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窩囊最沒骨氣的王朝
一般來說，一個王朝在其開國初期總是生龍活虎，朝氣蓬勃，滿含著勝利者的喜悅與自豪的，可是，南宋王朝卻是個例外。幾乎從一開始，與其開國皇帝一樣，如漏網之魚，僥倖從金人的羅網中逃脫出來，張皇失措的只管沒命地逃竄，即使是後來好不容易擺脫了金人的追擊，氣喘吁吁的放慢了腳步，並最終在長江之南苟活了下來，但從始至終都病怏怏的打不起精神，而且老是窩窩囊囊的受人家的欺負，忍氣吞聲地看人家的眼色，毫無血性、毫無尊嚴地向人家稱臣，又是向人家稱侄，其奴顏婢膝把整個帝國的臉都給丟盡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儘管有宋一朝前後共319年，除去劉漢王朝，它的國祚是最長的，但是，若論國格與尊嚴，與秦、漢、隋、唐、元、明這些大的封建王朝相比，它卻是活得最窩囊最沒有骨氣的一個王朝，特別是南宋一朝，即便是與鴉片戰爭之後腐敗無能的清王朝相比，也顯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道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國家與人一樣，也有氣節，也有尊嚴。可是，南宋王朝竟然忍辱偷生到這般地步，也實在是古今罕見，令人歎息。
誠如我們所知道的，南宋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分娩的一個特殊的王朝，從一開始，這個小生命就似乎營養不良，而且還帶有先天性殘疾，這並不奇怪，也很容易理解，甚至，人們對高宗趙構在異常險惡的環境下逃亡與歷險、掙扎與奮鬥還給予了深深的憐憫與同情。因為畢竟北宋滅亡不是高宗趙構之罪，而且，當中原淪陷，國破家亡之際，他能夠死裡逃生，不僅僥倖保存了趙氏王室的最後一支血脈，還使宋室王朝得以在夾縫中繼續存活下來，客觀公道地說，這本身就是一件非比尋常、功不可沒的事情。
可是，讀南宋的歷史，讓人讀不懂也想不通的是，綿延苟活了152年的南宋王朝，竟然從始至終都是一個懦弱的王朝，一個沒有血性的王朝，一個沒有記性的王朝！就像遺傳基因一樣，南宋皇帝的懦弱幾乎代代相承，從高宗到帝昺，共有9任皇帝，說句不雅或者說是罵人的話，這些皇帝，除了孝宗與寧宗皇帝，當然還有幾個少不更事的幼帝，在面對外敵時幾乎全都「陽痿」，即便是孝宗與寧宗，雖都曾有過短暫的勃興與雄起，但也只是「舉而不堅」，無果而終。
當然，懦弱的也不僅僅只是趙宋皇帝，許多大臣也都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恐懼症，先是恐遼，接著恐金，到後來又是恐蒙，好像老是「恐」個不停，「恐」個沒完，也正因此，兩宋的上空總是籠罩著恐怖的陰霾，而在這樣一種政治大氣候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每當外敵入侵，朝廷內求和的聲浪總是佔據了上風，而屈辱求和也就始終成了宋帝國懦弱外交的「主旋律」。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懦弱王朝，就這樣的一些懦弱的皇帝，懦弱的朝臣，也就注定了南宋王朝是一個斷了脊樑的王朝，是一個沒有血性的王朝，寡廉鮮恥深入骨髓，畏敵如虎浸透血液。而一部南宋史，也便毫無疑問，自然而然，成了一部喪權辱國的歷史，一部忝顏偷生的歷史。
有這樣一個例子似乎可以佐證，說是在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當一心想收回失地的孝宗皇帝在早朝時又一次對輔弼大臣們談起恢復故疆的事情時，同知樞密院事劉珙當即表示反對。劉珙的意見確乎代表著當時許多朝臣的觀點。
劉珙道：「復仇雪恥，誠乃當今之要務，但臣以為，若非積十年之功，內修政事，恐怕未可輕動。」
如果說，劉珙希望皇上要取法古代的賢王周宣王「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賢使能以修政事」，這種「攘外必先安內」的觀點雖然保守但還相對比較理性，平心而論，也還符合當時的實際的話，那麼，在此四個月前，朝廷修治前線重鎮揚州的城隍，諫議大夫陳良祐深表反對，其觀點說出來讓人覺得就不僅是「怯懦」兩字可以概括的，而且是非常之迂腐、非常之荒唐可笑了！
良祐出於一片愛國之心，向孝宗進諫，認為備戰絕不能招致敵人之疑，而修揚州城可謂完全徒勞無益。而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卻又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朝臣的意見。
