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魏晉朝美男嵇康究竟是被誰殺死的﹖
魏晉風流人物﹐以嵇康為首。他不但文采飛揚､精通音律﹐而且「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可謂是天之驕子。然而嵇康橫遭殺戮﹐又彷彿是天妒英才﹐究竟原因何在﹖
我們知道﹐有個成語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的是﹐司馬昭在繼承父兄權力之後﹐篡位的野心暴露無疑。據考證﹐嵇康被殺於魏景元三年(262)前後﹐其時距司馬氏篡位大約三年。嵇康之死正與司馬氏自立﹐密切相關。
嵇康深陷囹圄﹐起因在於呂氏昆仲。呂撰姦污弟媳徐氏﹐事情敗露﹐弟弟呂安要到官府告發。呂撰請出嵇康(他是兩兄弟的好友)做和事老﹐打算息事寧人。誰知﹐就在事情將要了結的當口﹐呂撰竟倒打一耙﹐誣告呂安虐待老母。結果不僅呂安被抓﹐連居中調節的嵇康也被牽連入獄。
要說這案子本不難查清﹐只要呂母出庭作證﹐即可真相大白。退一步講﹐即便呂安不孝﹐要殺要剮(當時不孝雖是重罪﹐可也罪不至死)﹐也是他一個人的事﹐與嵇康有什麼關係﹖如此看來﹐此案確屬蹊蹺﹐可能根本就是一個為嵇康專門設計的圈套。不然為什麼呂撰在姦污弟媳之事已然平息的時候﹐還要去冒險誣告弟弟﹖是不是有人背後指使﹖又是為什麼呂安一案連基本事實也未弄清﹐便急著要讓嵇康和呂安身首異處﹖
不管真相如何﹐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嵇康坐牢﹐鍾會很開心。鍾會素來嫉妒嵇康的才華﹐而且曾被後者怠慢﹐有此良機﹐自然要置之於死地。
嵇康被殺﹐鍾會為其羅織有兩項罪名﹕意圖幫助毋丘儉和非侮名教。據《三國誌·王粲傳》注引《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筆者以為﹐這個記載頗有疑點﹐一介平民的嵇康如何能夠「起兵應之」﹖若嵇康真的有意助拳﹐為什麼不及時出手﹐要等毋丘儉快要失敗了﹐才去向山濤問計﹖不過﹐嵇康同情討伐司馬氏的魏臣卻無疑義﹐他曾作《管蔡論》﹐借周公誅殺管､蔡的歷史﹐為人毋丘儉等聲辯﹐「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僥禍也。」肯定反對司馬氏專權的毋丘儉等是魏室忠臣。
另一個罪名﹐也不是子虛烏有。嵇康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蔑視世俗禮教﹐「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禮」﹐將矛頭直指統治者一力推崇的儒家道德體系﹐可謂是離經叛道。
要說兩個罪名都是有據可查﹐嵇康死得也不算冤枉。可問題在於﹐毋丘儉造反是在正元二年(255)﹐嵇康被殺則是景元三年(262)。司馬昭怎麼早不動手﹖魏晉之交﹐蔑視禮教､放浪形骸已經成為一股社會風氣﹐怎麼就單單挑嵇康下手﹖既然嵇康有此罪狀﹐為什麼不名正言順的抓人﹐而要借助呂安一案﹖總之一句話﹐司馬昭怎麼就突然想起要殺嵇康﹖
由於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長樂亭主(曹操之子曹林的孫女)﹐於是很多人推測﹐嵇康在政治上傾向於曹氏﹐以致於對司馬昭心生反感﹐乃採取隱居避世的不合作態度。此一說在邏輯上雖然講得通﹐但事實上卻違背了嵇康的本心。嵇康崇尚老莊學說﹐無意仕途﹐只有早年做過一陣中散大夫﹐後來好朋友山濤舉薦他入朝為官﹐乾脆寫了篇《與山巨源絕交書》﹐以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嵇康的理想是「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因此﹐無論朝廷上掌權的姓曹､姓劉､姓孫﹐還是姓司馬﹐他都不會違背本性的與其「合作」﹐而要去做一個逍遙的隱士。而嵇家對司馬氏﹐也從沒有什麼仇恨﹐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司馬昭手下位至高官﹔嵇康的兒子嵇紹更是為護衛晉惠帝﹐被亂軍所殺。因此﹐所謂不合作﹐恐怕並不是司馬昭殺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曹家女婿﹐縱使有心「匡扶大魏」﹐可也是絕然無力。那又是什麼﹐讓司馬昭萌動殺心﹖答案可能很簡單﹐他不過想借嵇康人頭﹐來震懾人心。正如鍾會向司馬昭說的那樣﹐「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在當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文人﹐恐怕不在少數。司馬昭要奪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導輿論的名士。怎麼辦﹖殺雞儆猴。誰是最肥的野雞﹖嵇康。
此後﹐同為竹林七賢之一､曾和嵇康一同在樹下打鐵的向秀﹐接受舉薦﹐來到洛陽。司馬昭問他﹕「聽說你向來有歸隱的志向﹐現在怎麼跑到我這來了﹖」向子期垂首答道﹕「古代隱士巢父､許由都是狂傲､清高之輩﹐根本不值得我去羨慕。」嵇康正是前車之鑒﹐我哪裡敢去學他！七賢中的二號人物阮籍﹐也不得不為司馬昭進封晉公﹐作了一篇《勸進箴》。可見﹐嵇康沒有白死﹐拒絕與司馬氏合作的隱士群被成功解體。
其實﹐也不見得司馬昭容不得隱士､名士﹐這樣的人﹐魏晉時期有的是﹐慘遭屠戮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嵇康之所以為當權者記恨﹐那是因為他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隱士﹐用今天的話說﹐嵇康算得上一位身具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朋友孫登對嵇康的悲劇命運早有預知﹐「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後來嵇康在獄中作《幽憤詩》﹐有「今愧孫登」之句﹐為未能聽從友人的遠見而感慨自責。故此﹐錢鍾書先生稱嵇康為「忤世之狂」﹐其人「既『直性狹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盡之累』﹐『不喜俗人』﹐『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那又「安望世之能見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臨行那天﹐有三千太學生聚集法場﹐想要拜嵇康為師。刑場上的嵇康﹐依舊的從容淡定﹐他抬頭看看日影﹐知道時間尚早﹐於是索琴一張﹐瀟灑撫之﹐如癡如醉﹐正是一曲《廣陵散》。曲終聲止﹐嵇康慨然歎息﹕「《廣陵散》於今絕矣！」這一年﹐嵇康四十歲。培根說的對﹐偉大的靈魂從不會被死亡征服。
古往今來﹐統治者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的一直難以理順。前者想依仗後者﹐而後者卻要批評前者﹐前者不能忍受﹐便要舉起屠刀﹐以使後者閉嘴､服從。然而﹐自由地批判統治者﹐既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也是知識分子的權利。沒有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一個社會無從進步。當年的司馬昭當然不會明白﹐那麼在今天﹐我們又是否可以容忍嵇康的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