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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7 年秋天的某一日，荊軻的特使車隊終於南下了。易水河畔，太子丹與所有參與密謀者，及荊軻的同道故交，都來送行，人皆白衣，悲涼哀痛如同送葬。荊軻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傳千古的悲壯之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現場是高漸離擊筑，荊軻臨機唱和。慷慨悲愴地長嘯，深深激發震撼了現場送行者，每個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個人的長髮都飛揚起來淹沒了頭上的高冠。之後，荊軻一句話也沒說，登上軺車就絕塵去了，始終沒有回頭看一眼。
　　荊軻使團進入咸陽，先以重金與珍寶財貨，收買了秦王嬴政的寵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荊軻疏通，先行稟報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說辭，翻譯成現代話大意是這樣的：燕國是真的恐懼秦國之威了，不敢舉兵作對，願意舉國為秦國臣民；燕王願意比照著做個郡縣一般的小諸侯，向秦國納貢，守住先王宗廟。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來陳述請求，只有恭敬進獻已經斬下的樊於期的頭顱，並獻上燕國督亢之地；樊於期人頭與督亢地圖，已經封函裝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來獻給秦王，期盼大王認可。
　　這則史料，除了說辭之外，事實部分的疑點很大。
　　疑點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擔疏通國事的重擔。這個蒙嘉，只是一個低階層書吏中庶子，相當於現在的文秘辦事員。以當時秦國的政治結構，邦交事務必須知會的是三個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職務是長史(國君秘書長)；二是頓弱、姚賈，兩人統管邦交事務，下轄秦國邦交機構行人署。當時秦王的生活事務，則由隨行內侍趙高掌管。蒙嘉這樣的底層吏員，連上述四個重要人物的任何一個都很難見上，更不可能輕易見到秦王嬴政，並承擔如此重要的溝通。
　　疑點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來無荒誕，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寵臣”。在《史記》的語彙譜系中，“寵信”是一個政治語彙；寵臣，則是一個非常曖昧的語彙，除了喜愛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戀。在《史記》的戰國記載中，明確的秦國“寵臣”是兩個：一個是秦孝公寵臣景監，一個就是這個秦王嬴政的寵臣蒙嘉。即或對後世知名度很高的內侍趙高，《史記》中也沒有“寵臣”兩字的說法。考察秦孝公畢生作為，寵臣同性戀之說，顯然是很荒誕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為，其宮廷事務的警覺重點一直是嚴防后黨、外戚等勢力干預國家政治。為此，始皇帝沒有設立皇后，也沒有預立太子。這樣一個長期保持政治警覺性的君主，不可能將一個小小的文秘人員作為“寵臣”，更不可能允許其涉及國事。而始皇帝的個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見任何荒誕。以同性戀“寵臣”加於始皇帝，顯然是後世流言進入了史書。
　　疑點三，此時的荊軻，正當身份是燕國特使，沒有必要收買疏通。燕國的獻地、獻頭及舉國投降的請求，對秦國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為燕國特使的荊軻，完全沒有必要放棄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徑，不經行人署秦國邦交機構的上達，而費力地走收買小寵臣的秘密路徑。太子丹長期在秦國做人質，不可能不了解秦國的法治之嚴。荊軻是政俠名士，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準備，也不可能對秦國政治的基本狀況如此無知。因為，這種收買寵臣的做法，只能使這件名正言順的邦交事務顯得十分詭異，反而有可能使秦國警覺。這種愚蠢荒誕的舉措，不可能出自荊軻。
　　綜合上述疑點，小寵臣蒙嘉疏通之事，應當是一則虛妄的史料。
　　荊軻入秦之後的預先活動，其正當途徑應該是很簡單的：荊軻約見秦國邦交機構行人署，申明特使請求；接待荊軻的行人署某長官，向秦王稟報了燕國使節來咸陽的事，請示秦王定奪；秦王很高興，決定接見荊軻，並接受燕國投降。後來，山東六國以訛傳訛，衍化出了荊軻重金收買秦王寵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後來，太史公又依著傳說藍本，變成荊軻的實際作為，記入了史書。