孝宗對此很是不解，他反問良祐：「備戰如何無益？」
良祐振振有詞：「萬一敵人突破時我不能守，則豈非為敵人所築？今遣二三萬人過江治城備戰，敵人一旦探知，便有挑釁借口。」
在良祐們看來，與其備戰讓敵人抓住把柄，找到借口，還不如不備戰，與其修築防禦工事將來萬一被敵人奪取，無異於為敵人所築，則還不如不修築，這種冬烘先生炮製的近乎束手就擒、坐以待斃的觀點真的是讓人讀不懂也想不通，也由此窺斑全豹，足以看出趙宋帝國那些治國理政的上層精英們都是怎樣的榆木腦袋？國家大事到他們手裡又豈能不被搞得一團糟？
而且，這還是在孝宗一朝政治相對清明時期，若是在其他朝，情況無疑就更糟。如寧宗時期的「開禧北伐」，最後竟烏七八糟，弄成那樣一種可悲結局，就很能說明這方面的問題。有關開禧北伐眾所周知，一心想建功立業以光宗耀祖的權臣韓侂胄煞費苦心選擇了北伐，可是，韓侂胄的缺點是他雖然精於政治博弈或曰官場惡鬥但卻不瞭解北宋的「國情」，對北宋軍隊的「先天性缺陷」以及長期以來的軍隊「亂象」缺乏必要的瞭解，因而在既不「知己」也很少「知彼」的情況下草率發動的北伐注定了要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鬧劇，而結果也自然是以又一次失敗而告終。
韓侂胄當時權傾朝野，可謂一手遮天，而且，因為有擁立之功，寧宗趙擴對他也非常不錯，極為倚重。再說，受趙氏皇族遺傳基因的影響，與他的老爸宋光宗趙惇一樣，宋寧宗趙擴也有精神病，所以史書上說他「帝不慧」，因而平時他也很少管事，宮中的大事小事一般都由韓侂胄說了算，按說，在這種情形下，「開禧北伐」即使是失敗了，要追究責任，誰也不敢追究到韓侂胄頭上。
但是，由於韓侂胄武將出身，頭腦簡單，在位時犯了三大錯誤，即與文官勢力對立、反對並阻止楊妃立后以及錯誤地發動了「開禧北伐」，因而在客觀上促成了文官勢力與楊后集團的聯手，這就使他的宦海生涯波詭雲譎，暗流湧動，充滿了很大的威脅。果然，在他「北伐」失敗後，當金朝虛張聲勢，故意漫天要價，提出「和議」的一項內容是索要韓侂胄的腦袋，而反對派們也早就想要韓侂胄頸上人頭，於是，雙方不謀而合，都想拿韓侂胄的人頭說事，如此一來，韓侂胄的頭當然很難保住。果不其然，到最後，韓侂胄「北伐」幾乎什麼也沒「伐」到，沒承想反倒把自己的腦袋給「伐」了！
說來，政敵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通過暗殺行動，將韓侂胄頸上人頭砍了也就砍了，封建官場，權力惡鬥本就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但讓人想不通的是，以史彌遠為首的帝國新權貴在暗殺韓侂胄後竟將老韓的人頭割下派特使專程送到燕京，向金國交差。
這，真是荒謬之極！賣國至極！要知道，甭說人家老韓曾是南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政要，即便是一個小人物，一旦涉及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也斷然沒有在敵人的要挾下將其送往敵國懲處或梟首授敵之理！
但兩宋的事有時就是這麼荒唐。想當年，岳飛在戰場上經常不給金人面子，打得人家落花流水，最後人家金人不高興了，必欲置岳飛於死地而後快，於是派使者捎信給高宗與秦檜，說是岳飛不死，和議免談。對外敵只知屈膝稱臣屁用沒有的高宗與秦檜對內卻頤指氣使很有手腕，最後，硬是讓岳飛屈死於風波亭，了卻了金人的一樁心願。
而時隔60多年之後南宋帝國，歷史又出現了幾乎相同的一幕，悲劇竟然又一次重演！當韓侂胄因為「開禧北伐」得罪了金人，金人又傳話要韓侂胄的人頭時，趙宋帝國首腦們又一次唯金人的命令是從，不折不扣地將韓侂胄的人頭送給金國，並在金國懸掛於通衢大道供百姓圍觀。
其實，在金國示眾的不只是韓侂胄的首級，與其一起被示眾的顯然還有南宋的國格與尊嚴。一個國家或民族遇到大的災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血性與尊嚴。一個斷了脊樑的王朝是怎麼也挺不起胸膛自立於世界之林的。
韓侂胄被暗殺後，奸相史彌遠與另一宰相錢象祖合謀寫了一封卑恭下辭的「乞表」給金章宗，信中說：「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幡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消釋，奚必較錙銖毫末，反傷骨肉之恩乎？」完全是一副沒皮沒臉搖尾乞憐的醜態。
經過奸相史彌遠的哀求，宋金簽署了「嘉定和議」，最終，史彌遠等人完全答應了金國蠻橫無理的條件，其主要內容為：一是依靖康故事，世為伯侄之國；二是增歲幣為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三是疆界與紹興時同。此外，南宋另給金軍犒軍銀300萬兩，並割下韓侂胄等人的首級函送金國。
