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貨幣引起明清經濟危機導致滅亡
白銀依賴進口是明清兩代最為突出的問題。其實，白銀一旦不再是交換的媒介，成為根據市場的供需關係波動的商品，它就脫離了貨幣的性質，成為積累和掠奪財富的工具，正如卡爾·波蘭尼所說，貨幣一旦像商品一樣在市場上被炒賣，貨幣供應的不穩定，雖然會使得炒家們利用其得利，但也會使得定期性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而如果我們今天看不到這個實質性的金融問題，也就不能解釋為什麼1630年代的美洲白銀供應短缺，會成為明朝垮掉的一個重要原因，而200年後，即1830年後開始的世界貨幣體系由銀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轉變，為什麼也竟然最終導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糾纏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細節裡，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監鉤心鬥角的雞零狗碎中，就勢必看不到500年歷史的基本脈絡，那樣，我們的歷史研究，就與靠議論皇帝家事治天下的「道學家」們沒有什麼不同了。
當然，白銀的進口和外向型的經濟，確乎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比如松江地區)，隨著國內外對於棉布的需求，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和棉布貿易，社會學家黃宗智有一個觀察，以此來反駁歷史上中國沒有市場經濟的說法，他說：我們要瞭解明代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究竟怎樣，其實從一個極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當時中國的大多數人都穿棉衣了，這就說明了當時棉花和棉布生產的市場化，如何導致了棉布價格的下降。
其實，與當前的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所描述的一樣，明代市場的擴大，使得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通過出口越來越多地佔據了當時的世界市場，但與此同時，它也造成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市場、資源的競爭，必然要造成國家間的競爭，特別是中國、西班牙兩大帝國間圍繞著菲律賓問題的對抗。隨著中國商人把貿易據點建立在馬尼拉，甚至隨著大帆船貿易把中國商城辦到了墨西哥，中國商人與西班牙商人的糾紛日益擴大，其實，西班牙人在16世紀後期佔領菲律賓的呂宋的時候，當時在呂宋定居的閩浙中國人已經有好幾萬人了。
萬曆三十年(1602)，有閩商閻應龍等人，向朝廷匯報說呂宋機易山有金銀礦，每年可采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明朝廷當時正在國內四處開發金銀礦，聞訊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緊辦理，福建於是派員往呂宋勘察，中國的探礦之舉引起西班牙當局妒忌，兩方爭執遂起，華僑捲入其中。次年，衝突激化，有25000名華僑在衝突中被殺，更造成中國南方的對外貿易的據點由菲律賓的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門和廣州。
與此同時，當時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的貿易稅，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基於當時的「中國經濟威脅論」，而當時的明朝廷鑒於對日海上戰爭剛剛結束，不願再戰，特別是考慮到需要保證西班牙白銀的進口，所以不敢對自己的「主要貨幣供應國」動武，結果，只是在口頭上對西班牙「議罪以聞」(用今天的話就是「表示強烈抗議」)應付過去了事。
第二個問題對外貿易的擴大造成國內生產的日益專業化、市場化，這同樣也是個好壞參半的結果，特別是農產品的過度市場化，從來就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更可能造成、加劇糧食危機，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區是主要的糧食基地，如果這些地區不種糧食，而且還等待別的地區給它運糧吃，那麼糧食生產的風險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後期一直面臨巨大的糧食風險，最終危機在1640年代達到高峰，由於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短缺，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被證明無法抵禦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口糧要跨區域去買，在糧價騰貴的災荒時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根據黃仁宇提供的資料1640年代，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在大批的人餓死的同時，是許多豪宅低價出售也無人問津。
