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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的烏托邦思想同樣是古希臘人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遺產。「烏托邦」一詞雖然在16世紀之初才出現(註：此詞首次出現於莫爾的《烏托邦》一書。該書寫於1516年，全名為《關於最高的共和國和新島烏托邦》，中譯本書名為《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烏托邦」(Utopia)一詞為莫爾從兩個希臘詞ou(無)，topos(地方)拼造而來，即utopia，「無地方」(no place or nowhere)之意。)，但烏托邦思想的萌芽卻可追溯到古希臘的荷馬時代。其後隨著時代的變化，類似的描述在古希臘仍不斷出現，只是內容各有側重而已。這些具有烏托邦色彩的著述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柏拉圖的《理想國》、希臘化時期關於海外福島的故事都為包括英國人莫爾在內的近代空想家提供了直接的啟示和效仿的模式(註：參見弗蘭克·E.曼紐爾、弗裡切·P.曼紐爾：《西方世界的烏托邦思想》。因此，對古希臘烏托邦思想的起源、演變進行探究，並對其不同時期的思想特徵進行分析就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也有其現實意義。據筆者所知，國內學術界目前對古希臘烏托邦思想的有關研究一般都是圍繞某一作品展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就長期以來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並有一些重要成果問世。其餘的則大多是對隱含於某些文學、哲學、歷史作品中的有關烏托邦內容的介紹或評論。對古希臘烏托邦構想的類型、基本內容作了較為詳細的歸納與分析。另一本是多伊恩·道森的《眾神之城--希臘思想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該書把古希臘的烏托邦分為兩類：一類是低級的烏托邦構想，產生於殖民時代；一類是高級的烏托邦理論形式，產生於公元前5至前3世紀，其目的是實行社會變革，實現財產與家庭的共產主義。該書主要探討第二個所謂的高級類型。)。所以，本文試圖另辟新徑，對其進行一種歷時性的考察。
　　一、古希臘烏托邦思想的起源--神話烏托邦
　　希臘神話傳說是古希臘人富有想像力的集中體現，是古希臘最早的文化成果，是後來希臘文化發展、繁榮的基礎與土壤。同樣，這些神話傳說所蘊含的烏托邦因素對後來該思想的發展演變提供了永不衰竭的素材源泉與廣闊的想像空間。
　　(一)荷馬的「福地」
　　荷馬史詩是希臘神話傳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雖然包含了一定的歷史內核，但它的內容卻是以神話傳說的形式展開的。因此，荷馬史詩不僅是對邁錫尼時代，特別是對公元前11-前9世紀希臘社會歷史狀況的反映，也是對此時民間神話傳說、宗教信仰的再現，同時也間接流露了人們對遙遠的美好境地的嚮往。荷馬筆下的「福地」(Elysium)就是這方面典型的一例。
　　「福地」的傳說據說出自米諾斯時代，但無實證。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記述是在《奧德賽》中。希臘英雄、斯巴達國王莫涅拉俄斯(Menelaes)返國途中困留埃及法羅斯島，他焦急萬分，海神普羅透斯(Proteus)安慰他說：「你注定不會死，不會在牧馬的阿果斯(Argos)遇到你的厄運。那些不朽的神將會把你送到福地和大地的盡頭。那裡居住著美發的剌達曼提斯(Rhdamanthus)(註：宙斯與歐羅巴之子，福地(或冥府)的三個判官之一。)，那裡的生活對人類是再舒適不過了。沒有雪，沒有暴風雨，只有從大洋吹來的陣陣強勁西風，給人們送來涼爽。因為你有海倫為妻，所以在別人的眼裡，你是宙斯女兒的丈夫。」
