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短命的皇帝宋哲宗趙煦
宋哲宗趙煦(1076.1.4~1100.2.23)，北宋第七位皇帝(1086~1100年在位)，是前任皇帝宋神宗第六子，原名傭，曾被封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時立他為太子，元豐八年，神宗死，趙煦登基為皇帝，是為宋哲宗，改元「元祐」。在位15年，享年24歲。謚號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葬於今天河南鞏縣的永泰陵。
哲宗登基時，只有10歲，由高太后執政。高太后執政後，任用頑固派大官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一上台，就把神宗時的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全部廢止。宋哲宗對於司馬光與高太后的執政與壓制感到不滿。到了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死，哲宗親政。哲宗親政後表明紹述，追貶司馬光，並貶謫蘇軾、蘇轍等舊黨黨人於嶺南(今廣西一帶)，接著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復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減輕農民負擔，使國勢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紹聖」，並停止與西夏談判，多次出兵討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元符三年(1100)1月病逝於汴京(今河南開封)。哲宗是北宋較有作為的皇帝。但是由於在新黨與舊黨之間的黨爭不但沒有獲得解決，反而在宋哲宗當政期間激化，種下了北宋滅亡的原因。
元豐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趨惡化，不能處理朝政。王趙傭為皇儲，由皇太后高氏暫時聽政，神宗表示同意。高太后出身尊貴，其曾祖是宋初名將高瓊，母親為北宋開國元勳曹彬的孫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時，高太后與英宗都住在宮中，曹皇后視她如親生女兒。後來，仁宗和曹皇后親自為兩人主持婚禮，當時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說，這種世家與皇室之間的聯姻無疑有助於鞏固高氏在宮中的地位。高太后經歷了仁、英、神三朝中發生的仁宗立儲、英宗濮議風波和神宗熙豐變法等事，政治經驗很豐富，她在保證哲宗繼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神宗生病時，他年齡最大的兒子延安郡王趙傭才10歲，而兩個同母弟弟卻年富力強，雍王趙顥36歲，曹王趙頵30歲，論聲望、地位和出身，兩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有資格做皇帝。當時，大臣蔡確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們曾想通過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繪和高公紀達到目的。邢恕以賞花為名將二人邀請到自己府中，對他們說神宗的病情已無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賢明，有可能成為皇位繼承人。高公繪大驚，明確表示，這是邢恕想陷害他們全家，急忙與高公紀一起離開邢府。蔡確和邢恕見陰謀難以得逞，便決定擁立趙傭，以奪策立之功，並趁機除掉與蔡確有矛盾的王珪。蔡確在與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時，問王珪對立儲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卻派開封知府蔡京率殺手埋伏在暗處，只要王珪稍有異議，就將他殺死。王珪膽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稱「取聖旨」，皇帝裁決後，他稱「領聖旨」，傳達旨意是「已得聖旨」)。見蔡確相問，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趙傭。王珪這一次卻很有主張，蔡確無法，便只好四處張揚，說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卻反誣高太后和王珪有廢立趙傭之意，此事在後來給他招來大禍。
不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趙顥和趙頵也極為關注選立皇儲一事。他們時常去皇宮探視神宗病情，看過神宗後，趙顥還徑直去高太后處，試圖探聽或是談論些什麼。神宗只能怒目視之，似乎也察覺到弟弟們的意圖。到了神宗彌留之際，趙顥甚至還請求留在神宗身邊侍寢。高太后見兩位親王居心叵測，為防萬一，便命人關閉宮門，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寢宮，實際上是要他們斷了念頭。同時，加快了立趙傭為儲的步伐，還暗中叫人秘密趕製了一件10歲孩童穿的黃袍，以備不時之需。這年三月，在大臣們前來覲見時，高太后當眾誇讚皇子趙傭性格穩重，聰明伶俐，自神宗病後便一直手抄佛經，為神宗祈福，頗是孝順，還將趙傭所抄佛經傳給大臣們看。大臣們齊聲稱賀，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趙傭，宣讀神宗詔書，立趙傭為皇太子，改名趙煦，皇儲之爭總算平靜下來。數日後，神宗去世，皇太子趙煦即位，改元元祐。從此，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掌握大權達8年之久。
高太后被後人譽為女中堯舜，但她在政治上卻極為盲目和固執。神宗時代，高太后就是變法的主要反對者之一，她曾與仁宗曹皇后一起在神宗面前哭訴王安石新法敗壞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簾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對變法最堅決的司馬光。司馬光在神宗變法時隱居洛陽達15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後可能復出，稱他為「司馬相公」，而許多賦閒在家的反變法官員也很欽佩他，這些人是司馬光執政後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馬光被召回朝廷後，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號(以神宗母高太后的名義來變更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廢除新法之徹底，不能不說他帶進了自己10多年政治上鬱鬱不得志的個人情緒的影響。然而，高太后卻不僅一味信任司馬光，委以重任，還在司馬光死後，將其反對變法的措施執行到底，並起用大批反對派官員如文彥博、呂公著、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又將支持變法的官員呂惠卿、章惇和蔡確等人逐出朝廷，從而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時，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靜，垂簾聽政是出於無奈，但她卻絲毫不放鬆手中的權力。在高太后垂簾時期，軍國大事都由她與幾位大臣處理，年少的哲宗對朝政幾乎沒有發言權。大臣們也以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決於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與高太后座位相對，大臣們向來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轉身向哲宗稟報，以致哲宗親政後在談及垂簾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歲時，高太后本應該還政，但她卻仍然積極地聽政。而此時，眾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諭必聽太后之言，也不勸太后撤簾。