這充分表明貨幣經濟和對外貿易促進了市場化的發展和勞動力的專業化分工，但到了災荒年頭，市場化和貨幣經濟，特別是一條鞭法的弊端，卻會鮮明地表現出來。由於廣大的「發達地區」為了增加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要，擴大了棉花和桑樹的種植，這些當年曾經是糧食自給自足的地區，現在突然發現，它的糧食供應必須依賴跨地區的貿易。
1640年，即使在豐收的年份，南直隸(指安徽和江蘇地區，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換取貨幣，以購買糧食。一條鞭法實施之後，由於要用銀兩來完國家賦稅和地租，以及償還貸款，如果遇到災荒，當銀糧比價發生巨大波動的時候，而國家又救助不力，那麼糧貴錢賤的巨大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實行的租、役、貢一律交銀的「一條鞭法」，實際上是開中法以來，力圖用貨幣來支配、調動一切資源的政策的延續，明中期只不過是將貨幣確定為銀而已。但是，對於明王朝來說，銀是通過出口資源和商品而換來的進口商品，既然作為貨幣的銀本身也是「商品」，銀的開採生產自然也要受到供給與需求的影響而發生波動。大致說來，當著白銀進口初期，在銀短缺的情況下，銀超越了它本身的價值許多倍，不但進口、運輸白銀是可以獲得巨額利潤的，而且銀貴物賤，擁有銀的商人當然是很威風的；但是隨著銀的大量開採、進口和轉運，銀的短缺現象逐漸消失了，銀本身的價值越來越接近其本身，這時開採、出口和轉運白銀就越來越無利可圖，而且銀一多，物貴銀賤的現象就出現了，物的價格自然會被白銀市場人為抬高了，這個時候，甚至連擁有和轉運銀的商人也覺得吃虧了。
而上述兩面之外，最壞的一種可能性是先是白銀的大量開採和出口造成銀價下跌，於是在市場價格的驅動下白銀開採和白銀供應量逐步下降，隨後白銀供應量減少又導致白銀缺乏、市場交易不暢，這就是「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後期所面臨的實際情況。一方面是從國際上看，白銀開採變得無利可圖了，由於白銀的開採量減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減少，從而造成白銀缺乏，而另一方面從國內經濟上看，則是白銀抬高了物價，物資騰貴，於是既缺少白銀，同時又物價騰貴的危機動盪時代就到來了。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實已很痛切地看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糧食生產的貨幣化和市場化，造成的惡果是「貿遷於南而田廬於北，人心拂而理勢逆」，最終是「顛倒有無而責非其有」，最終必然導致糧食危機，結果是既缺錢又缺糧，農商兩不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鹽政開中之法，其名甚美，綜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遠，非通計理財之大法也。商之不可為農，猶農之不可以為商也。商其農，徒窳其農而貧之於商。農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為農。開中者，將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懷土重遷者，商且懸重利以購之，則貪者捨先疇以趨遠利，而中土之腴田蕪矣。不則徒使商豢遊惰之農，而出不能稗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餘之農可募邪，則胡不官募之，而必假於商乎？農出粟而使之輸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輸粟，則開中之弊法也。顛倒有無而責非其有，貿遷於南而田廬於北，人心拂而理勢逆，故行之未百年而葉淇得以撓之，商乃寧輸數倍之金以丐免遙耕之苦，必然之勢也。耕猶食也，莫之勸而自勤者也。強人以耕，殆猶夫強人以食，與不噎而噦者幾何哉？此開中之不能久也。
弘治時代，「開中法」已由「運糧開中」改為「納銀開中」，商人從此也不再承擔糧食轉運的任務。這樣，原本依靠商人轉運糧食的體制也瓦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1640年代導致明帝國滅亡的糧食危機，一方面是由於天災，而另一方面，商人因運糧無利而不為，樂得「納銀開中」換取鹽引，而這就是將運糧交由商人的惡果，這也就是當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提亞·森所提出的那個重要理論危機是由於糧食的過度市場化造成的。
即在後一種條件下，大批的人餓死並不是由於單純的災荒，而是由於市場上糧食的價格太高，人們因為買不起糧食而導致饑荒，所以才會有富裕地區賣了豪宅買米吃的「時弊」。這也就是說，明代的最終崩潰不是由於明代的經濟沒有完成市場化改革，或者過於封閉和自給自足，明代後期發達地區所遇到的糧食危機，恰恰是由於過度的市場化所致，把糧食生產完全交給了市場，而國家失位造成的。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恰恰促進了這種糧食的市場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實際上卻加劇了農業危機。如果農民可以通過其他渠道，比如種桑、織布得到比種糧更多的現金，並以現金來完稅，那麼他為什麼還要選擇種地呢？這不過是從明代改革就暴露出來的深刻問題。