　　從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福地遠在天際，面臨海洋。那裡風和日麗，氣候宜人；那裡神人共居，長生不死，確實是仙境福地。但那裡靠凡人的力量卻遙不可及，只有諸神才能將他們認為適合的人送達。
　　當然，這種「福地」遐想在《奧德賽》中比比皆是。如似實而虛的利比亞：那裡母羊一年三胎，提供的乳汁常年不斷，不管是主人，還是牧羊人都不缺乳酪畜肉和甘甜的鮮奶(註：荷馬：《奧德賽》，IV.80-100；參見中譯本第753頁。)。俄底修斯中途落腳的法伊阿基亞島也是一個虛構的地名。據荷馬，這裡的居民(the Phancians)受到不死者的十分鍾愛，獨居在遙遠的、波濤洶湧的大海之中。還有一座虛構的島--蘇裡亞(Syria)似乎更加遙遠。太陽在那裡轉身，大概是晝夜交替之處。島上居民不多，卻非常富足，牛羊成群，盛產小麥、葡萄酒，人民從未遭受過饑荒，也從不染病。這些虛幻之地無疑給後來的類似烏托邦設想提供了原型和啟示。
　　(二)赫西俄德的「黃金時代」
　　赫西俄德是古希臘第一位給人類歷史劃分先後交替時代的詩人。在他看來，人類自誕生至今共經歷了五代。第一代是人類的黃金時代，其次是白銀、青銅、英雄與黑鐵時代。
　　在他的筆下，黃金時代的人類「像神靈那樣生活著，沒有內心的憂傷，沒有勞累和憂愁。他們不會可憐地衰老。他們遠離所有的不幸，用永遠有力的手足享受著宴飲的快樂。他們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樣安詳，他們擁有一切美好的東西。肥沃的土地自動慷慨的出產吃不完的果實。他們和平輕鬆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隨處可見，幸福的神靈眷愛著他們。」這個種族的人類死去後，變成了漫遊大地的神靈，注視著人類的所作所為(註：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如此看來，他們還是凡人，最終會死去，但過著神一般的生活。和平、安寧、富足、愜意、自然、絕無現世的憂愁煩惱，而且死後變成了神靈。
　　以下各代均呈墮落之勢，但在第四代英雄種族那裡，赫西俄德雖不滿於英雄們的無謂廝殺，卻為其中的部分英雄設置了一個遠離人類、遠離諸神、位於大地盡頭的住所，且讓他們永生不死。「他們無憂無慮地生活在渦流深急的大洋岸邊的幸福島(the island of the blessed)上，出產穀物的土地一年三次為幸福的英雄們長出新鮮、香甜的果實。」他們的統治者是克羅諾斯王(Kronos)。赫西俄德的「福地」設想，與荷馬的「福地」設想極為相似，這或許反映了二者的承繼關係或平行關係。
　　(三)品達的「福島」、「福地」
　　品達是古典時代的抒情詩人，神話烏托邦的第三代傳人。在他的第二首《奧林匹亞頌詩》及流傳下來的一些輓歌殘篇中，可以看出品達的「福島」、「福地」概念已與荷馬、赫西俄德有了明顯的變化。首先，福島不是專門為英雄們準備的，進入是有條件的。「不論是誰，不論他居住於哪一個世間(陰間或陽間--譯者注)，都必須三次潔淨自己的靈魂，清除一切罪過(all deeds of wrong)，最後才能通過宙斯的大道，到達克羅諾斯的城堡(tower)。」《奧林匹亞頌》品達顯然受了古風時期興起的奧爾弗斯教的影響。此教宣揚人生來具有神凡二性，靈魂不死，人生的主要任務就是滌除與生俱來的罪過，做好來世生活的準備。只有參加入會式，施行淨化禮，才能在來世得到幸福的回報。只要經過一系列輪迴轉生，就可通過死後審判，到達永恆的至福之地。品達接受了這種說教，從而給前去福島的人加了一項先決條件。