以暴力實現一黨專政的措施和現實，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成為日後黨權即政權、黨即國家的觀念氛圍和客觀環境。自此，蘇共始終以國家和憲法的締造者自居，凌駕於國家和憲法之上。
1924年1月，列寧在久病之後逝世。如果說列寧在當政時期尚沒有時間、條件和精力來考慮和調整作為國家執政黨以後的指導思想、組織原則、活動策略的話，那麼，斯大林當政近30年，已有足夠的時間、條件和精力來考慮和調整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斯大林始終堅持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提出「隨我們的進展，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的理論，使階級鬥爭常態化，不斷開展各種政治運動和「大清洗」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面實行書報檢查和輿論統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繼之。赫魯曉夫從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強調社會主義法制開始，對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關於黨的問題，赫魯曉夫在1961年10月的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國家」、「全民民主」、「全體人民的黨」等概念的思想。赫魯曉夫的改革，使「以野蠻的手段消滅俄國的野蠻」這種俄國文明發展進程的傳統出現轉折，開創以文明手段推進俄國文明的先肇。關於黨的改革的思想和觀念，儘管還不明確、不科學，但它表明赫魯曉夫希望改革蘇共，因為這個黨作為國家執政黨已有45年了，而指導思想、組織原則、活動策略卻絲毫不改奪取政權時期的那種狀況。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之後，雖然表示要貫徹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體制定的總路線」，實際上停止了赫魯曉夫已經開始的改革，全面回歸到斯大林時期去。剛剛開始提出、尚未有實際行動的關於變革黨的問題，也被悶死了。
縱觀蘇共93年的歷史，從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變為蘇聯國家執政黨；在這93年裡，世界和蘇聯社會都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而蘇共卻抱著最初的東西，拒絕變革。早期的蘇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體現者。但是隨著它成為執政黨以後，就逐漸變了。斯大林時期，蘇共無視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資和級別是國家規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資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皇時期工人平均工資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條件更差，多數是一家老少蜷縮在一間斗室裡。斯大林把各級蘇維埃變成橡皮圖章，這是對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業生產和管理的邊，和口頭、文字上鋪天蓋地的「工人是企業的主人」的宣傳，形成黑白分明的對照。
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的情況更慘。農業集體化是對全體農民的剝奪，稍有不滿的行動，即被作為「富農」，沒收財產，或被流放，或被關進集中營。隨之，農民被迫接受「農副產品義務交售制」，用斯大林的書面語言來說，是「為國家工業化繳納『貢稅』」。農民被死死地釘在集體農莊裡，實際上是把全體農民變成蘇共領導層的准國家農奴。蘇共內部以布哈林為首的部分領導人，對斯大林的這一「理論」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見，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為「黨內右傾覆辟資本主義」集團橫遭批判，直至被作為「帝國主義間諜」，慘遭殺害。
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會名人，也只許頌揚集體化，不許講真話。1931—1933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蘇聯傳統產糧區頓河地區農村去體驗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體農莊的收穫幾乎被國家征光了；徵糧隊像對待囚犯那樣對待農莊莊員；農村到處出現挨餓現象，不少地方大批餓死人；生產管理糟糕得難以想像。肖洛霍夫把這些觸目驚心的情況，多次寫信向斯大林匯報，希望能得到糾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僅僅在韋申斯卡亞區(北高加索)有2000戶農戶因沒有完成交糧指標，就被開除出集體農莊，隨後被沒收財產，連種蔬菜的地也被沒收，這些家庭只好等著餓死。徵糧隊挨家搜查糧食，「法院把從其宅旁地搜出糧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僅韋申斯卡亞區因糧食問題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們的家人隨即被遷往北方。」肖洛霍夫請求斯大林向韋申斯卡亞區和上頓河區提供救濟糧，因為農民都在挨餓。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復肖洛霍夫，訓斥說：「為了不在政治上犯錯誤，應當全面地看問題。您所在的區的那些令人尊敬的莊稼人搞了一場『意大利式的罷工』，他們才不在乎工人和紅軍是不是在挨餓，消極對抗是無聲進行的，從表面上看是不傷人的，但是這一事實並不會使下列事實得到改變：令人尊敬的莊稼人實際上同蘇維埃政權進行了一場『無聲的』戰爭，一場殊死的戰爭，親愛的肖洛霍夫同志。... ...令人尊敬的莊稼人也並非真是不傷人的，時間越長會看得越清楚。」斯大林就是這樣看待、對待農民的！
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學家被無辜剝奪自由，關在集中營裡從事科學研究。遺傳學和遺傳學家的遭遇，是蘇共對待科學事業和科學家的縮影。斯大林宣佈遺傳學是「資產階級偽科學」，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機構，查封研究書刊。享有國際盛譽的遺傳學家瓦維洛夫，被誣為「帝國主義間諜」，受迫害死於獄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再次掀起討伐遺傳學和迫害遺傳學家的新高潮，摧毀遺傳學研究。
尤其令蘇聯全國和全世界震驚的是，斯大林在當政的近30年裡，沒有停止過「大清洗」、大鎮壓運動，製造了數不勝數、匪夷所思的冤假錯案。據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僅有案可查的就達2578575起莫須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處死。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總數的65%以上是由非執法機關處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處決人數的83.8%，是被非執法機關鎗決的。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還不包括農業集體化運動、消滅富農、民族迫遷運動中受鎮壓、被處決的無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體屠殺已被解除武裝、被羈押在戰俘營中的21857名波蘭官兵，並且這僅僅是到1988年為止所查明的數字，最終數字至今未明。搞階級鬥爭，幾乎是斯大林的終生職業；整人幾乎是蘇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這樣概括斯大林和蘇共，也許並不過分。
