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鼓動討伐中國發橫財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媒體迅速行動，在中國東北投入了大批報道資源，「這種大力報道無條件地追認由軍部策劃製造的既定事實，煽動了軍國主義、愛國主義、拍外性的民族主義」。《大阪朝日新聞》1931年9月26日、10月1日的社論標題分別是，《決不容許他方幹涉，維護我帝國政府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聲明，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滿蒙的獨立，若是成功將成為遠東和平的新保障》。該報還發動日本國民為侵華關東軍募集慰問金。
《大阪朝日新聞》在此前曾是一家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媒體，經常批評日本軍部。為什麼這家報紙會突然轉換態度。前阪俊之解釋指出，日本軍部和右翼人士通過「不買行動」，讓《大阪朝日新聞》的發行陷入困境，而其競爭對手《大阪每日新聞》則抓住機會，通過煽動戰爭情緒而擴大發行量。日本其他的主要報紙，如《東京日日新聞》也因為面臨類似處境，而選擇投向支持軍部的對外侵略擴張。
前阪俊之同時也強調，編輯和發行的困難，不足以成為一家報紙犧牲報格的充分理由，因為在當時，也有部分日本媒體和學者對「九一八事變」提出了辛辣批判。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橫田喜三郎從國際法的角度，質疑了日本軍隊：「僅以數米的鐵道爆破為由佔領了南滿洲的大多數要地……就算最初的衝突是自衛行為，之後所有的行為也都靠自衛權行使就能說得通嗎？」
仙臺的《河北新報》則發出了一連串社論，猛烈抨擊軍方的冒險、政府駕馭局面的無能。日本軍部派出憲兵衝進《河北新報》總部，威脅將成立不買聯盟，而《河北新報》的社長一力次郎還擊稱「我社雖然貧弱，但也是言論機關。如果受到從外界來的暴力，我社四百員工將抱成一團死守言論的自由… …什麼時候被炮擊都不會叫苦。成不成立不買聯盟是讀者的自由… …」這番話簡寫，就是中國讀者而今熟悉的「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兩根的」。
「九一八」事變次年，日本軍部在上海挑起戰事。但因為日軍輕視中國軍民的抵抗意誌，日軍疲於苦戰。這樣的背景下，日軍開始炒作「爆彈三勇士」，日本各家報紙予以踴躍響應，在1932年2月24日登載了軍方授意的報道，稱日軍有三名士兵為了突破中國軍隊的防線，將點燃的炸彈綁在身體上，再把自身投進鐵絲網，「以壯烈的犧牲打開了步兵突擊的道路」。
「爆彈三勇士」被很快包裝為日本的現代軍神，載入課本、授予榮譽、建設銅像和紀念碑、編輯傳記，日本的電影企業拍攝了多部該主題的影片，還有仰慕勇士的少女跳入蓄水池自殺。70年後，駐伊美軍用同樣的包裝手法，塑造了一個英雄女兵傑西卡·林奇。事情的真相是怎樣的呢？《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一書引用與三勇士同屬以工作隊的一名士兵的檔案證言稱，三勇士其實是被上級強行派往爆破一線的，而且向外跑出了15米後，就都陸續跌倒，三個人都準備往後退，被上級喝止，又掉頭撿起爆破筒向著鐵絲網前進，沒等達到鐵絲網的時候，爆破筒就爆炸了。
「爆彈三勇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日軍挑起的上海事變的失敗結局，日本媒體形成了更為嫻熟的包裝炒作套路，這使其在後來可以不斷宣揚「竹槍主義」和「肉彈戰」的重要性，讓一批又一批日本青年加入「皇軍」，走上那條「玉碎」不歸路。在這樣的媒體和社會氛圍中，1932年5月15日，日本少壯派軍官暗殺了力主改革軍部、清算戰爭狂熱主張的時任首相犬養毅。而在此事件中，日本軍部更是狠狠地扼住了日媒的喉嚨，後者基本上不敢發出對暗殺行為給予譴責的聲音。日媒開始宣揚一種讓人匪夷所思的觀點，即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社會原因論」：經濟如此不景氣，社會壓力和矛盾如此之大，洩憤應該首先找社會原因、體制原因，兇手和被殺者都是受害者，等等。
日軍侵佔照顧東北後，中國國民政府求助於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李頓調查團作出一個事實上傾向於維護日本侵略(既得)利益，誘使中日媾和的報告。但這個報告因為僅僅在字面上提出了對日本的譴責，而受到日本媒體的連篇抨擊。日本各家媒體的社論標題分別是《東京朝日新聞》：《錯覺、曲解、膚淺》；《大阪朝日新聞》：《充斥著膚淺和自我矛盾》；《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謊話連篇的報告書——如此誇大捏造也太過分了》、《讀賣新聞》：《坐井觀天》；《報知新聞》：《無禮誣陷盛行的調查報告書》… …
前阪俊之在書中就指出，日本政府中許多資深政客如西園寺公望、齋籐實等對軍部的獨斷專行頗有微詞，更不同意日本退出國聯，這本可以遏制當時日本外務省和軍部的少壯強硬勢力。正是因為各家媒體加入到對軍部立場的合唱行列，才使得穩健派陷入空前孤立。日本退出國聯，自居為亞洲和世界秩序的挑戰者。
走向特立獨行的日本，很快開始清算那些沒有站在當局立場的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美濃部達吉引入國家主權學說，將日本天皇稱為日本的(最高)國家機關，這個說法與日本右翼勢力、軍部宣揚的天照大神後裔萬世一系的統治論格格不入。昭和天皇實際上贊同美濃部達吉的觀點，因為這樣可以讓他本人卸下過大的壓力。美濃部達吉利用議員身份，在日本議會等場合就自己的觀點發表了多次辯護意見，並通過媒體報道將天皇機關學說傳播得更遠，更加重了右翼的仇視，最終以前者辭去議員和學術職務、天皇機關學說被禁止傳播告終。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本主要媒體被政府召集，要求報道和言論必須嚴格配合國家行動。各家報紙因此在歪曲報道事件起因、進展的同時，約定將報道和言論的主題確定為為「討伐暴戾的中國」尋求合法性、合理性理由。非但如此，日本各家報紙還踴躍舉辦旨在擴大日軍與日本平民互動，渲染戰爭參與的活動。用今天的話來講，諸多「線上活動」凝聚了更多日本人參與「線下」的戰爭行動。《朝日新聞》舉辦了「軍用機捐獻」、「皇軍慰問」等主題活動，《每日新聞》募集慰問金和遺屬救護資金的活動，《讀賣新聞》等媒體分別捐贈報紙、被子、燃料。最終還是《朝日新聞》佔了上風，該報提出了一個「神風」號周遊世界一周活動，募集到巨額資金，用這些錢只做了最先進的偵察機10架、戰鬥機20架、轟炸機10架等總計90架飛機，捐獻給了侵華前線的日本軍隊。
日本媒體在「七七事變」以後已經非常主動的響應戰爭宣傳，不再具有抗拒性，這不是什麼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體現，而是因為戰爭為這些媒體帶來了實打實的效益。《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書中介紹了各家報紙在中日戰爭全面打響後，廣告等經營收入大幅增加的情況。儘管在後來，因為戰時紙張供給的緊張，日本報紙的發行受到影響，但煽動戰爭帶來的紅利已經讓報人欲罷不能，甚至進一步主動完善了戰時的審查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