但一旦到達福島，則立即給人以如臨仙境之感。「來自大洋的涼風環島吹拂，金色的花朵熠熠閃光，有的花長在岸邊流光溢彩的樹上，有的開在水中，人們臂繞花環，頭戴花冠」，與剌達曼提斯等在一起，其樂悠悠。其次，「福地」的居住者似乎並非無所事事，游手好閒，而是愛好運動、音樂。「他們中有的喜歡騎馬、摔跤，有的喜歡撒網捕魚，或演奏豎琴，以愉悅身心。」這樣的福地同樣愜意宜人：「太陽不分晝夜照耀著大地，草地上佈滿了紅紅的玫瑰。城前香樹成蔭，掛滿了金色的果實... ...這裡盛開的幸福之花與人們為伴。這裡可愛的土地上永遠散發著芳香... ...」
　　總之，品達的「福島」、「福地」仍然充滿著神話傳奇色彩，與荷馬的「福地」、赫西俄德的「黃金時代」、「福島」屬於同一個類型，即以傳說中的某些神話人物或場景為基礎來構建英雄或凡人的烏托邦，給人的印象是全然虛幻的。
　　二、古希臘烏托邦思想的發展--政治烏托邦
　　政治烏托邦是指立足於對現實社會進行制度層面改造或重建但又嚴重脫離現實、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政治理想或構想。這樣的烏托邦設想在古典末期和希臘化時代初期相繼出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犬儒派與斯多噶學派的「共和國」，阿里斯托芬的「雲中鳥國」亦可屬於此列。
　　這股烏托邦思潮的興起並非偶然。它與城邦制度的衰落與危機密切相關。人們對現行制度失望之餘，自然要尋求一種新的更好的制度，出現一些超越現實的不切實際的政治空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以下的具體分析中可以看出，是殘酷的現實促使這些哲人展開了想像的翅膀，從而為世人設計了一個個理想的國度。
　　(一)阿里斯托芬的「雲中鳥國」
　　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鳥》雖然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烏托邦作品，但他的「雲中鳥國」的設想開了古希臘政治烏托邦的先河。
　　《鳥》上演於公元前414年，此時正是雅典遠征軍陷於西西里不能自拔之時。作為雅典公民，阿里斯托芬對城邦政治生活的弊端體會尤切，特別對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公民失去理智的主戰情緒深惡痛絕，這出喜劇就是他這種情緒的反映。
　　劇中描寫兩位雅典老人因不滿城中訴訟成風而出走，最後說服鳥類建立一個空中國家的故事。在這個鳥國內，風俗習慣與雅典正好相反，許多在雅典看來大逆不道的事，在這裡都無所謂；鳥國沒有詩人、預言家、歷數家、訟師等的容身之地。鳥類們的生活幸福美滿，它們自豪地唱道：「冬天不用穿毛衣，夏天也不用怕遠射的陽光太熱；我們在繁花叢樹、深山幽谷裡自由自在... ...冬天我們在巖洞裡休息，和山裡的神女遊戲，春天我們就啄吃才開的、雪白的、神女園裡的長春花。」鳥國內似乎完美無缺，「有智慧，有熱情，有非凡的風雅，和悅的安靜」。因此受到人類的嚮往。據說有一萬人仰慕前來。而且，由於鳥國建立於天地之間，切斷了人類與諸神的交往，祭品的香味也因此達不到天界，最後諸神祇得與鳥國議和，將宙斯的王權交給鳥國之王--兩位老人中的一位。
　　劇情是荒誕的，場景是虛設的，但反映的希望是真實的，即希望雅典不要成為政客、訟棍聚集之地，而應成為幸福快樂、沒有爭鬥的天上人間，雅典人應像鳥那樣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是當時雅典社會普遍心態的真實反映。此劇上演後受到觀眾好評並因此獲獎。
　　(二)柏拉圖的《理想國》
