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繁榮的王朝。它於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權南遷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北宋，定都開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國又歸於統一，但由於與宋同時代的遼、金、西夏等國的強大，使北宋政權一直處於外族的危脅之中。
北宋(960~1127)是在古代歷史上存在於中國境內的一個國家，與南宋共稱宋朝，又稱兩宋。北宋乃由趙匡胤代後周開始，統治了黃河流域以南一帶地區。北宋政權先後與遼、金、西夏對峙。宋仁宗在位時期是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1126年金兵攻入開封，次年滅亡。共歷九帝，167年。 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環境最為寬鬆的朝代。統治地區包括東、南到海，北以今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為界與遼相交；西北以陝西橫山、甘肅東部、青海湟水與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與吐蕃、大理交界，以廣西與越南交界。
北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1085)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崇寧元年(1102)全國有戶2000萬(實際各路相加為1730萬)。北宋大觀三年戶數達2088萬，人口約11275萬。
960年春，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謊報北漢和遼朝會師來攻，於是奉命帶兵北上，到了開封東北的陳橋驛，遂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回師都城，奪取了後周政權，定國號為「宋」，史稱「北宋」。趙匡胤就是宋太祖。北宋在建立後的第四年，就開始進行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北宋最高統治者認為，當時對遼朝還沒有取勝的把握，只能在邊境上採取守勢；而南方割據政權統治區域大都是物產豐富的地區，這些政權的實力又較為薄弱。因此，其統一戰略部署是先消滅南方的割據政權，然後北上削平北漢以及收復幽雲地區，即所謂「先南後北」。 963年，北宋首先出兵滅掉荊南，接著陸續滅掉後蜀、南漢和南唐。在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下，978年，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祐相繼歸附，南方的割據政權全被消滅。979年，宋太宗親率大軍出征北漢，把「十國」中的最後一國滅掉，消除了五代十國分立割據的局面。
961年，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節度使的大權。同時規定，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而且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且時常加以調動。這些將領雖統率軍隊，而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則須聽命於樞密院。同時，還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從此結束了武人專橫跋扈的局面。
北宋建國後，就逐漸採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宋太祖後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後，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一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數量龐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封建國家的忠順臣僕，便鞏固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北宋統治者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餘分戍全國各要衝地區，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邊境上只屯駐較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逐漸採取被動防守的方針。宋太宗曾這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宋太宗滅北漢後，曾在979年、986年兩度出軍攻遼，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可是全都失敗了。從此，北宋對遼採取被動防禦的方針。以後，北宋對黨項貴族的戰爭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當嚴重，邊疆也不斷出現危機。
北宋與遼、夏每次戰爭的結果，都是屈膝求和，並奉獻出大量銀、絹。如1004年，契丹大舉攻宋，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淵，河南濮陽縣西南)。後來北宋雖然打了勝仗，但最後卻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澶淵之盟規定：北宋每年給契丹銀10萬兩，絹20萬匹，稱「歲幣」；北宋與遼朝確立為叔侄關係；雙方開放邊境貿易等。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40~1042)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方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歷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契丹乘機要挾，北宋又增加歲幣銀絹各10萬，先後合計50萬兩匹。慶歷和議訂立後，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到1066年，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繼續。