「嘉定和議」是兩宋歷史上又一屈辱的條約，相比「隆興和議」，南宋吃了大虧。但只要花錢能買到苟安，帝國的統治者們也就心滿意足，在所不惜。
由韓侂胄一手策劃與發動的開禧北伐就像在帝國的上空刮起了一陣颱風，颱風過後，南宋國內出現了暫時的「平靜」，以奸相史彌遠為首的投降派們把幾乎全副的精力都用在了國內的政治博弈與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上。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儘管南宋的統治者們偏安一隅，雖然「傷疤未好」，但確乎早已忘了疼痛，對於恢復中原故地的事並未真正放在心上，只是想及時行樂，過「太平日子」，然而，無論他們多麼不想痛苦與煩惱，可痛苦與煩惱卻總是不時地會纏上他們，就像西方希臘神話中的兩條巨蟒死死地纏繞著特洛伊城的祭司拉奧孔以及他的兩個兒子一般。而兩宋也真的就好像被金和蒙古這兩條巨蟒給活活纏死了！
「嘉定和議」後，南宋總算花巨額代價買來了屈辱的和平，但還不到20年，由於這期間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帝國的上空便又開始電閃雷鳴，烏雲密佈。
原來，就在開禧二年(1206)二月，蒙古乞顏部頭人鐵木真剪滅兼併了蒙古草原諸部族以後召開各部聯盟議事大會，宣佈正式稱帝，號曰「成吉思汗」。關於「成吉思」一詞的解釋，《蒙古源流》一書記載有這樣一則傳奇，說是在鐵木真宣佈稱帝的前三天，每天清晨都有一隻五色鳥落在他屋前的方石上，清脆嘹亮地一遍遍鳴叫著：成吉思，成吉思。於是，稱帝后的鐵木真便以這只神奇鳥的叫聲「成吉思」作為自己的帝號。
說來，成吉思汗就像是一台戰爭機器，他的極具傳奇色彩的一生真的就好像是為戰爭而生。在他稱帝后，很快，那些長期經過作戰訓練的蒙古馬便駝載著那些舞槍持刀的蒙古大漢在呼倫貝爾與鄂爾多斯大草原上刮起了一股令整個世界為之感到震撼與悚然的「赤色旋風」，或名之曰「蒙古旋風」，同時也注定了十三世紀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血雨腥風。
大蒙古國建立後，為了奪取更多的土地和財富，很快，成吉思汗便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西征和南伐。有關成吉思汗的西征，在世界歷史上都是非常出名的，且不去說它。而他的南伐則主要是指對南方的西夏、金和南宋的侵略。
在南伐時，成吉思汗所採取的戰略是先易後難，各個擊破。在進攻金國與南宋之前，他先小試牛刀，先拿最為弱小的西夏開刀。
誠如我們所知道的，西夏是黨項族建立的政權，先後與北宋、遼、南宋以及金鼎足而立，雖說其國力遠不如宋遼兩國，甚至也不如後來崛起的金國，但它卻很善於在夾縫中生存，也正因此，才能夠割據西北長達兩個世紀之久。
然而，蒙古建國後，在戰神成吉思汗先後六次親率大軍的全力攻擊下，西夏，這個曾經讓原本小兵一個的狄青成為北宋名將但卻一直讓北宋非常頭疼的蕞爾小國儘管軟硬兼施，最後還是未能阻擋住蒙古的鐵騎，最終於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滅。
據史料記載，西夏滅亡的這一年是農曆丁亥年。在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時候，曾派人送了兩塊金牌到南宋四川制置使，明確要求南宋臣服於蒙古。為了炫耀武力，他還派了一支騎兵進入宋境，先攻下階州(今甘肅武都)，隨即進圍西和州(今甘肅西和)。當時的四川制置使名叫鄭損，當敵騎來犯時，他不思抵抗，而是繼承南宋傳統，奉行逃跑主義，竟然將四川外圍的要塞輕易放棄，使武休(今陝西鳳縣東南)、七方(今甘肅徽縣與陝西略陽之間)和仙人(今陝西略陽北)三關幾乎兵不血刃便落入敵軍之手。幸好，當時蒙古軍隊只是試探性進攻，目的只是大肆掠奪財物，沒有趁機攻城略地，加上不久成吉思汗病死，這只蒙古軍隊才撤出宋境。
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丁亥之變」。「丁亥之變」可以說是蒙古軍隊侵略南宋的前奏曲。於此可以看出，蒙古對中原繁華的覬覦，也充分暴露出蒙古軍隊的侵略本性。
可是，在後來蒙金之戰中，南宋朝廷對此不僅沒有引起高度警覺，反而還在後來與蒙古軍隊聯合起來，即歷史上所謂的「聯蒙滅金」，竟然再一次犯了與北宋幾乎如出一轍的悲劇性的重大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