　　相對於阿里斯托芬，主要生活於戰後雅典的柏拉圖則對城邦制度的蛻變、政治生活的混亂有著更為深刻的體驗。他年輕時曾有意參加政治，但嚴酷的政治現實卻使他心灰意冷，感到處處受抑。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政權更替，特別是恩師蘇格拉底竟被民主政體誣以瀆神罪而處以極刑，給他的刺激太強烈了。面對這種他認為毫無正義可言的政治，他反覆思之，最後得出只有哲學家掌權或政治家變成哲學家，才能使人類避免災禍的結論。《理想國》就是這一政治思想主導之下的產物，也是柏拉圖一系列有關理想政體設計的典型代表。
　　在其《理想國》，社會成員被分成三個類型：統治者(治國者)，即最完全含義上的「護衛者」；軍人或武士(輔助者)，即護衛者中的年輕人；工農業生產者。前兩種屬於統治階級，負管理保衛國家之責，後一種人負勞作之責，供養前兩種人。這兩種人的屬性是天生的，因為上天在鑄造這些人的時候，給有些人身上加了黃金，有些人加了白銀，在其餘人身上加了鐵和銅，於是才會有統治者、輔助者、農民和其他技工之分。但這種區分並非世襲不變，在其後的生息繁衍中，有的銅鐵後代會因天賦中有金有銀而上升為護衛者或輔助者，有的金銀後代則因心靈中流入了一些廢銅爛鐵而被置於工農之列。
　　《理想國》中對第一、二種人的生活做了詳細而嚴格的安排：1.集體生活、共產、公餐、共妻，除了絕對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財產。女人為全體男子所有，生育的後代集體撫養，提倡優生優育。2.男女平等，女性可與男性一樣參與管理，參加戰爭，履行護衛者的義務。
　　這樣組織井然、等級嚴格的城邦當然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最佳的規模是大到還能保持統一。這樣的城邦或共和國的最高統治者是哲學家式的國王。
　　這樣的理想國雖然只是柏拉圖的一廂情願，因為現實中的城邦都已分成了「相互敵對的兩個部分，一為窮人的，一為富人的，而且這兩個部分各自內部還分成很多個更小的對立部分。如果你把他們都當作許多個，並且把其中一些個的財富、權力或人口許給另一些個的部分，那你就會永遠有許多盟友和不多的敵人」(註：見柏拉圖：《理想國》，422E-423A；中譯本第137頁。)。但與虎謀皮談何容易，柏拉圖曾寄希望於哲學家當政，但真正的哲學家寥若晨星，而且「當前的城邦事務中沒有什麼可以說是健康的，也沒有一個可以做正義戰士的盟友，援助他們，使他們免於毀滅的。這極少數的真哲學家全像一個人落入了野獸群中一樣，既不願意參與作惡，又不能單槍匹馬地對抗所有野獸，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夠對城邦或朋友有所幫助之前就對己對人都毫無貢獻地早死了。由於所有這些緣故，所以哲學家都保持漠然，只注意自己的事情」(註：見柏拉圖：《理想國》，496C-D；中譯本第247-248頁。)。柏拉圖倒未保持漠然，他不僅提出了構想，而且其後兩次渡海到西西里的敘拉古城邦去尋求培養他的哲學王，希望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均以失敗而告終。所以他最後得出的結論：現行的制度無一適合哲學；理想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許它存在於天上。這是畫龍點睛之筆，是柏拉圖對自己「理想國」空想性質的定性。
　　(三)犬儒派第歐根尼的「共和國」
