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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淵(566~635)，字叔德，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一說狄道(今甘肅臨挑)，一說趙郡(治今河北趙縣)，唐朝的建立者，史稱唐高祖，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統帥。唐朝開國後，許多地方還在分裂之中，農民起義軍和隋朝殘餘將領割據各地。李淵在長安安定之後便開始了長達10年的統一戰爭。
　　薛舉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紳，公元617年，先稱西秦霸王，後又稱皇帝，佔據了全部隴西，兵力有十多萬人。薛舉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風將薛舉打敗，將唐的勢力擴充到隴右一帶，進一步穩定關中局勢。公元618年8月薛舉病死，他的兒子薛仁杲繼續威脅長安。李淵命李世民為元帥第三次出征，這次在淺水原將薛仁杲徹底擊潰，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隴西收歸唐朝。
　　平了薛舉父子之後，李淵又開始對付割據河西的李軌。在李淵建立唐朝之際，李軌稱帝。公元618年，李淵為了進攻薛舉，曾派人和他結盟通好。李軌非常高興，主動讓弟弟到長安做人質，李淵封他為涼王。但冊封使節到達時，李軌的下屬對是否接受唐朝冊封產生分歧，李軌沒有聽信部下的話，又不肯屈居李淵之下，對李淵自稱「大涼皇帝臣軌」。雖然用了「臣」，但李淵並不領情，他不能允許還有一個皇帝的存在，於是加緊了對李軌的軍事行動。為了避免戰爭，李淵派安興貴去勸說李軌投降，安興貴是李軌戶部尚書安修仁的哥哥。李軌聽了安興貴的勸說沒有改變主意，反而說安興貴是為了報答李淵的恩情才來勸說他的。安興貴害怕李軌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謀劃，最後發動兵變，俘虜了李軌。河西於是平定。
　　劉武周也是李淵的一個勁敵，他起兵較早，和突厥勾結勢力比較強盛。公元629年，劉武周聯合突厥南下佔領了并州，唐朝的并州總管、齊王李元吉無力抵抗，棄城而逃。李淵先派裴寂出擊，也大敗而歸。李淵這時想放棄這個地區，遭到李世民的反對。最後李世民領兵出征，用堅壁清野消耗對方的戰術，全面擊潰了劉武周的部隊。劉武周逃到突厥，後來被殺。唐朝又恢復了原來在河東地區的統治。三個周圍的勁敵消滅之後，李淵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對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煬帝楊廣被殺之後，他擁立楊侗為帝，又打敗瓦崗軍，除了李密和部分軍隊外，其餘的瓦崗軍都被王世充收編。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踢開楊侗，自己稱帝，建立鄭國，定都洛陽。李淵派李世民東征王世充，最後將王世充包圍在了洛陽一座孤城裡，王世充向北邊的竇建德求援。竇建德最後被李世民擊敗成了階下囚。王世充絕望之下只好獻城投降。竇建德的部將劉黑闥又舉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復了原來竇建德的領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討，和劉黑闥所部兩萬人激戰，從中午到黃昏不分勝負，李世民便命唐軍決堤水攻，劉黑闥敗退投奔突厥，然後又捲土重來。李淵命李元吉征討，被劉黑闥擊敗。太子李建成又親自出征，他採納了謀士魏征的策略，安撫民心，最終瓦解了劉黑闥的部下，劉黑闥在敗退時被殺。河北和山東地區終於平定。
　　隋朝末年，蕭銑趁亂割據在江陵一帶。蕭銑佔領的地區非常廣闊，南到交趾，北到漢水，西達三峽，東及九江。但蕭銑和其他割據者一樣只是想偏安一地。蕭銑是原來南朝梁宣帝的曾孫，祖父蕭巖在梁被隋滅時逃到了陳朝，陳被隋滅時，蕭巖被押到長安斬首。但在隋煬帝楊廣時，因為蕭銑和隋煬帝的皇后蕭氏同是南朝梁的後裔，所以又被任命為羅縣縣令。由於隋末各地起義不斷，作為梁朝的後裔蕭銑被地方將校推為首領，割據反隋。於是，蕭銑也聲稱要恢復梁的疆土。隋煬帝楊廣死後，一些隋朝的將領也投靠了他，其地盤不斷擴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
　　李淵在派李世民東征王世充的同時，命大將李靖領兵南下攻取長江中游的蕭銑。然而，蕭銑這時為了防止眾將奪其兵權，竟說要罷兵經營農業，導致自己和部將矛盾加深，許多將領離他而去。面對富有軍事韜略的李靖的大舉進攻，蕭銑雖然由於部將的叛離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著頭皮應戰。李靖出奇制勝，在長江水漲、蕭銑認為他不能用兵時，李靖偏偏說服眾將趁機進軍，大敗蕭銑軍。蕭銑最後聽從了中書侍郎岑文本的勸告，投降了唐軍。
　　割據江淮一帶的是杜伏威，他佔據歷陽，自稱總管。唐軍圍攻洛陽時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淵封為吳王。杜伏威讓屬將輔公石留下統領兵將，自己請求入朝，留在長安做了人質。幾年後，輔公石起兵反唐，稱帝對抗唐朝，結果李淵將杜伏威殺死，派大將李靖等討伐，不久，輔公石被當地武裝抓獲
　　李淵稱帝後，百廢待舉。他一面組織力量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一面注意加強政權建設。唐朝前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制度，在李淵時期基本上粗具規模。