高太后和大臣們的這種態度惹惱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們，這也是哲宗親政後大力貶斥元祐大臣的一個原因。儘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簾時沒有考慮哲宗的感受，但他們並不放鬆對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呂公著、范純仁、蘇軾和范祖禹等人擔任哲宗的侍讀大臣，想通過教育使哲宗成為一個恪守祖宗法度、通曉經義的皇帝，尤其是讓哲宗仰慕宋仁宗，而不是銳意進取的宋神宗，因為仁宗創下了為士大夫津津樂道的清平盛世。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對哲宗的管教也很嚴格。為避免哲宗耽於女色，高太后派了20個年長的宮嬪照顧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閣樓中就寢，相當於限制了他自由活動的空間。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間卻傳出宮中尋找乳母之事。大臣劉安世得知後大驚，哲宗此時才14歲，後宮竟然尋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聲色？劉安世上奏章，告誡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辭極為激烈。高太后對外解釋說，是神宗遺留下的幾個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顧，但私下卻將哲宗身邊的宮女一一喚去審問。哲宗後來回憶說那些宮女們個個紅腫著眼，臉色慘白，他心里很害怕，後來才知道是劉、范暗中告了狀，而自己卻渾然不知。高太后的這些做法雖然目的是為了照顧和保護哲宗，但卻使得哲宗感到窒息，無形中增強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讓哲宗難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對待其生母朱德妃也過於嚴格，甚至是苛刻。或許是她有著某種隱憂，擔心哲宗母子聯合起來，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時遭遇極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隨母親改嫁後，卻為繼父不喜，只得在親戚家長大。朱德妃入宮後，初為神宗侍女，後來生了哲宗、蔡王趙似和徐國長公主，直到元豐七年才封為德妃。朱德妃溫柔恭順，對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畢恭畢敬。元豐八年十一月，朱德妃護送神宗的靈柩前往永裕陵，途經永安。當時，大臣韓絳任河南知府，親自往永安迎接靈柩。朱德妃走在後面，韓絳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韓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禮？」嚇得朱德妃淌著眼淚謝罪。哲宗即位後，向皇后被尊為皇太后，朱德妃卻不能母以子貴，只被尊為太妃，也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在如何對待朱太妃問題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見。有人想趁機拍高太后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級，以凸顯垂簾的太皇太后。有人想著將來終究是哲宗掌權，主張尊崇朱太妃，以顯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卻另有打算，想壓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許朱太妃的輿蓋、儀衛、服冠可與皇后相同。哲宗親政後，立即下令母親的待遇完全與皇太后向氏相同。從哲宗生母的待遇問題上，可以看出其間夾雜著複雜的政治鬥爭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們所做的一切，對於哲宗來說，負面影響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歲時便能背誦7卷《論語》，字也寫得很漂亮，頗得父親神宗的喜愛。元豐七年三月，神宗在宮中宴請群臣，時年9歲的趙傭隨同。趙傭雖然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面，但卻表現得極為得體，得到父親的誇讚。哲宗即位後，遼朝派使者來參加神宗的弔唁活動，宰相蔡確因兩國服飾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覆給哲宗講契丹人的衣著禮儀。哲宗先是沉默不語，待蔡確絮絮叨叨講完，忽然正色問道：「遼朝使者是人嗎？」蔡確一愣：「當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辭極鋒銳，蔡確無言以對，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對不將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報時，哲宗都沉默不語。有次高太后問哲宗為何不表達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麼？」弦外之音就是自己無非是一個擺設而已。哲宗常使用一個舊桌子，高太后令人換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來。高太后問為何，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過的。」高太后心中大驚，知道他將來必會對自己的措施不滿。大臣劉摯曾上疏，讓高太后教導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說：「我常與孫子說這些，但他並不以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擔心，當然更不敢放下權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紹聖，大力打擊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撥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國」，欲追廢其太后稱號及待遇。也許在最初，哲宗對父親神宗的理解只是出於崇敬，但元祐時期被冷落和忽視的經歷加劇了他對元祐政治的不滿，便極力推崇神宗。可見，在哲宗的政治抱負中，有著濃厚的個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劇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發清晰。
哲宗朝，無論是元祐時期，還是哲宗親政後，最活躍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們。由於變法與反變法矛盾的延續以及哲宗與高太后的衝突，使得當時支持變法的大臣(新黨)與反對變法的大臣(舊黨)都無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成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歎息的悲劇。在高太后垂簾的8年中，舊黨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舊黨劉摯、王巖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尋新黨章惇、蔡確的傳聞軼事，任意加以穿鑿附會，對其進行詆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車蓋亭詩案。神宗變法時，王安石見蔡確頗有些才能，便推薦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確長於見風使舵和陰謀詭計，當他見到神宗有疏遠王安石之意時，竟不顧知遇之恩，上書參劾王安石。蔡確為了謀取高官，製造了多起冤獄。