　　第歐根尼大約生活於公元前413/404年-前423年間，相當於古典時代的後期與希臘化時代之初。這一時期給希臘人思想上震撼最大的現象莫過於城邦制度的進一步蛻變、衰落，以致名存實亡，最終成為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所建帝國或王國的附庸。面對這一重大歷史變局，有的哲人試圖力挽狂瀾，對現有的城邦加以改造、重建，使之規範化、理想化，恢復昔日的輝煌。這種人以前述的柏拉圖為代表。反之，則有一些哲人對現實社會採取全然否定的態度，以自虐的近乎病態的生活方式，以驚世駭俗的行為言論來表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但在否定現實世界的同時，他們也在構築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作為犬儒派創始人之一的第歐根尼就曾提出了「共和國」的設想。他的《共和國》(Politeia)是個已佚的對話集，寫於何時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寫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之後，寫於他成為一名犬儒之後。
　　關於第歐根尼的《共和國》資料極為有限，但從後人轉述的有關內容，大致可勾勒出這個「共和國」的輪廓。其一，他的共和國不是指某個城邦或社會，而是指包括全人類，至少全希臘人在內的希臘人已知的世界。他曾說過：「惟一的真正的共和國是像世界一樣寬廣。」(註：第歐根尼·拉爾修：《著名哲學家傳》其二，在這個共和國內，女人組成妻子公社，男女相悅才能結合，後代共同撫養。其三，男女同服，女子也應像男子一樣集體參加訓練(註：蘭金：《智者派、蘇格拉底派和犬儒派》。其四，社會成員之間平等，無出身、名望等之分。其五，這個社會的一切都是智者(註：這裡的智者(the wise)不是指早期智者學派的智者(sophist)，也不是指後期詭辯派意義上的智者，而是指犬儒派們自己。)的財產，朋友間一切共有，但可能還有私產、有交換，因仍需用貨幣，儘管不用金屬幣，而用骨幣。其六，這個共和國似乎允許亂倫、同類相殘或吃人肉(Cannibalism)(註：盧斯·E.納維亞：《古典犬儒主義》。前幾點可以理解，最後一點令人費解。其實，婦女為男子共用，似不存在亂倫問題。同類相殘或吃人肉可謂驚人之舉，似乎在理想的共和國也不應存在。但根據他「一切因素都包含於一切事物之中」的理論，那吃人肉與吃果實、蔬菜無異，因都包含對方的成分在內，或許這只是第歐根尼的極端主義提法而已。
　　由上可知，第歐根尼的共和國確有柏拉圖「理想國」的影子，如，提倡取消或淡化私有財產，男女平等參加訓練，婦女共用，兒童集體撫養。但仍有所不同。首先，第歐根尼的共和國是世界性的，而非城邦式的；其次，社會成員平等，而無等級之分。可見，第歐根尼的空想成分比柏拉圖更進了一步。
　　(四)斯多噶學派芝諾的「共和國」
　　芝諾(公元前335~前263年)原是犬儒派另一主要創始人克拉底(公元前365~前285年)的學生。在他創立新的學派時，思想內已深深打上了犬儒派影響的印記。他的《共和國》就有明顯的犬儒派的痕跡。據說，他的《共和國》是在追隨克拉底期間寫成的，以致有人開玩笑說他的書是在狗尾巴(Cynosura)上寫出來的。近代有些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此書是在他離開克拉底之後，且受了柏拉圖學派的影響才寫成的。不管他受到何種影響，他的《共和國》也是一典型的烏托邦設想。由於全書已佚，只有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芝諾傳》中轉述了一些相關內容，因此，對他的「共和國」理想的重建肯定是不完善的。
　　第一，芝諾的共和國似乎是諸多城邦中的一個。因為他曾提到不能因交換或國外旅行的目的而引入貨幣，因此也可知國中無貨幣。
　　第二，共和國中不要神廟、法庭、體育館。
　　第三，共和國是個智者社會。男女同服；男女自由選擇性夥伴；婦女組成妻子公社；男人對所有孩子都應有父親般的感情。允許男子同性戀。
　　第四，普通教育在共和國中無用(註：第歐根尼·拉爾修：《著名哲學家傳》，VII.32、33、131、129。)。