　　政治體制方面，李淵繼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發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說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尚書省掌管全國政令，是命令的執行機關。下屬共有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選用、考核與獎懲；戶部掌戶籍和賦稅；吏部掌禮儀和科舉；兵部掌軍事；刑部掌刑獄；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來作為辦事機關。中書省負責皇帝詔書的起草，是決策機關。門下省則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書，不合適的駁回修改。監察機關是御史台，職責是監督、彈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權機構基本是兩級，即州和縣。長官分別是刺史和縣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縣，考核官員政績，還負責舉薦人才。縣令要負責一縣的各種事務，官很小，卻是最繁忙的官員。
　　唐朝軍事制度為府兵制，是一種職業兵制。這種制度創始於西魏的宇文泰時期，經過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進軍長安的途中，李淵就逐步將手下軍隊納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將練兵權和領兵權分離，以防止將領擁兵自重，對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是兵農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時在家生產，戰時出征。農閒時由兵府負責操練，提高戰鬥力。在隋文帝時期，曾實行過這種制度。府兵的重要職責是輪流到京師或者邊塞服役，叫做「番上」，戰時則出征禦敵。在服役期間，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調，但不論「番上」還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糧食等都要由自己負責籌備。府兵制從根本上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它不但能擴大兵源，也能保證戰鬥力。而北方的遊牧民族如突厥，其騎兵來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組成，平時沒有什麼軍事訓練，所以，在和訓練有素的內地軍隊的較量中，雖然他們總在數量上佔優勢，但戰鬥力卻很弱，經常打敗仗。
　　唐朝賦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頃，包括口分田八十畝，永業田二十畝。對於貴族田地也有限制：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數從一百頃到五頃不等。在職的官員從一品到九品，授田數從三十頃到二頃不等。此外，各級的官員還有職分田，用地租補充，作為俸祿的一部分。均田制對土地的買賣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貴族的永業田和賜田可以買賣，百姓在貧窮無法辦理喪事時可以賣永業田，從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遷時也可以出賣永業田。
　　唐高祖李淵在實行均田制的基礎上，又實行了租庸調製：受田的農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這是租；每年交絹二丈、綿三兩，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這是調；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為每天絹三尺，這是庸。假如官府額外加了役期，加夠15天則免調，加30天免租調。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調製與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條件放寬了很多，更有利於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唐朝將隋朝創立的科舉制度完善了很多。參加考試的一是國子監所屬學校的學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學中通過州縣保舉的學生，叫「鄉貢」。科舉的形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常舉，二是制舉。常舉每年定期舉行；制舉則由皇帝臨時進行，親自主持，考試科目也臨時確定，時間和錄取人數不定，沒有常舉那麼頻繁。常舉的考試科目主要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算等，其中進士和明經最受歡迎，因為這是做官的重要途徑。進士一科主要考詩詞和歌賦，還有時務政策。這科很難考，錄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頭髮還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淵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經書是教學的重要內容，如《周易》、《左傳》、《禮記》、《尚書》。李淵對教育的重視可以從他專門頒布的敕令中看出來：「自古為政，莫不以學為先，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謨。」同時，李淵對佛教採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鄴人傅奕。李淵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時和傅奕結識，李淵建立唐朝後任命他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請求滅佛，認為佛教宣傳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而佛教卻與此背道而馳。但李淵最後沒有採取措施實施傅奕的滅佛思想。
