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中衰始於荒淫漢元帝？
西漢經高祖劉邦建國﹐文帝､景帝無為而治的盛世﹐到武帝時期長期對外戰爭導致民生凋敝﹐再接下來昭帝､宣帝重新把目光回到國內而產生昭宣中興的第二次盛世﹐之後開始衰落。很多人把西漢的中衰怪到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劉奭頭上﹐說他怠於政事﹐任用宦官﹐優柔寡斷﹐奢侈糜爛。
這種說法從某個角度來講沒錯﹐但把一個國家的興衰跟某個個人硬掰到一起﹐難免過於武斷﹐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哪個人有如此大的能量。無論是厚積而發﹐還是積患成災﹐都是量變和質變的關係。國家的興衰﹐有自然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因素﹐最後才是個人因素。我們從漢元帝的一封詔書說起﹐簡單談一下這個事情。永光四年(前40年)﹐漢元帝給自己修陵時﹐下了一道詔書：「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大概的意思是﹐之前每任皇帝修陵﹐都要從全國各地搬遷大量住戶來填充陵地周圍﹐但誰都想安居樂業﹐誰也不想離故土﹐所以這次我修陵﹐大家就不用搬了。
本來要搬遷的這些人﹐史書稱之為關東豪強﹔我們稱之為地方上潛在的﹐也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豪強大戶們稱霸地方﹐左右政府﹐控制物價﹐組織黑社會等。他們製造的最大麻煩就是兼併土地﹐因為秦漢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隨便買賣。而失地者要麼去租地﹐要麼變成流民､難民﹐這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都不想見到的事情。所以對付豪強﹐一直是國策。怎麼對付這些人﹐從秦始皇開始就有成例﹐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條搬家或殺掉。這兩條是相通的﹐基本也是同時進行的。
我們現在講共同富裕﹐當年的人們卻明白一個古老的道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無論搬家還是殺人﹐目的都是為了保證分配盡量不那麼懸殊﹐盡量讓大家都有口飯吃。搬家屬於軟的､溫柔的措施﹐搬到關中天子腳下來﹐國家給你解決生計﹐這個地方你們不敢鬧事﹐鬧事也不怕﹔殺人﹐當然是硬手段狠手段了﹐從漢景帝時期的郅都﹐再到漢武帝時期的張湯﹐到漢宣帝時期的田延年﹐這些知名度極高的所謂酷吏的形象都差不多﹐額上月牙印﹐手持狗頭鍘﹐職業鬥地主﹐有錢我就殺﹐沒有對錯﹐不講人道主義﹐也很難講有什麼嚴格的法律依據﹐更不要提春秋大義了﹐來就是吃大戶的。酷吏們做的事情﹐概括一下基本是﹐允許消滅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大家一起過不那麼富裕的美好生活。說實話這有點歷史退步的味道﹐但是卻管用。
但是漢元帝一封詔書把這一國策戛然廢止了。皇帝的詔書﹐都是憲法級別﹐後世繼任的皇帝都要照著執行。除非後來的皇帝就類似事件發了新的詔書﹐這相當於憲法修正案。所以漢元帝這封詔書﹐雖寥寥幾個字﹐卻影響深遠。至於漢元帝為什麼這麼做﹐可以照著他的詔書理解，他以儒者自居﹐懷仁天下﹐看不得大家拋棄祖業﹐千里迢迢搬到關中。
這麼解釋當然行得通﹐從小就受儒家熏陶的漢元帝儘管是個有些務虛的人﹐但絕對不糊塗﹐不會覺得哪裡不對了就非要改革一下﹐那是拿國家開玩笑。搬遷這一國策﹐從當年劉敬對漢高祖劉邦建議並實施以來﹐每任皇帝至少都會執行一次﹐而且是正經嚴格地執行甚至不惜見血。一百五十多年的古老國策被廢掉﹐原因只有一個﹐漢元帝感到了某種壓力。
財政壓力嗎？政府沒能力給搬遷戶提供支持了？大概有這個成分﹐但財政問題一般是其他問題的反映﹐再說哪任皇帝沒有財政壓力﹐漢武帝時期打仗那麼燒錢﹐下搬遷令照樣毫不客氣﹐甚至還搬出了大俠郭解的故事作為千古談資﹐因此財政不是核心問題﹐這個問題甚至不解決都無所謂﹐這個壓力從漢武帝時期就開始出現了﹐到現在不過積攢到了一定量。
