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竟能改變歷史
任何時代，疾病與健康都是一個永恆的問題。而在傳染病肆虐的時代，疾病對歷史變遷所產生的影響尤為顯著。在西方疾病史是史學界非常重要的領域，在中國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疾病史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熟悉歐洲史的人大概會發現這樣一個巧合：中世紀那段歷史剛好開始於，也剛好結束於歐洲歷史上僅有的兩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稱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還是被稱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滅」了很大比例的歐洲人口，深刻地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秩序、人口結構、 歷史告訴我們，傳染病足可亡國，羅馬亡於瘧疾，埃及亡於血吸蟲病，中國也有金、明兩個朝代亡於鼠疫。的確，在傳染病大規模暴發的初期，事態的不確定性往往會加深人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從而刺激、誘導民眾的集體行為，進而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失序。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說，任何起因不明、治療無效的疾病，就容易為某種隱喻所覆蓋，並賦予社會以某種象徵與暗示。
19世紀中期，英國在遭受霍亂襲擊後，便在各大城市開始著手建設清潔的衛生體系。而隨著公共衛生法的實施，英國城鎮的衛生環境大為改善，傳染病對英國社會的威脅也大為降低，而這也使得霍亂有了「偉大的環境衛生改革者」的稱號。
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類似大規模暴發的傳染病。天花、鼠疫、霍亂，這三大烈性傳染病都曾在近現代大規模暴發過。清末，由於牛痘接種的提倡和普及，天花在中國的感染率已經很低。所以近現代中國面對的最主要的傳染病是鼠疫和霍亂。而其中，1910~1911年東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國公共衛生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是因為在此之前，天花、鼠疫和霍亂這三大烈性傳染病的不時流行並沒有促使政府把預防和控制疾病作為其職能之一。
雖然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國內政的情況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陸軍軍醫堂副校長伍連德主持防疫的決定，但自此以後，由中央處理地方重大傳染病在中國成為慣例，衛生從此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不過，那時對鼠疫和霍亂這兩種傳染病的控制，主要還是採取在易發時節施行預防注射的措施，並沒有更好的方法。新中國成立後，霍亂對於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壓力已經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蟲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脅。這些疾病與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都有關係，所以非常難以根治。
不過，同為傳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亂、SARS，也因人們對傳染病認識的逐漸改變而遭遇著不同的抵抗。在細菌學出現之前，人們雖然會根據疾病最主要的特徵為其命名，但一般來說，還是會把不同的傳染病全丟到「瘟疫」的筐子之中。這是因為對民眾而言，高傳染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徵；人們不會意識到這是細菌或病毒的緣故，而是認為這是天災或者瘟神作祟。
不過隨著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細菌學的建立，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不再同一而論。人們不會再愚蠢地打著宗教的幌子進行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內的「請神」活動，也不再單純地在這些傳染性疾病面前採取逃跑、棄感染者和死者於不顧、阻斷交通等方式的隔離。現在可能還會採取盡量減少外出等的隔離，但人們還是在努力找出病毒，爾後製造出特效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