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商紂王的八大罪狀
《尚書》有記載﹐周武王伐紂時﹐開列了紂王六條罪狀﹕一是酗酒﹔二是不用貴戚舊臣﹔三是登用小人﹔四是聽信婦言﹔五是信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這是「原始罪名」﹐照這些罪名﹐商周無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於「暴君」。
到了春秋時期﹐紂王的罪狀卻又增加了一條﹐即七､「比干諫而死」﹐而且到了戰國時期﹐對於比干的死也有了不同的說法。《史記「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等等。從此﹐歷代史家說起暴君必數夏桀､商紂。到晉朝﹐商紂王又多了八､「解剖孕婦讓蘇妲己看胎兒模樣」的罪狀﹐還有其他離奇的情節。這時﹐商紂王已變為毫無人性的暴君。明朝虛構小說《封神演義》﹐更是奠定了商紂王「衣冠禽獸」的民間印象。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暴君」形象是逐漸累加形成的。
商紂王､殷紂王﹐是周人對商代末代君主侮辱､蔑視性的稱呼。《說文解字》中對謚法的解釋是﹕「殘忍捐義曰紂」。而現有《逸周書》的「謚法」篇﹐卻恰恰沒有這一句。紂字﹐在《古文尚書》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壞蛋辛的意思。王﹐是周人對國君的稱呼。這裡面昭示著這樣一個事實﹕周人從未達到商人那樣的強力統治。周人滅商﹐是糾集所謂的「八百諸侯」的共同行為。而這些諸侯﹐只是同盟軍﹐而非蕃屬﹐對於周王室的認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對其的控制力和約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們相安無事﹐根本指揮不動。因此﹐終西周一朝﹐與這些諸侯的戰爭貫穿始終﹐並最終滅於諸侯。而周人本身﹐雖是諸侯中武力強盛的﹐卻與煌煌大商相差甚遠。
所以﹐在未滅商之前﹐周稱之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滅商之後﹐亦稱之為「大邦殷」､「大國」﹐而自稱「小邦」。
周武王滅商後﹐因殷人眾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而徹夜難眠。周人不可能､也沒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為天下共尊的上帝。商王朝神權､王權的激烈的黨爭﹐使人對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設教」作用和效能不無懷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創此類宗教﹐故而只能居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稱帝。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武王發所延續下來的稱王的習慣﹐被其不自覺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現商紂王､帝紂這些滑稽的稱謂。周王稱為天子﹐是後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無此類證據。
商周之際的獨特存在的同一段歷史出現兩種正史﹐是西周以小博大帶來的後遺癥﹐是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意識形態勢力相當的結果﹕西周官方意識形態在長期成為主流﹐成為正史﹐但商人記錄的歷史卻並沒有在西周的封殺和圍剿下消失。歷史上帝辛的罪狀是「千年積毀」､「層累地選成」的結果。
首先是他的生死仇敵周人﹐周人自大王季歷起便大肆擴張﹐周王季歷的擴張﹐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覺﹐帝武丁十二年﹐殺周王季歷。繼季歷為王的周侯昌﹐亦即後世所謂的周文王﹐更是變本加厲﹐帝乙二年﹐周伐商﹐敗於帝乙。但周王昌並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覺﹐在黎舉行軍事演習﹐後來拘周侯昌﹐囚之羑里﹐並殺之。
兩代周王的命運﹐使商周成為死仇。繼位的周武王在釐清內政的同時﹐觀兵孟津﹐為報仇雪恨﹐攻伐大商做準備。然而帝辛積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懼極甚。第一次觀兵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卻因害怕而托詞「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戰前夕﹐周武王仍戰戰兢兢﹐不敢應戰﹐是呂尚強迫其出戰﹐才不得已而賈其餘勇勉力一戰。對大商的仇恨､對帝辛的畏懼﹐使得周人不進一切地詆毀､抹黑自己強大的對手﹐以建立戰略聯盟﹐激起將士的同仇敵愾﹐減輕自己的畏懼和恐慌。
其次是商代內部叛徒､內奸﹐貶毀帝辛﹕一､神棍們﹐他們製造出帝辛罪狀中的「昏棄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狀。二､王黨內部的叛逆者。這一類人又可分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以微子､箕子､比干為首的王族反對黨。這是一群帝祖甲禮制改革的犧牲品。另一個群體則是商王朝的貴族。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帝辛。
帝辛重用費中﹐飛廉､惡米一班人﹐他們幾個是拋棄了自己的氏族來邦助帝辛的﹐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引起了公憤。因而﹐帝辛的罪狀中的「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暱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來。而神棍們､王族反對黨､貴族們的怨言亦成為帝辛的罪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崇信奸四﹐放黷師保﹔屏棄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幹」､「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再有先秦諸子為證明自己觀點的需要﹐無不「案往舊以造說」﹐以歷史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為什麼「層累地造」的中國古史誕生於戰國的原因。帝辛被作為反面典型﹐為證明仁義重要﹐就舉帝辛不仁不義的事例﹔為證明尚賢､用賢的重要﹐就舉帝辛殘害忠眾以亡國的教訓﹔為證明天道亡國﹐就製造帝辛「斮朝涉之脛」､「刳剔孕婦」的實例﹔為證明防微杜漸的作用﹐就製造帝辛「為象箸」﹐等等由此造就了「千年積毀」的商紂王。
子貢作為孔門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政治感覺﹐一語道破了「千年積毀」現象的本質﹕「天下之惡皆歸焉」﹐所有的曾經見過的罪惡和所有的人們能想像到的罪惡﹐都「歸」於帝辛的頭上。所以「君子惡居下流」﹐千萬別當失敗者﹐其結果是極其可悲的。在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下場都極可憐﹐但象帝辛這樣被肆意抹黑的卻絕無僅有。
通觀帝辛的罪狀﹐有幾點引起人們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狀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遠﹐帝辛的罪狀就越具體､詳實。三是帝辛的罪狀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狀是如此相似﹐幾乎如同出自一個人的手筆。
顧頡剛發表過《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指出紂的罪惡在周人的《尚書》中只有六點﹐戰國書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漢書中增加了二十三事﹐東漢時增加了一事﹐東晉時增加了十三事﹐於是商紂就變成了自古未有的殘忍暴君了。顧氏通過仔細的考證﹐徹底洗清了潑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濁泥﹐還其本來面目﹐與郭沫若的論證相表裡﹐使帝辛做為一個「武王」的形象重現人們面前。這也使孟子的紂王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的說法有了落腳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