第三個問題其實與上述兩個問題都有關，那就是明代後期遇到的滅頂之災，更是由於新大陸銀產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於世界貨幣市場動盪所產生的「蝴蝶效應」所造成的放大衝擊。這種美洲白銀供給的大幅度萎縮正好發生在1630年代，它毫無疑問地造成了白銀供應的短缺，從而導致了中國國內嚴重的通貨緊縮，明代的白銀主要靠進口，在貨幣上是與世界接軌、並完全依賴世界貨幣市場的，1630年之後，隨著美洲白銀供給的大幅度下降，白銀短缺，通貨緊縮擴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這一時期發生的邊關危機、對外貿易糾紛、農業災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負效應沒有得到及時糾正，終釀成了明帝國崩潰的經濟大危機。
引爆大明王朝覆滅的17世紀普遍的世界性危機，發生於17世紀的30~40年代(與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潰同時)。這一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與大明王朝以白銀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貿易體系密切相關。全球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一方面固然推動了晚明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遷--迫使國家政策更為徹底地由重農轉向重商，由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它卻也加速了轉型期的社會動盪。
市場是隻「看不見的手」，價格決定一切，隨著市場的發展，作為外貿商品的白銀的價格自然不可能恆定不變，隨著中國吸納白銀的速度日漸放緩，必將造成白銀自身的價格緩慢地發生向其生產成本的回落，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作用下，一場經濟危機即「通貨危機」遲早要到來。而這一刻終於在1630年到來時，布羅代爾這樣說：「美洲白銀的光輝時代無疑在17世紀中葉結束了。」
通貨緊縮導源於美洲的貨幣生產過剩。白銀生產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於1630年的生產過剩而走向低谷。亞當·斯密對這場危機這樣總結說：「從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銀礦的發現對降低白銀價值的效果似乎已經完結。白銀價值相對於谷價價值的降低，從來沒有達到過這種地步。」當這場危機到來時，由於統一的世界市場的連動作用，在歐洲猛烈爆發了「價格革命」，西班牙出現通貨膨脹加劇，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衝擊，出現了通貨膨脹問題。
在中國，由於白銀價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禎年間發生了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的現象，達到了1︰13。社會出現了通貨危機，銀賤物貴，結果是：一方面國家既缺少白銀，另一方面則是米谷等實物也相當匱乏，市場一片蕭條。而白銀單位價值下跌，與以往比較，同樣數量的小麥和勞務必須支付更多的白銀才能取得，這使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銀。但與此同時，美洲和日本銀礦的開採量卻在減少，流入量也在減少，實際上，無論國內還是世界，白銀生產和流通都在縮減。於是在中外互動的世界經濟危機作用下，明朝社會動盪加劇，各種危機集體爆發。這就是所謂的「內外交困」，而此時的大明帝國再力圖「有為」，卻已經是完全無回天之力了。
事實上，明朝的一些有識之士如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一樣，在面對白銀貨幣化時，都已經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他們敏銳的論述將晚明社會變遷與世界變革聯繫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國社會危機的總爆發，與世界通貨危機有著必然的聯繫，明朝的衰亡，與將貨幣委之於白銀進口最有關係--非常可惜的是，這些論述卻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注意。
實際上，世界通貨危機發生，必將引發世界範圍的市場連鎖反應，只是對於各國打擊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國是白銀的最大進口國，必然會受到最為沉重的打擊。大明王朝將國內對白銀的巨大需求依賴於海外市場的供應，一方面固然能暫時緩解國內的「銀荒」，但另一方面，統治者卻忽視了白銀依賴對於國家財政造成的潛在危機，而一旦貨幣危機爆發，這個時候再試圖「廢銀」，妄圖擺脫白銀進口而重建國家主導的信用制度，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當時的局面，已經是任何賢君明主均無法力挽狂瀾了。