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遼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生產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北宋在土地政策上，採取了與以往不同的態度，即採取「不抑兼併」和「田制不立」的政策，這一政策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減少了封建政府對土地的政治干預，客觀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與此同時，這一政策也表明政府縱容地主階級兼併農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佔土地的現象已相當嚴重，到北宋中期，更達到了「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的地步。北宋政府控制的納稅土地日益減少，到英宗以後，納稅土地僅佔全國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紳、吏胥及寺觀地主所佔有。
北宋政府通過科舉制度、恩蔭制度和其他途徑，給予地主階級成員以廣泛的參政機會，因此官僚機構日益龐大，到1063年，官吏「十倍於國初」，而且中級以上的官員，待遇極其優厚。 北宋軍隊的數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軍、廂軍有37萬多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達到116萬多人。90年間，增加三倍多。據宋仁宗時人統計，軍隊每年軍費支出總額達4800萬緡，約占財政總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除大量軍費開支外，隨著北宋統治者腐化程度的進展，揮霍浪費也越來越嚴重。如郊禮之費，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歲支600萬緡，宋仁宗時增加到1200萬緡。
為了解決龐大的財政開支，北宋政府加緊壓搾。北宋的農業稅，沿用唐朝後期以來的兩稅法，分夏秋兩次徵收。其稅額本身並不很高，但在交納農業稅時，卻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變」等苛法，遂極大地加重了負擔。所謂支移，就是官府借口軍事急需，強迫北方農民把秋稅各物送到沿邊城鎮去繳納，人畜盤費全須自備。所謂折變，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農民改納指定的物資或納現錢。如陳州(河南淮陽)地區的夏稅，原交納大小麥，到宋仁宗時改令交納現錢。當時當地的小麥市價，每斗50文，官府卻定為100文，另外還有附加腳費20文，倉耗20文，共140文，農民的負擔平白地加重了兩三倍。這兩種雜稅都必須隨同二稅輸納。而且也常用折變的辦法，加重交納者的負擔。此外，還有「和買絹帛」與「和糴糧米」。在實行這兩種辦法的初年，雖曾按當地產量多寡而分別派定徵購數量，也付與一些代價；但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絹帛或糧米折算為現錢而勒令民戶交納，變成納稅戶的經常負擔了。
宋朝的民戶還要到各級政府去服差役和雜徭。其中雜徭幾乎全部落在貧苦農民身上，而原來由主戶(主要是上三等戶)負擔的差役也因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區「下戶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區甚至連客戶也要負擔差役。差役對當時農業生產的破壞十分嚴重。
993年初初春，茶農王小波領導農民在青城縣(四川灌縣)起義。王小波向群眾宣告：「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這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均貧富」的戰鬥口號。它反映了農民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在取得初步勝利後，起義軍轉而北上，但在攻打江原縣(四川崇慶縣東南)時，王小波犧牲。起義軍推舉王小波妻弟李順為領袖，繼續堅持起義鬥爭。這時，四川發生大饑荒，當地人民又遭到宋軍的剽掠，李順抓住這一時機，大力推行「均貧富」的措施，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擁護。起義軍席捲川西各地，攻克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邛州(四川邛崍)、永康軍(四川灌縣)及其附近各縣，很快包圍了成都。994年正月，起義軍攻克宋政府在西南地區的成都政治軍事中心，李順即位稱王，國號大「蜀」，年號「應運」，並發行「應運元寶」銅錢和「應運通寶」鐵錢，這是中國農民政權鑄造的最早貨幣。這時起義軍擴充到數十萬，分兵攻下四川許多州縣。
宋太宗得到消息後，於當年正月派宦官王繼恩等率領禁軍前去鎮壓。二月，加派雷有終等為副將，命令他們率領重兵分兩路入川，主力從陝西經劍門南下，偏師沿長江西上。義軍阻擊失利，局勢逐漸逆轉，接著，成都又被攻陷，李順下落不明。995年二月，起義軍餘部為宋軍和地主武裝所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們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不僅使唐末農民起義處於萌芽狀態的平均思想具體化、明朗化，而且對以後的農民起義具有重大的影響。它是中國農民戰爭進入一個新時期的標誌。
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農民和士兵的起義，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而且從以前北宋政府統治力量較薄弱的邊遠地區發展到統治較強大的腹心地區。在這些起義鬥爭中，影響較大的有京東的王倫起義、京西的張海起義、湖南桂陽監瑤族起義和河北的王則起義。慶歷年間的農民起義和兵變，使北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統治的危機。知諫院歐陽修在奏議中說：「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為了穩定封建統治，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變法運動。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後，范仲淹在應天府(河南商丘)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採納。慶歷年間，宋仁宗迫於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1043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並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歷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