漢武帝之前﹐中央政府的官員﹐甚至地方政府的官員﹐幾乎全部是外戚和開國功臣以及他們的後人﹐靠血統和裙帶做官。外戚和開國功臣的家自然都安在長安﹐至少絕大部分是。也就是說﹐漢武帝之前﹐從丞相､郎官到地方官﹐他們的家業幾乎都在長安以及周邊﹐所以有關部門把豪強的名單報上來﹐漢元帝忽然發現﹐要打擊的豪強竟全變成了自己人﹐他又偷偷向下瞄了一眼﹐全國的公務員都投來憤怒的目光﹐他無奈地意識到﹐搬遷國策已經不是那麼好執行了﹐更何況自己沒有漢武帝和漢宣帝的那種霸氣和硬氣。換個角度看﹐之前這些搬遷的所謂關東豪強﹐大致有六國遺老､大商巨賈﹐個人奮鬥成功者､黑社會等這些真豪強﹐對付這些人非常簡單﹐聽話最好﹐搬到關中來﹐給你塊地種﹐不聽話有手銬､監獄､斷頭台﹐不用有什麼顧慮。按史書所載﹐張湯當年把全中國的有錢人幾乎全搞破產了也沒出什麼事兒﹐除了搭上了自己的命。
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全國開始大規模招收公務員﹐長安從此風雲際會。標誌性事件就是一個從遙遠的山東跑到長安來的養豬老頭公孫弘﹐扶搖直上﹐拜相封侯。從此功臣系的官員幾乎消失殆盡﹐外戚或多或少肯定會存在﹐不用理會也沒法理會﹐如此坐在朝堂上的那些人們﹐家業在長安的已經不那麼多了。中間還有個漢宣帝﹐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親自參與遴選､面試､考核公務員﹐甚至到了癡迷程度。做公務員﹐讀書人自然有先天優勢﹐但關中自古不盛產讀書人。三晉､齊魯､楚地﹐讀書人來自這些地方﹐這些地方都叫關東。於是官員們的家業分散全國。漢元帝更過分﹐他自己就是個讀書人﹐座下的官員幾乎全都是來自關東的讀書人。但長安不是他們的歸宿﹐他們到長安只是路過﹐他們老了後致仕﹐帶著一身榮耀回到關東老家﹐他們的子弟接過衣缽﹐繼續讀書﹐繼續被推薦到長安做官… …週而復始。
一人做官﹐全家富貴﹐雞犬升天﹐這個三俗的結論永遠適用﹐一個個讀書從政的大家族相繼在關東誕生。如果繼續延用豪強這個說法﹐他們就是新的豪強。現在如果再提搬家﹐朝堂上有一大半人會非常不高興。殺人﹐可以認為是搬遷的加強版和升級殘酷版﹐凌厲又好用﹐但它和搬遷令從本質上是一樣的。搬遷令不好執行了﹐殺人也沒法繼續了。何況漢元帝對酷吏討厭至極﹐在做太子的時候就因為酷吏的事情跟父親漢宣帝頂過嘴﹐更不要提他自己做了皇帝之後了。地方勢力開始有失控的趨勢了。
還有個人口危機的問題﹐《漢書》中載﹐漢元帝時期沒進行過人口普查﹐二十年後的漢平帝時期進行過一次﹐差一點點六千萬﹐但鑒於當時有人頭稅﹐以及統計方式或其他條件的限制﹐瞞報難免﹐實際人口應有七八千萬﹐漢元帝時期人口恐怕也差不了多少。當時的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原和關中﹐以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養活這麼多人﹐並不是說一定就養不起﹐但很多問題慢慢就冒了出來﹐比如﹐新耕地如果開墾得少﹐那麼沒地種的人不可避免地就多了。
還有就是天災﹐《資治通鑒》載﹐從漢元帝開始﹐天災出現的頻率多了起來。有氣象學家認為﹐這一時期以及之後的幾百年一直到隋文帝開皇年間﹐叫小冰河時期﹐天災多屬正常。
簡單匯總以上：地方勢力越來越不好控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們買地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失地者越來越多﹐人口越來越多﹐富不起來的人越來越多﹐加上天災頻仍﹐必然會發生民變﹐或日農民起義。
漢元帝的兒子漢成帝時期﹐又重新發佈了搬遷令﹐從關東遷了一批豪強到關中來。但大環境已經鑄成﹐所以這次的搬遷形式大於實際。後來與長安城近在咫尺的終南山爆發大規模民變﹐用了一年多時間才平定﹐導致長安人心惶惶。
從漢高祖劉邦打天下時起﹐關中就是大後方﹐就是核心﹐就是中國之所望﹐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將近兩百年什麼大場面沒有﹐關中幾曾亂過﹐而今竟然出現了民變﹐從此西漢多事矣。而漢元帝不過是整個改變過程的旁觀者和參與者﹐他做不了改變者﹐一則跟他的性格有關係﹔二則其實他也改變不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