當然，從表面上看，明朝是亡於西部的李自成起義和北方的邊患。這一點當然是錢穆、傅孟真以來的「民國歷史學家們」一直堅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書上所能夠告訴我們的，而我們不妨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起義和邊患、「外寇」和「流寇」幾乎每個朝代都有，而明朝為什麼在三個最「無為」的皇帝(嘉靖、隆慶和萬曆)手裡竟然號稱「盛世」，而到了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力圖「有為」的崇禎皇帝手裡，它卻一朝崩潰了呢？可見這種表面化的解釋是最無力的，我們說：「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國一樣，主要還是由於它的經濟的崩潰」。
而這種經濟崩潰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明代對於國際性貨幣白銀進口的依賴，這使它的財政和經濟最終要受到國際白銀生產的制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它對於對外貿易的依賴，即過於外向型的經濟造成了國內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區域化，從而導致了糧食生產的過度市場化，結果那些最為市場化的地區反而不能應對災荒和糧食的短缺，因為它在糧食供給方面不能自給自足。
這也就是說，導致明朝經濟崩潰的，恰恰是那些促進它在嘉靖、隆慶和萬曆的「改革開放」時代經濟大繁榮的因素，更準確地說是由於這些因素的過度實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由於明代國家過於依賴世界市場和貨幣進口，乃至將一切交給「市場」，而忽略了國家組織建設和社會「保護」特別是忽視了貨幣金融的安全和糧食生產的安全。
大明朝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捨本逐末的、被動型改革開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明朝的問題關鍵不是閉關自守，不改革開放，不搞市場經濟造成的，而是由「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造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彭慕蘭甚至把明亡的教訓，視為國家在財政、經濟上的「缺位」，而將一切放任給「市場」的典型案例，並將其作為觀察隨後數百年中國政治的一個重大視點。他指出：
政府的主要失敗似乎一直是在其傳統使命方面，維護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軍事防禦。這些失敗可能對長期增長率的影響不大，不過，它們對大眾福利和人民生活影響極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裡，它們對政府合法地位的損害，遠遠超過了政府在經濟乃至現代使命中所獲得的有限的成功。可能沒有什麼農民會太多地關注工業化；甚至極少有人會認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對鄉村的滲透是好事，農民在何種程度上關心國家防務的強大，其實也是有爭議的。但對1937年(抗日戰爭)之前的農民來說，這不可能是一件重中之重；實際上，中國農民對於徵募活動一向牴觸。而與之相比，防治「自然災害」可能更接近大多數農民希望政府去做的事。並且，那些在中國以經濟為核心的新的治國方略中看起來是無關緊要的區域，農民成群結隊地拋棄了政府，而最終使得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20世紀興起的，同樣是這樣的力量。
市場放任的政策造成糧食危機而國家又救災不利，這就是所謂的「國家失位」。彭慕蘭所指出的中國國家能力在近500年內的持續下降，並提示我們必須去追尋這種國家能力持續下降的真實原因所在，這毫無疑問是個極其重要的見解。這種國家能力持續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從幾個去處尋找原因：一，中國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學蛻化為道學，精英階層對於經濟財政司法一無所知，無法承擔由宗法國家向近世財政國家，特別是向民族-人民國家的轉換；三，豪門巨富與新興外貿商人的勾結，土地兼併未能停止，市場壟斷復又加劇，造成生產者和一般小農流離失所，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四，小農喪失土地，民兵制無所依據，國家喪失勞動力，稅收長期無著，稅收無著，則無以養兵，故武備廢弛，不堪一擊。五，金融業委之於外國。
上述五種弊端，在明清約400年裡竟均無大的改觀，最終又造成了中國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被7000名長途奔襲的海盜一舉擊潰，可見--那時中國的國家能力已經衰弱到了極點。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之主幹，是喪失土地的流民和小農，他們當然有平等主義的訴求，而且，這種訴求與李巖等心學的信徒們所信仰的良知自由學說，也是有重合之處的，但是，農民起義所追求的「平等」，卻又終究流於流寇式的消費共同主義，即所謂「大碗吃酒肉，大塊分金銀」而已，他們沒有從基層組織入手來建國的意志，更沒有使中國擺脫500年來國家能力衰弱的思想見識，所以入京之後，就忙於敲詐勒索金銀去了。而最為悲劇性的卻是：明朝既亡，但中國於經濟上卻未擺脫市場的「高度平衡陷阱」，於政治方面也沒有走出一治一亂的循環。起碼對清朝來說，則是「哀之而不鑒之，復為後人哀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