蘇共成立之初，有意創立完全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制度，造福桑梓。但是當蘇共完全具有發展生產力的種種條件之後，它已不再代表先進生產力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經濟全球化成為時代發展的趨勢。由此，引起生產管理、觀念、社會結構、社會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深刻變化。一些有遠見卓識的科學家多次向蘇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提出關於發展蘇聯科學技術、促進社會全面前進的方案和建議。可是，這些方案和建議被鎖入保密櫃不見天日。
此時，蘇聯已建立半個多世紀了，國家經濟實力雄厚，政局比較穩定，某些科學技術，尤其在某些軍事科學技術方面，還領先於美國。人類社會的第一、第二次科學技術革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貢獻，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兩種社會制度激烈競爭的年代掀起的。此時的蘇聯已完全具備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所作為的條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把聚斂起來的財富、先進的科學技術、優秀的科學技術人才，用於發展以核武器為中心的軍備生產，與美國展開核軍備競賽，推行名為「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新「世界革命」戰略。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坦克的年產量是美國的4杄5倍，大炮年產量是美國的9倍，核潛艇年下水量是美國的3倍。在國防工業部門工作的員工，美國約220萬，蘇聯是500萬—800萬。勃列日涅夫在核競賽和爭霸世界中確實取得成績，達到俄國有史以來的鼎盛，趕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但是，國內人民生活質量卻基本上原地踏步，生產管理及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國家經濟狀況連年下滑。與此同期，西方國家，甚至某些原來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借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勢，強勁地發展和崛起了。1970年，蘇聯在煤、焦炭、拖拉機、水泥的生產水平方面都超過美國，鐵礦石的採掘量是美國的6倍,可是日用消費品生產只有美國的1/6。戰後時期，蘇聯的科研人員是美國的2倍，而蘇聯科學家獲諾貝爾獎的人數只相當於美國的1/14。許多科學家、藝術家、作家，難以在蘇聯從事研究和創造，紛紛移居國外。蘇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證明蘇共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相比之下，本來就已龐大得嚇人的官僚隊伍則更加膨脹起來。僅蘇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各機關，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各機關，這些機關的幹部就達到50萬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趕緊把赫魯曉夫規定、尚未切實實行的領導幹部、蘇共中央委員的任期制、輪換制予以廢除。於是，自1965至1984年，高層黨政機關幹部層幾近凝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數的任期超過15年,中央委員大多數任期超過12年,其中像波諾馬廖夫已有34年，齊米亞寧已有25年。1981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超過70歲。政治局會議一般是15分鐘左右；勃列日涅夫連讀幾分鐘讀秘書準備好的講話稿都結結巴巴、氣喘吁吁。黨員數字雖然已達1500萬，但黨員和黨的決策毫不相干。黨代表大會是一種裝飾，代表們發言的內容實際只有兩條：一是匯報自己的工作，二是頌揚以「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勃列日涅夫同志為首的政治局。
由於蘇共已是個只要權力、不要活力的政黨，因而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只是被用於裝飾，而被教條主義化和實用主義化了。其實，馬克思列寧主義早被蘇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縛人的思想的繩索。茹拉夫廖夫主編的《俄國史——蘇維埃社會》稱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是「對任何變動，無論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後，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氣候中都穿著斯大林官員傳統的『外套、帽子和膠皮套鞋』。這位聰明的經院哲學家和教條主義者、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常勝者不無理由地擔心：斯大林建立的軍事動員制度，儘管其結構強暴而殘忍(也許正因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為其中任何構件的改變，尤其是重心的轉移——設想一下，把金字塔翻過來——都有使這一制度完全毀滅的危險」。毫不奇怪，在現已解密的堆積如山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中，未見一紙關於他們自己如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文字記載。
寫到這裡，應該對本文的主題，即蘇共是個什麼樣的黨，作出明確的正面回答了。1936年11月，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在蘇聯，「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剩下了工人階級，剩下了農民階級，剩下了知識分子」。蘇共不代表工人、農民、知識分了的利益；不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切為了政權，拒絕自身的變革。蘇共在它存在的歷史中，始終堅持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堅持一黨專政。從它成為執政黨之後，實行幹部委派制、領導職務終身制、以黨代政制。在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社會發展唯一動力、一黨專政與實行幹部委派制、領導職務終身制、以黨代政制之間，很難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許，它們之間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機統一，就如蘇斯洛夫所說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於蘇聯共產黨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黨，可以這樣說：蘇聯共產黨本來是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黨，可是，在它奪取國家政權，成為國家唯一的執政黨之後，拒絕自身的變革，已經逐漸演變成尚深受沙皇專制主義傳統影響的蘇聯國家官僚特權階層的政黨，一個具有俄國特徵的現代國家官僚階層的政黨，儘管還叫做蘇聯共產黨。
這樣一個黨，到20世紀末，在時代和改革浪潮的衝擊下，一朝轟然倒塌，應是俄國文明發展的邏輯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