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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戛爾尼赴京覲見乾隆皇帝，於是，當時世界上的兩大帝國有了一次錯位的遭遇。從英國使團來到大清帝國的第一天起，兩種文化、兩種制度就處於不斷的對話、交鋒之中。可惜的是，由於歷史、文化、心態、意識的差異，在不斷溝通、斡旋的過程中，雙方並未真正交手。
        當時的大清帝國，雖已開始由盛轉衰，但在“十全老人”乾隆的心目中，大清即為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當兩廣總督郭世勳向乾隆上奏英使遠道而來為其祝壽一事時，乾隆龍心大悅，將之視為天恩浩蕩，福澤萬邦，化外之民，遠來恭賀。於是下旨相關州府，為英使北上提供方便，並悉心關照英使在華的生活事宜，以示其“懷柔遠人”的體恤之情。
        但是，在祝壽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後，乾隆及大清官員們無法預見的，卻是英國使團訪華的真正目的—打破清朝閉關鎖國的政策，拓展英國的對華貿易。或許，應當說，大清帝國上上下下從不覺得能從與英吉利的貿易中獲益。大清地大物博，天朝光宅四海，歷來都是薄來厚往，無須費心與外國通商貿易。事實亦是如此，英使隨後所獲賞賜，其經濟價值遠遠高於其所供之物。
       在兩國使臣交往中，爭議最大的，便是英使覲見乾隆的禮儀。清廷堅持英使應對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禮，而馬戛爾尼則強調，大清與不列顛王國乃地位平等之國家，若大清同級官員亦能向英王行同等禮儀，則英使亦樂意為之。這當然不是乾隆及大清官員們想要的答案，雙方一直為此爭執不休。最後，清廷以“化外之人，有綁腿之俗，不便叩頭”的託辭讓步，同意英使在覲見時以單膝下跪行禮。
        隨後，馬戛爾尼向乾隆提出開放通商口岸、設立英使館及減免課稅等請求。乾隆認為大清乃天朝上國，物產豐厚，因此雙方不存在平等貿易的條件，最終以“與天朝體制不合”為由拒絕了英國的要求。馬戛爾尼沒有完成英王的使命，但卻不是無功而返，在華期間，使團成員留心觀察、記錄大清帝國的山水風物，民俗人情，回國之後即編輯出版，成為當時瞭解中國的第一手資料。與此同時，大清官員則忙於翻譯、修改英王給乾隆的書信，以悅龍心，粉飾太平。
        之所以說“錯位”，在於兩大帝國截然不同的世界觀。於大清帝國而言，中國乃泱泱大國，澤及天下，雖有華夷之辨，卻無疆域之別。所以，英使遠道而來，是番邦朝貢，而非兩國交往。而當時的大英帝國，方興未艾，意圖藉訪華開拓大不列顛的海外市場。與中國之交往，自是兩國之間的往來，理應建立“平等”的國際關係。因此，雙方之爭便成了錯位的“名實”之辨，大清帝國力圖保全的是天朝上國的威儀；而大英帝國所覬覦的，則是兩國交往中的潛在利益。
        馬戛爾尼風光而來，鬱鬱而去，他的外交失敗同時預示著中國將走向一個屈辱與災難的時代。二十三年後，英國第二次派遣訪華使團，英使拒絕向嘉慶帝行三跪九叩禮而遭驅逐，又二十四年，西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大英帝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大清的“天下”隨之被列強瓜分，中國已不再是中央之國，中心與邊緣的世界格局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大英成了“日不落”帝國，站在了時代的風頭浪尖。可歷史從來都是峰迴路轉，變幻萬千，一百年後，美國後來居上，取而代之，那時的大英帝國，已是日暮黃昏。
        古來寫史，總期望以資借鏡，為今人所用。當今中國發展迅速，崛起于東方之林，又成為區域格局的中心。時過境遷，以天下為核心的政治經濟體系早已被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世界體系所代替，國與國之間的往來遵循著複雜、微妙的遊戲規則。如今回顧馬戛爾尼訪華時的禮儀之爭，所暴露的，無疑是大清統治者的自欺與荒謬，但是，天下作為世界觀，已然嵌入了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成為華夏民族性格與歷史記憶的組成部分。因此，歷史的背後，需要反思的，是天下這樣的世界觀究竟為崛起的中國帶來什麼？是歷史的包袱，還是民族的動力？
        言其沉重，在於我們背負這樣的包袱已經太久，言必稱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這使我們在失意時變得阿Q—念念不忘祖先的四大發明，而在得意時多少有點目空一切，中國又成了“天下”，這並不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民族主義的過度彰顯反而會造成區域國際關係的緊張。言其為民族復興的動力，則在於天下之中蘊含的人文關懷，所謂“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倘若拋卻帝國，摒棄霸權，天下作為世界觀，當下仍可開出新意，天下可視為一種德性，一種寬容，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之下，人們可以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二百多年過去了，飽經滄桑之後崛起的中國，需要保持怎樣一種心態，的確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