顯德七年(960)春節，趙匡胤的黨羽製造遼國進攻的假情報，當時的宰相范質急令趙匡胤率軍北上禦敵。正月初三，趙匡胤抵達陳橋驛，當日夜裡他酣睡之時，被手下軍隊黃袍加身，三呼萬歲，擁戴為天子。後周官僚得知後已知無力回天，只得面對現實。周恭帝被迫遜位。趙匡胤登基成為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七月與開寶二年(969)十月，宋太祖前後兩次「杯酒釋兵權」，將手握重兵的將軍與地方官吏的武將軍權予以剝奪，委以虛職，並改以文官帶軍，將軍權與財政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於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這也導致地方資源狹少，最終讓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失敗。
北宋的基本國策是「重文輕武」，這個政策對宋朝有利有弊，好處乃在於使北宋初期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比較安定，尤其是沒有宦官專權、地方割據等禍事。即使帝王中著名者不多兼表現平平，但也無損國家的繁榮安定。而壞處則是令北宋在軍事上接連挫敗，連同南宋共三百多年，整個宋朝的歷史重心，都是戰事的挫敗和退卻。
宋太祖所面臨的另外一項事業就是統一全國。趙匡胤在與趙普雪夜商討後，決定以先南後北為統一全國之步驟。趙匡胤首先行假途滅虢之計，滅亡了南平和武平。之後又滅亡後蜀、南漢、南唐三國。太祖一心希望統一全國，還設立封樁庫來儲蓄錢財布匹，希望日後能夠從遼朝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開寶九年(975)八月，太祖再次進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趙光義忙於即位，全國統一事業暫告停止。宋太祖弟趙光義即位，廟號太宗。
太宗穩固統治地位後，繼續國家統一事業，先是割據福建漳、泉兩府的陳洪進及吳越錢氏於978年歸降，其後再於979年滅亡北漢。太平興國四年(979)五月，太宗不顧大臣反對，趁滅亡北漢的餘威，從太原出發進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復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滿，下令進攻燕京。結果在幽州外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門外)遭遇慘敗。此役之後，宋朝的戰略便轉為被動。雍熙三年(986)，太宗再次北伐，結果又敗，著名的大將楊業也在此役中陣亡。之後四川又爆發王小波、李順民變。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轉為重內虛外。
太宗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此而開。太宗還喜好書法，善草、隸、行、篆、八分、飛白六種字體，尤其是飛白體。連宋朝的貨幣淳化元寶上的字也是太宗親題。太宗即位之事頗有疑雲，是為「燭影斧聲」事件，民間也一直傳說趙匡胤是被趙光義害死的。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趙光義拋出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說，即「金匱之盟」。金匱之盟起源於杜太后臨終時召趙普入宮記錄遺命，杜太后稱要趙匡胤死後先傳光義，再傳光美(後改名為廷美)，再傳德昭(趙匡胤長子)。這份遺書藏於金匱之中，因此名為金匱之盟。雖然有金匱之盟的說法，但是太宗卻先後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貶黜廷美到房州，兩年後廷美就死於謫所。太宗長子元佐也因為同情廷美而被廢，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後襄王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恆。至道三年(997)，太宗駕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元佐為帝。幸虧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恆才順利即位，廟號真宗。宋朝也開始進入全盛時期。
太宗死後，真宗趙恆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黃老政治，無所作為。自從雍熙北伐之後，遼朝就經常在宋遼交界處搶劫殺掠，到景德元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宰相寇准力主抗戰，結果真宗親征，宋軍士氣大振，與遼軍相持在澶州城下，遼軍被迫求和。經過幾番交涉，兩國議和成功。和約主要內容是：宋每年給遼絹廿萬匹，銀十萬兩，雙方為兄弟之國。史稱該和約為「澶淵之盟」。後來，寇准漸漸失寵，最終被罷相。真宗開始信用一佞臣王欽若。王欽若擅長逢迎，深知真宗希望營造天下太平的氛圍，於是極力鼓吹真宗封禪。王欽若本人也與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聯手，在各地製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結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先後三次封禪。
真宗與皇后劉氏無子。一次真宗偶爾巡幸劉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結果李氏與於大中祥符三年產下一子(趙受益)，也就是後來的仁宗。後來劉氏與另外一名嬪妃楊氏共同撫養這名孩子。天禧二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趙受益為太子，並改名為趙禎。乾興元年二月廿日，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了劉太后十六年的垂簾聽政時代。仁宗執政早期一直處在劉氏的陰影之下，直到劉氏死後他才得以施展抱負。仁宗皇后雖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別寵愛一名張貴妃。但張氏出身低賤，一直未能成為皇后。皇祐六年正月初八，張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禮處理喪事，並追封為溫成皇后，結果出現的一生一死兩皇后，可謂曠古未見。