　　對於特使荊軻帶來的燕國將舉國投降的重大請求，秦國顯然是非常重視的。為此，秦國以最高禮儀接待了荊軻“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這一最高禮儀，是按照天子接見諸侯的規格設計的，其基本要素有三個：其一，地點是咸陽宮，秦國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與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規禮服出席；其三，設置象征天下諸侯大會的“九賓”九方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會。在這樣的基本規格之上，禮樂鐘鼓、護衛儀仗、車馬迎送、典禮儀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應的最宏大鋪排。在禮儀已經大大簡化的戰國時代，這樣的盛會顯然是最為盛大的典禮了。
　　秦國的盛大應對，透露出一則重大的歷史信息。秦國對燕國特使的真實性，是絲毫沒有懷疑的。最為重要的是，對於燕國的舉國投降請求，及其提出的三個條件：保留相當的土地人口，保留諸侯國資格，保留宗廟祭祀權，秦國是準備接受的。也就是說，與後來歷史發展所展現的以戰爭方式統一六國的進程相比，這里出現了一個可能的轉折，秦國準備接受一種和平統一的方式，準備以保留諸侯國為條件，實行有可能的非戰爭統一。請注意，此前的秦國，已經統一了韓國、趙國。其中的韓國，也曾經有過類似燕國的請求，但是秦國拒絕了。後來的實際進展，也是以戰爭的方式兼並了韓國。那麼，對於燕國的有條件投降請求，秦國為什麼卻接受了？
　　歷史的直接答案，已經因為秦帝國文獻的整體毀滅而無從考察了。但是，依據戰國歷史所表明的興亡邏輯，我們仍然可以得出真實答案。這就是，秦國對於統一戰爭的殘酷性，也是力圖避免的。對於趙國那樣互相知底的長期對手，非戰爭不能統一，只有採取戰爭方式。對於韓國那樣有長期摩擦的對手，秦國深知其稱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戰爭方式統一。而對於遙遠的、接觸也相對少的燕國，秦國對其國家性格的了解則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國相信燕國的舉國投降是真誠的，沒有必要非經過戰爭不可。
　　可以繼續的推論是：假如燕國真的投降了，當時中國的統一，無疑就多出了一種新的和平統一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國後來的統一文明則可能是另一番模樣。也就是說只能實現局部郡縣制加局部諸侯制。那麼，文字統一，以及各種具體制度的統一，是否能夠全面而徹底地實現，也就無法預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國統一文明，是否具有後來那種强大而堅實的生命力，同樣也就未可預料了。可是，這種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徹底刺穿了。歷史，依然在冷酷的現實邏輯中運行著。
　　荊軻刺殺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後世的中國幾乎已經是家喻戶曉了。我們要說的是，荊軻不是一個神勇高明的劍客，他只是一個具有濃烈興亡意識的政治游俠。在戰國時代，他們就是以墨家士子為代表政俠群落的特殊團体。這種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勢政治派別或弱勢國家為信仰，平民意識濃烈，人民性極强，敢於慷慨赴死，天下名聲極大。歷史主義地看，這樣的政俠群落，無論其所維護的國家或派別，在歷史發展中是否具有正義性與合理性，他們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烈士勇士。因為，他們的基本價值觀中，有著我們這個民族最基本的鋤强扶弱風骨節操，挽狂瀾於既倒，救國家於危亡，最富犧牲精神。在後面，我們還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統一中國的戰爭中，山東六國涌現過大量的救亡勇士與眾多的殉國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齊國滅亡後的田橫八百壯士跳海殉國。歷史的多面性與價值觀的多元性告訴我們，作為統一中國的秦帝國，是一種正面的歷史進步力量。作為挽救行將滅亡的祖國的烈士群落，同樣也是一種正面的文明價值力量。同樣正面價值的文明歷史元素所構成的歷史衝突，才是歷史悲劇的靈魂。我們不能因為肯定了太陽，就否定了月亮，它們都是人類宇宙的不同側面。
　　雖然，荊軻懷著必死的勇氣。但是，他平庸的搏擊术與劍术，卻使他無法完成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