他自知制誥升至御史中丞、參知政事，均靠製造冤獄奪別人官位後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確卻自以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時，蔡確與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顥和曹王頵不成，反過來誣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廢哲宗之意，自謂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簾後，新黨勢力被排擠，蔡確也被貶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確罷相，出知陳州。次年，蔡確再貶安州。在安州游車蓋亭時，蔡確寫下了《夏日游車蓋亭》十首絕句，詩被與蔡確有過節的吳處厚所得。吳處厚曾在蔡確手下為官，希望他推薦自己，但被蔡確拒絕了，由此怨恨不已。終於，吳處厚等來了報復的機會，他將蔡確的詩上呈朝廷，說其中「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詩中有「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時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讓位給皇后武則天，郝甑山上奏反對。吳處厚曲解詩意說：「此處是將高太后比做武則天。」而舊黨梁燾、朱光庭和劉安世等人立即加以發揮，肆意攻擊，並以「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論相彈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將蔡確貶到新州。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當時，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這是當時嶺南實際情況的真實寫照。蔡確被貶時，范純仁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他還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舊以沉默相抗議。哲宗親政後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貶至嶺南，印證了范純仁當日的憂慮。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一次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佈，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司馬光的同僚及追隨者們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給新黨以毀滅性的打擊，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但是，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是已經預感到哲宗準備起用一批新人，要他們提前準備，盡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後來事實證明，哲宗親政後，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哲宗親政後，召回章惇、蔡卞、黃履和張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但在經歷了元祐時期舊黨的殘酷傾軋後，他們的政治性格在黨同伐異過程中遭到嚴重扭曲。當他們復出時，他們與親政的哲宗一樣，都有著強烈的報復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熙寧初，章惇得王安石賞識，被委以要職。後來，高太后和司馬光廢除新法，章惇與他們的衝突就越來越激烈，甚至還與司馬光在高太后簾前爭論，言辭極為尖銳。高太后大怒，劉摯、朱光庭和王巖叟等人趁機上奏指責章惇，章惇被貶出朝廷。章惇返回朝廷後，不忘劉摯和王巖叟等人對新黨的攻擊，變本加厲地對他們進行報復。紹聖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將舊黨的主要人物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等人貶到嶺南。章惇還利用哲宗不滿當年劉安世和范祖禹諫宮中尋找乳母一事，將兩人也貶到嶺南。紹聖四年，章惇等人頻頻上奏，哲宗又開始對元祐大臣進行新一輪的打擊。已故的司馬光和呂公著等人均被追貶和削奪恩封，哲宗甚至還要掘兩人墳墓，由於大臣以「發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諫才作罷，但兩人後代都被牽連遭貶。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貶出朝廷，後來幾乎都相繼到了嶺南。
章惇對舊黨還採取了一個極嚴厲的措施，即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所有攻擊新黨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類，再給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動一直到哲宗去世時仍在進行。此外，章惇在貶逐元祐黨人時，還以被貶者的姓名來定貶所。蘇軾貶儋州，是因為蘇軾字子瞻，「瞻」類似「儋」。劉摯貶新州，因為「新」字音近似劉摯字莘老之「莘」。黃庭堅貶宜州，因為「宜」字似其字魯直之「直」字。而劉安世貶逐時，有人說劉安世曾算過命，說他命極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說：「劉某命好，讓他去昭州試試。」竟將人的生死視為兒戲，不幸為蘇軾所言中。
新黨對舊黨的報復性打擊與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哲宗不滿司馬光的「以母改子」，不滿元祐舊臣早年對他的冷落，更不滿高太后對他的種種壓抑，因此，對舊黨的仇恨心理不亞於元祐時被打擊的新黨。紹聖初，逢郊祀大禮，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哲宗，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哲宗回答得極為乾脆，說決不可以。紹聖四年(1097)，有人建議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哲宗卻說：「劉摯等安可徙！」連在嶺南附近做些調動也不允許。而對於王巖叟，哲宗指責他當初貶蔡確時，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自己，用心極險惡，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這些言行相當於宣判了舊黨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統治時期，他們永無翻身之日。事實上，在哲宗初年，新黨和舊黨在變法的態度上都有所轉變(司馬光除外)。如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對神宗變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責，認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黨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許多弊端需要改正。兩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執政者能調和兩派矛盾，消弭衝突，因勢利導，北宋的政治或許會有轉機。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簾和司馬光的上台使得黨爭激烈化，導致了紹聖後哲宗和新黨的反撲，甚至連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倖免，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