　　相對於第歐根尼，芝諾的共和國範圍縮小了，但共和國內部更為自然化、單純化。無貨幣則無交換，無交換則無私產(是否以物易物，不得而知)；男女同服，共妻共夫共子；無需向諸神祈求保佑，也無需體育館再造身體，無需受一般的教育，一切自然而為，人為的制度管理、道德制約在這個共和國統統不需要。這樣的城邦比第歐根尼、柏拉圖的設想都更遠離實際。後來的斯多亞學派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世界城邦」(Cosmopolis)的理想。在這樣的國度內，人人皆兄弟。不論奴隸，還是外邦人，都是同一父親(宙斯、理性)的兒子，人們之間相互友愛、相互寬容，都是同一國家的公民。總之，生活在一個為理性所統治的大同世界之內。
　　三、古希臘烏托邦思想的歸宿--自然烏托邦
　　自然烏托邦是希臘古典時代末期與希臘化初期出現的另外一種烏托邦形式。鑒於政治烏托邦在現實中絕然行不通的情況，人們有可能設想一遠方之地去實現自己的夢想。此外，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使希臘人對外部世界的瞭解空前擴大，過去從未耳聞或者有所耳聞但從未涉足的許多遙遠的地方現在都向他們揭開了神秘的面紗。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阿拉伯半島都成了希臘人親歷之地。因此，人們有可能根據水手、商人、軍人帶回來的異域傳說來編織自己的烏托邦之夢，自然烏托邦或遠地烏托邦設想應運而生。此外，此前柏拉圖在其《克裡底亞篇》所描述的關於亞特蘭蒂斯島(Atlantis)的傳說也對這類烏托邦故事的產生起了啟示和推動作用(註：關於此島的描述詳見柏拉圖的《克裡底亞篇》(Plato,Critias)。
　　(一)克拉底的「Pera」島
　　克拉底是著名犬儒，歸於他名下的一首名為「Pera」的詩及其它一些殘篇反映了他的烏托邦社會理想。
　　首先，這個小島與周邊世界隔離，坐落於酒墨色的霧海中。小島風光秀麗，物產豐富，主要有香草、大蒜、無花果和麵包。島民生活富足而不奢。其次，島民中沒有漁民、寄生蟲、貪吃者和好色者。人們和平相處、恬淡寡慾、熱愛自由，不會為金錢和榮譽而大動干戈，不會做任何邪欲的奴隸。
　　這樣的小島給人以世外桃源之感，自給自足、無慾無爭，一派安寧和諧的田園美景。這樣的地方自然只能是智者、高尚者的樂園。那些患有「τυφos」(註：「τυφos」的本意是指使人視線或神智模糊不清的氣態。後來希波克拉底將此詞引用為醫學術語 ，指高燒引起的頭腦不清，說胡話。最終此詞被用來指傷寒病。克拉底以此比喻名利熏 心、不能自拔的世人。)病的名利色慾之徒是絕不能進入這樣的一片淨土的。
　　當然，克拉底的「pera」一詞本意是指犬儒身上常有的那種破袋子，此即犬儒的全部所有，克拉底以此為名，也有借喻犬儒人生與社會理想之意。因此，它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遠地烏托邦。這樣的烏托邦在與他同時代的優赫莫魯斯和亞姆布魯斯那裡得到了盡情的描述。
　　(二)優赫莫魯斯的「聖島」
　　優赫莫魯斯屬於昔列尼學派，他大約於公元前300年寫過一本《聖史》(Sacred Inscription，或譯為Sacred History)。其中描寫了一個並不存在的聖島。此島位於阿拉伯福地的最邊緣，島上草木繁盛，鳥語花香，泉水甘甜，果實纍纍。島民主要分為三個等級：祭司、農夫和戰士，也有工匠和牧人。祭司是國家的實際領導者，重大的犯罪案和國家的重要事務以及產品的分配都由祭司們來負責。但他們不能邁出聖地，否則他人有權將其處死。另外每年還選舉三位主要官員處理一般事務(註：詳見狄奧多魯斯：《歷史文庫》。
　　可以看出，優赫莫魯斯的「聖島」烏托邦有幾個明顯的特點：其一，遠在異域，可望而不可及。其二，島民有等級之分，有工種、職責之分，權利與義務之分，這使人想起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其三，祭司為最高統治者，這顯然與古希臘的城邦制度不同。其四，戰士要御外來之敵，說明聖島與外界難以隔絕。