北宋在仁宗時比較強盛，經濟非常繁榮，開創了北宋的最頂峰，不過當時卻要面對兩大難題：朝廷架構膨脹和軍人數目龐大，形成財政上非常拮据，同時因以經濟手段解決邊患，常要向外族贈送，消耗了大量財富。黨項人李元昊於大慶三年(1038)獨立稱帝，建立西夏後，宋夏之間爆發了數年的戰爭，宋軍屢戰屢敗，導致了重熙增幣。爾後仁宗任用范仲淹、呂夷簡、富弼、包拯、韓琦等能臣推行慶歷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國家進入建國以來最繁榮的階段。但是一些守舊派人物指稱這些改革派官吏拉幫結伙，互相吹捧，是為朋黨。由於仁宗一向最厭惡結黨營私，這些改革派官僚後來多被貶為地方官。短暫的慶歷新政就此結束。在邊疆上，仁宗任用大將狄青，先後弭平了南蠻儂智高的叛亂和西夏的挑釁。
仁宗死後，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趙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之孫。嘉祐七年被立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五月後，英宗才開始親政。但是英宗親政半個月後就爆發了濮議事件，這場爭論長達十八個月。時間起因是宰相韓琦提請討論關於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朝中因此分成兩個派別，一派認為應稱英宗生父濮王為皇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該稱為皇考。最終曹太后下旨，稱英宗之父為皇考。才平息了這場爭論。但總體來說，英宗還是一位有為的君主。他繼續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膽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鑒》的寫作就是英宗所提出發起的。
王安石江西臨川(江西撫州西)人，出身地方官家庭。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縣期間，就注意改革吏治，積極督修水利，在青黃不接之際，將官倉裡的存糧貸給農民，減少高利貸的盤剝，又使官倉存糧「新陳相易」。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選拔。他認為當時財政困難的癥結，不在於官吏之多和俸祿之厚，而在於「理財未得其道」。理財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王安石把國家財政同社會生產緊密聯繫起來，以發展社會生產作為充裕國家財政的前提條件，比單純強調縮減財政開支的議論，前進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變法主張也大大提高了。這封萬言書雖未被宋仁宗所採納，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1067年，宋神宗即位，決心變法。1068年，王安石被召到開封，主持變法工作。1069年春，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訂變法。概括而言，新法內容大體可分為兩方面，即「富國」和「強兵」。
富國方面：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兩次舉行放款，聽民戶自願借貸，第一等戶每次所貸不得過十五貫，第五等戶和客戶不得過一貫半，借貸期限為半年，出息二分。當時民間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為常，甚至有超過兩倍到三倍的。
(2)農田水利法。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等高下分派。凡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在法令頒布之後的七個年頭裡，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達一萬多處，灌溉民田36萬多頃。
(3)募役法。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募役的費用，由管轄區內的主戶按照戶等高下分擔。原來有差役負擔的人家所交納的叫「免役錢」；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寺觀戶及坊郭戶、女戶、單丁戶、未成丁戶，也都得按照戶等出「助役錢」，其數目比免役錢減半。
(4)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商販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裡的貨物到各處銷售，半年出息一分。這個新法，後來又在杭州、成都、廣州、揚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實行。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政府也從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潤，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5)方田均稅法。為了保證封建國家財政收入，需要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向題，因此實行清丈土地。清丈後，將田地的畝數、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並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均定稅額高低。在清丈過的地區，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多少減較了一些負擔。
強兵方面：
(1)置將法。針對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把禁軍固定在一定轄區，由固定的將官，就地加以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當時稱為「置將」。置將法的推行，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