　　在文化貢獻方面，李淵下詔編撰了《藝文類聚》，這是一部類編圖書，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種，為後人保存了很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李淵還下詔開始修訂各朝歷史。
　　隨著統一戰爭的順利進行，李淵的思想開始鬆懈下來，安於享樂，不再對政治事務像以前那麼關心了，這直接導致了皇儲問題的產生。他作為父親，想讓幾個兒子和睦相處，但又在立皇太子的問題上反覆，沒有明確的主意，使得兄弟相爭不已。在劉武周大舉南下，攻陷太原威脅長安的時候，李淵親自為兒子李世民送行，還許諾得勝回來後立他為太子。但李世民回來之後，他又反悔，聽信后妃們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這直接導致了兄弟之間的不和，成了激烈爭奪太子的導火線，可以說，玄武門之變李淵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在玄武門之變發生之後，李世民讓大將尉遲敬德入宮向李淵通報情況。這時的李淵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見尉遲敬德一身鎧甲地站到岸邊，非常驚慌。尉遲敬德說，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謀反，秦王已經將他們處死，為防不測，派我來護駕。李淵吃驚得說不出話來，最後只得下詔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部下聽從李世民的調遣。
　　六月一日，李淵頒布詔書正式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八月，李淵只好將皇位讓出來，自己去做了太上皇。
　　在唐高祖統治後期，像許多帝王一樣也開始廣納妃嬪，安於後宮享樂。在對待後宮嬪妃的問題上，李淵沒有處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撥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間的關係時，沒能及早制止，反而聽信讒言，致使兄弟之間兵戎相見，發生流血事件。
　　在統治早期，李淵也犯過聽讒言殺大臣的錯誤。對他起家發揮過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劉文靜之間有些矛盾，但李淵不是設法調和。裴寂認為自己功勞在大將劉文靜之上，但官職卻比劉文靜低，於是和劉文靜產生了矛盾，在劉文靜酒後發牢騷之後，他便趁機向李淵誣陷劉文靜要反叛唐朝。李淵不辯是非，便將劉文靜殺了。雖然李淵並沒有像後來的朱元璋那樣大量殺功臣，但即使殺一個也會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慮，對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後世評論
　　李淵7歲時襲封唐國公，歷任隋千牛備身，譙、隴、歧州刺史，榮陽、樓煩二郡太守，殿內少監，衛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關右諸軍事，有曉衛將軍，太原留守等職。大業十三年(617)，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揮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戰和長安(今陝西西安)之戰。義寧二年(618)五月稱帝，立國號唐，建元武德。先後派兵擊滅割據隴西的薛仁杲、南犯河東的劉武周、據洛陽稱帝的王世充和前來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義軍首領竇建德、據江陵(今屬湖北)稱梁帝的蕭銑、據河北反唐的劉黑闥和丹陽(今江蘇南京)的輔公祏等，從而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武德九年(626)八月傳位於太子李世民，為太上皇。卒於貞觀九年，廟號高祖。
　　李淵是唐朝開國創業的軍事統帥，沉謀多算、善於決斷、既富遠見、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舊史書把大唐創業之功多歸於李世民，將李淵描寫成一位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從有關史料看，李淵的軍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因勢借力、先取關中、後圖天下的興兵起事思想
　　李淵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創業起居注》說他「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大唐創業起居注》捲上)，李靖和劉文靜也早就察覺他有「四方之志」(《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卷五十七《劉文靜傳》)，他自己也認為，他們家是「繼膺符命」者。當隋煬帝要將其執送江都時，他曾單獨對李世民說：「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律之師。」(《大唐創業起居注》捲上)他將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會盟諸侯伐殷一樣推翻隋朝，奪取全國政權。他認為，劉武周等稱帝是「陳涉狐嗚，為沛公驅除」(《大唐創業起居注》捲上)，又將自己比作劉邦。