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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黨成為英國憲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過程並不像我們過去想像的那樣一帆風順。反對黨如今已經成為歐美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態，被認為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標誌之一。但是反對黨從它誕生開始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卻不是一個「政治寵兒」，相反一直備受非議，差一點在近代民主化歷程中不幸「夭折」。
　　英國是現代政黨政治發源地，也是最早出現反對黨的國家。「光榮革命」之後，英國進入君主立憲時代，反對黨的活動更加活躍，但是反對黨的形象卻大打折扣。人們普遍認為正是政黨對立造成內戰與流血，使國民充滿怨恨仇視，所以「政黨衝突必將危害國家」。在世人眼裡，反對黨領導人物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陰謀家，他們破壞傳統制度，違背憲政精神。18世紀初，國王喬治二世把當時的反對黨人士稱為「流氓」、「無賴」和「自高自大者」。一直到1794年，以福克斯為首的反對黨還被罵為「雅各賓分子」和「祖國的敵人」。
　　即便是在人們對反對黨的日常稱呼中，也不時流露出一種厭惡情緒。18世紀20年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未用詞首大寫的「Oppositioｎ」(反對黨)一詞去稱呼政府的反對派。詞首小寫的「oppositioｎ」一詞主要是指反對派的反政府活動，而不是政黨本身。當時反對黨既有「輝格黨」、「托利黨」等正常稱號，也有「牢騷分子」、「反宮廷分子」、「敵對者」等貶義性稱呼。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甚至還有人將反對黨比作叛國者，認為反對派是「裡通外國者」的同義詞，因為他們都是接受法國賄賂的人。
　　為改變反對黨在公眾心目中的不良形象，在漫長的18世紀裡，一代又一代的反對黨人士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8世紀初，就有人撰文鼓吹反對黨監督政府的積極作用，宣稱：「這個政黨鼓勵人們不要馴服地屈從於任何偏見，它維護那應當出現在議會辯論中的生氣和自由，它努力制止那些執政者愚蠢的隨心所欲的臆想。」1747年，一位叫漢姆波頓的律師在《羅馬英國憲法比較》一書中，對反對黨的政治作用作出了超黨派的客觀評價，「無論反對者成就如何，民眾都從『反對政府活動』中獲益匪淺，因為它使大臣恪守其職，並時常制止他們實行冒進政策... ...，同時，對權力的渴求，因失望造成的憤懣，激烈的反對者們對公務的專心致志，遠遠超過微不足道的職薪對他們的刺激。通過這種活動，反對黨成為能幹的政治家，當他們擔任大臣時，就不但能為不適當的計劃辯護，而且，當他們樂意時，能制定良好的計劃。」不過，這些議論在當時還是曲高和寡，並未成為英國社會的主流聲音。
　　一直到18世紀晚期，英國才迎來了反對黨的正名時代，其中最響亮的聲音來自著名的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家愛德蒙·伯克。1770年初，伯克發表了《對於不滿現狀之原因的感想》。他在文中系統論證了政黨政治的必要性，順帶解決了有關反對黨正當性的問題。伯克指出，一個政黨的議員履行職責時，既反對錯誤的議案，也反對該議案的制定者，並希圖擊敗他們，取而代之。政黨把追求公職看作第一需要，不是為了謀求薪俸，而是要佔據「強大的政府堡壘」，去實現他們的有利計劃。可見，政黨不是什麼邪惡的東西，而是一個使政府、議會和全體選民之間的關係達到充分協調的中介性工具。此後，反對黨正當性理念開始深入英國社會。19世紀初，一些主流媒體已經認識到：「反對黨必須對國家履行極為重要的政治職責。它必須扮演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者和擁護者、大臣行動的檢查者、大臣的失職做法和不端行為的告發者，並作為民族的領導者反對大臣的議案和試圖把他們趕出政府。」
　　即使如此，在剛剛進入19世紀的時候，反對黨的合法性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從世人眼裡，反對黨是自封的，並沒有得到憲法的書面承認。為此，在1826年春，反對黨議員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在一次議會會議上，反對黨議員約翰·霍布豪斯模仿「國王陛下的大臣」這一政治習慣用語，創造性使用「國王陛下的反對黨」新術語，而不再使用含有貶義的「反對黨」。之所以使用新術語，反對黨議員的理由是「不能再發明一個更好的短語來稱呼我們了，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國王政府的一部分，過去一些時候的活動表明，雖然對面的先生(指執政黨議員)擔任官職，我們也還掌握權力。議案是我們的，但所有的職薪是他們的」。執政黨議員們當然不太習慣這一新稱呼，但是英國社會很快接受了「國王陛下的反對黨」這一說法，不少媒體紛紛採用。後來有學者認為這一政治術語「體現了19世紀對政治藝術的最大貢獻——就是一個在野的黨，被人承認著對國家制度具有完全的忠誠，並隨時準備著上台執政，而不至於震撼國家的政治傳統」。
　　反對黨終於成為英國憲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過程並不是我們過去想像的一帆風順，關鍵因素還是在制度實踐層面，即英國民主政治長期演進的作用與結果。從17世紀末期的「光榮革命」，到19世紀初的議會改革，近一個半世紀的政治風雲變幻，掌權的政治人物在憲政民主規則下，已經逐步習慣了反對黨的存在與反對黨政治，政治協商與妥協成為議會政治的主流。此外，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也不可小覷。經歷工業革命洗禮的英國，已經初步成為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社會利益分化加劇，眾多社會利益集團不斷湧現。對大量政治地位低下的新興社會階層來說，反對黨可以成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顧英國反對黨的歷史，也許可以糾正我們對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長期誤讀，即民主政治在歐美國家的開花結果，是因為西方存在民主傳統與文化的肥沃土壤。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應該還是制度構建所需要的時間、耐心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