(2)保甲法。這項措施把農村民戶加以編製，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選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加強地主階級對農村的統治權。同時規定在農閒時集合保丁，練習武藝；每一大保須於夜間輪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農民進行反抗活動。
另外，王安石還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註釋，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王安石的變法，在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宋王朝衰敗的局面。但是，由於變法的各項內容觸動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後來加上改革派內部出現了分歧和對立，1076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辭去宰相之職。此後，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將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試圖改變對外被動挨打的弱勢，取得對遼、夏戰爭的勝利。
元豐(1078~1085)時期，由於北宋兩次對西夏戰爭都以失敗告終，宋神宗遂於1085年憂忿而死。神宗死後，他年方十歲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廢掉，變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稱「元佑更化」。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變法派章惇、曾布為相，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更加激烈，新法只成為他們進行派系傾軋、擴大自己權勢的一種工具。到此時，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也就完全失敗了。
宋徽宗統治的25年間(1101~1125)，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時期。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寵信的官僚是被稱為「六賊」的蔡京、王黼 、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勉以及楊戩、高俅等人。他們驕奢淫逸，無惡不作，想方設法增加剝削。他們公開出賣官爵，官職各有定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官吏數目，因此大增。為了修建宮殿、園林，宋徽宗命令在蘇州、杭州設「造作局」，集中工匠幾千人，製造各種工藝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從民間搜刮而來。又在蘇州添設「應奉局」，專門從東南各地搜羅各種奇花異石，用船經由大運河輸送到開封，每十船組成一綱，叫做「花石綱」。十多年間，東南人民備受荼毒。由於最高統治集團的肆意揮霍，一年的財政收入只能應付九個月的開支，因此濫發紙幣，增加賦稅，結果物價飛漲。為了增加實物的收入，又設法侵奪民田作為「 從政和元年(1111)起，宋徽宗設「西城括田所」，負責括田。西城括田所設置十年之後，所奪民田達343萬多畝。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義對民田大肆掠奪外，官僚、豪紳大地主也依仗權勢兼併了大量的田園宅第。如蔡京霸佔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萬畝。災難深重的廣大農民，對官僚地主恨之入骨。當時民謠稱：「打破筒(指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聲。
從1120年(宣和二)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區爆發了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這是北宋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方臘是睦州青溪縣(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區盛產竹木漆茶等經濟作物，造作局和應奉局每年從這裡勒索成千上萬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數量也極為龐大。小生產者和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陷入絕境，怨聲載道。於是在1120年，方臘發動群眾，宣告起義。他自稱「聖公」，建年號「永樂」，設置官吏將帥。方臘利用當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來組織群眾，起義隊伍很快便擴大到數萬人。起義軍所向披靡，三個月內，接連攻佔了兩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佔六州六十多縣，隊伍擴大到近百萬人，「東南大震」。當北宋最高統治者接到方臘起義軍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後，立即派童貫統率官軍南下，鎮壓起義。接著，宋徽宗又「下詔罪己」，宣佈撤消「造作局」、「應奉局」，停運花石綱。童貫帶領的宋軍過江之後，分路指向杭州等地。這時各地的地主武裝也紛紛出來配合官軍進攻。起義軍兵力分散，抵擋不住宋軍的反撲。次年四月，方臘被俘，就義於開封。浙東的各支起義軍到1122年以後也被鎮壓下去。
方臘起義失敗後，宋徽宗立即恢復了蘇杭「應奉局」，並在開封重新設置了「應奉司」，加緊搜刮「四方珍異之物」，宮殿、園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舊進行。在方臘起義前後，宋江領導的起義軍出沒於河北、京東、淮南一帶。他們打出「劫富濟貧」的旗號，殺貪官，除惡霸，把他們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他們武藝高超，作戰勇敢，能以少勝眾，屢敗宋軍，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121年夏天，宋軍鎮壓了方臘起義以後，陸續移師北上，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戰鬥，宋江等人投降，起義失敗。但分散在各地的農民起義力量仍堅持戰鬥，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