為準備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潛結英俊」、「密招豪友」；以防禦突服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價購買突膠的馬匹。為隱蔽企圖，他「縱酒納賂以自晦」(《新唐書》卷一《高祖本紀》)等。這些都說明，他早有起兵之意，並極富政治和軍事才能。晉陽起兵的決策也是他最後決定並付諸實施的。在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時機成熟之後，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將反對起兵的副留守虎貿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斬首，從而正式起兵反隋。從醞釀到起兵，體現了李淵周密計劃、積極準備、韜光養晦、乘機起事的思想。
　　李淵起兵的戰略是：因勢惜力，發展自己，先取關中，號令天下，進而統一全國。所謂「因勢」，就是因天下大亂之勢；「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勢力為己所用。當時突躍的力量相當強大，「中國人歸之者甚眾」；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是當時實力最強的起義軍。另外割據朔方(治今陝西靖邊白城子)的梁師都，馬邑(今山西朔州)的劉武周，金城(今甘肅蘭州)的薛舉，武威(今屬甘肅)的李軌等，均對李淵構成直接威脅，比較之下，李淵的勢力還比較孤弱，他要興兵起事，必須取得某些外部勢力的支援。為了將成為後顧之憂的突厥轉化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辭厚禮以結交之，甚至許諾：「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戰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給突厥可汗的信不署「書」，而署「啟」，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畢可汗轉而積極主張李淵取隋而代之。他派劉文靜去突照時說：「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當粟，聊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六月)可知派劉文靜去的任務名為借兵，實是聯絡突厥，防止其與劉武周聯合南侵。對李密，他則「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水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群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為秦人之漁夫矣」(《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於是他寫信稱李密為「當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圖菉，以寧兆庶」，講到自己，則稱「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極盡謙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從而心甘情願地為李淵充當「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淵得以乘虛入關，奪取長安。入長安後，他推戴代王楊侑為帝，倡言「廢昏立明」，扛著擁隋的旗號，欲行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事，達代隋之目的，將「弒逆」的罪名留給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應天順人」的新主形象。這些，均體現他因勢借力、以屈求伸、發展壯大自己、成就大業的思想，較當時群雄過早地爭相稱帝高出一籌。
　　李淵在取得長安後，不但佔據了地理上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獨厚，他出身關隴集團貴族，在關中有很大影響，入長安後，可以取得當地人士的廣泛支持；同時，佔據京城，挾持隋帝，號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勢，為統一天下建立了最為理想的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二、軍政兼施、各個殲滅群雄、統一全國的戰略指導思想
　　奪取長安是李淵統一全國戰略的第一步；殲滅群雄、消除割據則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和好突厥，經略西北，鞏固根本；第二階段是消滅關東、江南等群雄，統一全國。基本方略是各個擊滅，先北後南。
　　李淵入據長安後，曾「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資治通監》卷一八五《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撫手段達到了不戰而勝、拓土徠民的目的。在此後征服群雄中，他也多採用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舉父子之前，他用認親和封官的手段相撫了李軌，從而對薛舉形成戰略牽制；後又派人深入李軌內部，得以不戰而降其地。在平蕭銑後，他命李靖為嶺南道撫慰大使，招撫嶺南96州等，都體現了軍政並用以制勝的策略思想。
