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如何救助流浪乞丐
如果你展開《清明上河圖》，仔細些看，可以在畫中的城門外，找到三個乞丐，一個似乎是殘障人士，坐在地上乞討，另一個是孩童，還有一個是位老婦人。可謂很有代表性。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急劇，貧富分化懸殊，城市裡出現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清明上河圖》表現的是北宋汴梁城清明時節的繁華市井風情，這時天氣已開始轉暖，街頭上的流浪乞丐想來應沒有凍死之虞。如果時間再往前推三四個月，寒冬季節，汴梁大雪漫漫。這時候，按照宋代的法律，國家設立的福利救濟機構有義務要收養、賑濟這些流浪乞丐，以免他們飢寒交迫，橫死街頭。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朝廷頒發了「惠養乞丐法」，並於次年開始實行。「惠養乞丐法」規定，每年十月入冬之後，天下各州政府必須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將他們一一登記在冊，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每三天發放一次，從本年十一月初一開始發放，至來年三月的最後一天停止。宋室南渡之後，也繼續採用惠養乞丐法。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宋廷又頒行「居養法」，詔令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居養院起初只是收養鰥寡孤獨貧乏者，到了徽宗朝，由於在京遇冬寒，有乞丐人無衣赤露，往往倒於街衢，而居養院止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惠不及流浪乞丐，所以宋徽宗於大觀元年(1107)閏十月下詔：「遇冬寒雨雪，有無衣服赤露人，並收入居養院，並依居養院法。」南宋時又廣設養濟院，紹興三年(1133)正月，高宗下詔要求臨安府的養濟院將街市凍餒乞丐之人盡行依法收養。可見養濟院的功能跟居養院類似，也收留流浪乞丐。
「惠養乞丐法」與「居養法」構成了宋代政府在寒冬時救濟流浪乞丐的兩套體系，一是由政府給流浪乞丐發放米錢，一是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流浪乞丐。兩種救濟都是季節性、制度化的，通常從農曆十一月初開始賑濟或收養，至明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結束賑濟。不過，如果出現天氣嚴寒，或新糧未熟，或生病未癒等情況，政府也會延長救濟的時間，如南宋紹興二年(1132)三月二十六日，中書門下省發現，臨安府賑養乞丐人，三月一日已行放散，但這些人各無歸所，朝廷便詔令臨安府再賑養一月，候麥熟時候再行遣散。又如熙寧八年(1075)，河北西路的提舉司給朝廷打了一份報告，請求對乞丐及流民中的疲羸老幼疾病之人，賑濟至六月。宋神宗從之。這些生病的流浪乞丐，按照法律，還可以獲得免費給藥醫治的救濟。
當然，在「惠養乞丐法」與「居養法」的施行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官辦福利」固有的弊端，比如，有些州縣官吏假公濟私，讓強壯有行業住家之人冒充流浪乞丐領取米錢；有些居養院疏於管理，混入了少且壯者，遊惰無圖，廩食自若，官弗之察。但是，諸如有不明身份之人將流浪乞丐的米錢衣物強行收繳、流浪乞丐進入居養院後得不到救濟反倒被人縛住雙手之類的惡行，我相信在宋代還是不大可能出現的。解決「官辦福利」的弊端，有賴於制度技術的進化。應該承認，宋代的國家福利制度還未發展出更完善的機制。
還有人說：「這種官方操辦的福利救濟並不值得稱道和提倡，因為官辦福利的成本來自財政，歸根結底來自老百姓的稅收，福利程度越高，意味著老百姓的稅負越重。他們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宋代的國家福利確實因為糜費無藝，出現了貧者樂而富者擾的問題。然而我覺得不能因為「福利病」而否定基本福利，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營養過剩」而否定「基本營養」。事實上，向國民提供最基本的福利救濟，以免國民在無法自存時陷入絕境，乃是國家存在的最大理由。用宋儒程頤的話來說：「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民因不能「自保」，於是讓渡部分權利出來，擁戴「君」，而「君」則必須履行「保民」之責任，如果不履責，則「君」與「民」的契約取消，於是「危亡至矣」。仔細體味，這不正是「社會契約論」的思想嗎？
在國家提供的「基礎福利」之外，我們當然也需要構造一個層次更加豐富、覆蓋面更加廣泛的民間慈善體系。宋代對流浪乞丐的救助，除了有「惠養乞丐法」與「居養法」構成的國家救濟，還有由士紳與富民群體、佛家寺院自發組織、主持的民間救濟，其中最著名者為南宋士紳劉宰，曾三度「糾合同志」，開辦「粥局」，為無家可歸、無糧餬口的饑民施粥，並以寺院收留流浪饑民。第一次「粥局」從嘉定二年(1209)十月持續至次年三月，日救饑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從嘉定十六年(1223)冬持續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達一萬五千人；第三次「粥局」從紹定元年(1228)二月持續至四月。
最後，我想引述一則南宋富人的「隨手街頭救助」故事， 據《夢粱錄》記載，在臨安府，或遇大雪，路無行徑，長幼啼號，口無飲食，身無衣蓋，凍餓於道者，富家沿門親察其孤苦艱難，遇夜以碎金銀或錢會插於門縫，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戶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綿被絮襖與貧丐者，使暖其體。這個故事，讓我在這個寒冷的冬季生出些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