　　(三)亞姆布魯斯的「福島」
　　亞姆布魯斯也生活於公元前3世紀，是斯多噶人士，芝諾的信徒，著有《大洋洲》(Oceanica)一書。其中描寫了他與一位同伴海上歷險，抵達「福島」(Happy Island)的故事。該島遠離大陸，位於赤道，航行四個月後才到達。島上氣候溫和，水果常年可熟，出產應有盡有，但居民生活有節，崇尚簡樸，所需食物僅以維持身體需要為限。大家共同勞動，分工合作，定期輪換，島民的血緣關係和政治組織分為群體生活。每個群體不超過400名親屬。每一群體年齡最長者負領導之責，年滿150歲時由第二位年長者接任。島民無家庭婚姻，共夫共妻共子，即使母親也不知其子，因哺育子女的奶媽經常更換。島民之間和平相處，不知爭鬥。他們一般都很長壽，但活到150歲時即自願死去。他們崇拜日月星辰，特別崇拜太陽神，因此自稱為生活於「太陽島」的「太陽之子」。
　　這樣的「福島」遠離世人，應有盡有，這裡的島民無私無慾無爭，無等級貴賤之分，生活恬淡有序，長壽常樂。與優赫莫魯斯的「聖島」相比，是更為理想的人類生息之地。
　　綜上所述可知，古希臘烏托邦思想早已有之，且綿延不斷。其間儘管由於時代變遷、社會轉型出現過一系列內容及表現形式上的變化，但其脫離現實與現實相對立、相矛盾的空想本質從未改變。透過一幅幅美妙無比的烏托邦圖景，我們看到的是當時的人們對現實的絕望與無奈，對美好未來的嚮往與憧憬。
　　古風時代的希臘人處于氏族制瓦解、城邦制建立的社會變革期。人們對古老的神話傳說、剛剛失去的氏族公社生活仍記憶猶新。面對尊卑易位、貧富對立、弱肉強食的現狀，人們自然把希望寄托到了神話世界之中。神話烏托邦隨之產生。但時間不能倒流，遠古不能再現，「福地」遠在天邊，遙不可及，這樣的烏托邦顯然不能滿足一般人的現實需要。
　　古典時期的希臘人熱衷於城邦政治生活，將其視為個人生命的組成部分。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以及戰爭中間及戰後所呈現出的城邦政治混亂不堪的局面，使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受到了強烈的震動。人們開始對現實城邦政治的合理性提出了懷疑，對它的前途產生了迷惘和失望。於是喜劇家阿里斯托芬想像著建立一個與雅典城邦截然不同的雲中鳥國，哲學家柏拉圖則希望建立哲學家為王的國家，而犬儒派第歐根尼以及追隨犬儒派的斯多噶派首領芝諾所設想的共和國，不論大小，則都是清一色的智者共和國。如果說柏拉圖的等級理想國還有一定的現實基礎，第歐根尼與芝諾的共和國則純粹是哲人的自我想像，絕無實現或存在的可能。
　　既然神話烏托邦虛無縹緲，政治烏托邦猶如空中樓閣，而希臘化時期新的、擴大了的世界又及時地、大大地開闊了希臘人的視野，引起了他們的無限遐想，自然或遠地烏托邦的產生也就成為可能。而在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的統治之下，希臘城邦制名存實亡，人們失去政治與生活保證的嚴酷現實也促使希臘人產生對新的城邦生活的嚮往。於是克拉底的「Pera」、優赫莫魯斯的「聖島」、亞姆布魯斯的「福島」這些海外孤島式的烏托邦出現了。但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圖景在階級社會的現實中絕對不可能再現。然而這類烏托邦恰恰成了古羅馬琉善烏托邦故事的範本，也由此影響了16世紀的莫爾。而莫爾的烏托邦是近代一系列烏托邦作品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發端。由此可見，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永遠存在，理想脫離了現實就會變為空想，古希臘的烏托邦思想發展史就給予了我們這樣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