　　當時關東李密與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殺得難解難分。因此，李淵對他們仍採取坐觀虎鬥、以敵制敵的策略，專力對付西北群雄。他採取各個殲滅、先急後緩的戰略，派李世民先消滅對長安威脅較大的薛仁杲；在劉武周南犯時，又「悉發關中兵」，派李世民擊滅之。在解除了這些後顧之憂後，才派李世民東出攻打王世充，奪占洛陽。為平定蕭銑，他於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協助趙郡王李孝恭做水戰準備，因準備充分，用人得當，指揮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後又平定了劉黑闥和輔公祏，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很明顯，李淵在戰略上運籌周密，決策正確，用得其人，是取得這些作戰勝利、從而統一全國的首要條件。
　　三、正確料敵、集智用長、先勝後戰的作戰指導思想
　　李淵在作戰指導上善於正確料敵，在此基礎上作出決策。如大業十二年(616年)，李淵以不足5000人迎擊佔優勢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說：「突厥所長，惟侍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以矢為爪牙，以甲育為長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苔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 ...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被知無利，自然不來... ...若不決戰，難以圖存。」可見他對突厥情況瞭解甚深。李淵採取這一對策後，突厥兵果然不敢來戰。「如此再三，眾心乃安，鹹思奮擊」，李淵乘機「縱兵擊而大破之」(《大唐創業起居注》捲上)。他用「空城計」敗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確料敵基礎上作出的決策。霍邑之戰，根據他對末老生的瞭解，採取了誘敵出城、斷其退路、前後夾擊的打法，取得了勝利。南下攻長安時，他派王長諧等從梁山渡河，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他對王長諧說：「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柑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八月)他根據屈突通「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御」(《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的特點，採取了避攻堅城、野戰殲敵的方略。這些都體現了他正確料敵、因勢定策的作戰指導思想。
　　另外，李淵善於聽取大家的意見，集眾人之智為智，合眾人之長為長，從而作出正確決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傳來突厥聯合劉武周進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眾將商議對策，然後擇善而從，決定繼續南下。大軍受阻河東(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眾將或言先克河東，然後西進；或言避開河東，直取長安。李淵吸取了兩種意見的合理部分，留部分軍隊圍河東，自引軍西趨長安，亦是得策。汾陽人薛大鼎、河東縣戶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關中的建議，李淵都虛心聽取。傾聽各種意見並擇善而從，做到多謀善斷，先勝後戰，正是優秀的軍事統帥所必備的素質。
　　四、因勢定制、嚴明賞罰、用人所長的建軍思想
　　李淵重視軍隊制度建設，其基本做法是因勢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為適應戰爭的需要，他建立大將軍府，下設左、中、右三軍，由三個兒子分別統領，形成了有力的統一指揮體制；為擴充兵源，實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為提高軍隊戰鬥力，必須「各因部校，序其統屬」(《唐大詔令集》卷一○七《備御》)，恢復府兵制，分關中為12道，置12軍。三年，12軍各立軍號，分道治軍，耕戰結合。建立12衛和東宮6率，完善了中央軍事體制和府兵的編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發展。在治軍上，為適應興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廣施恩惠，不惜重賞；同時又強調嚴肅軍紀，禁止侵暴百姓。積極爭取起義軍的支持，收編其隊伍，以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對歸順者封以高官，如對關中起義軍首領孫華；對抗逆者，在將其打敗後，一般只誅敵首，對其餘人採取赦「詿誤者」和善待俘虜的政策。強調賞罰公平，不分貴賤。霍邑之戰後論功行賞，有人主張應募之奴不能與良人同，李淵堅持按功行賞，因而較大地調動了軍隊作戰的積極性。在用將上，注重用其所長，如對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體現了這一思想，使他們在唐初幾次重大作戰中都較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特長。
　　王夫之認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綏民志於未蘇，故能折箠以御裊尤，而系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讀通鑒論》卷十一《唐高祖》)這一看法是比較中肯的。李淵作為開創唐朝大業的統帥，提出並實行了許多高明的戰略，其軍事思想理應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