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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慶齡年譜長編》，一書中第1708頁上赫然刊登著前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1966年9、10月間致函李雲(時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的一段書簡：「本來我要劉某某寫信，不料她拒絕，我不得不自己寫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這裡的「劉某某」非別人，就是宋慶齡的文字秘書劉一庸，有關這段「拒寫書信」而導致宋慶齡的「胃都氣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種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實性」，從而使廣大讀者對晚年的宋慶齡充滿了同情，對當事人「劉某某」的背信棄義或見異思遷的不義之舉予以鄙夷與蔑視。
　　筆者與劉一庸取得了聯繫，獲得了她提供的大量珍貴史料。劉一庸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宋慶齡的文字秘書，83歲的她思維敏捷、口齒清晰、聲音洪亮，把一個宋慶齡終老也未能理解的誤會按序鋪開，揭開了這段曾使讀者乃至相關史料誤會整整40年的歷史真面目。她的回憶客觀具體，真實還原了當年那個特定環境下所衍生的特別事件，從而及時搶救了這一段極其珍貴的歷史。
　　當時，宋慶齡身邊有兩個文字秘書，一個是1963年4月來到她身邊的、被她稱為「北京的秘書」的張玨(1914~1998)；一個是早在一二·八事變後就經何香凝推薦來到她身邊工作的秘書黎沛華(1899∼1972，廣東番禺人)。她在宋慶齡身邊斷斷續續工作了十多年。當年李燕娥與她那個無賴丈夫的退婚契約，就是黎沛華親自執筆的。
　　宋慶齡一向擅長英文，不諳中文寫作，再加上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所以她身邊需要擅長中文寫作的文字秘書。但在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下，宋慶齡選用文字秘書乃至貼身保姆，有著她特別的用人標準，其中有一條至關重要，那就是必須是單身女性。黎沛華與張玨兩人完全符合標準。
　　但是1964年年底，突然從杭州發來的一封急電，打亂了宋慶齡的正常工作秩序：張玨的父親張宗祥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照看。張玨出身名門，是浙江海寧人，她的父親張宗祥是前清舉人，是著名書法家和經史學者，工詩善畫，和蔣百里是促膝之交，是近代少有的思想進步的學術界名流。而且他對張玨要求極嚴，張玨在高師嚴父的培養下氣宇自然不凡；所以張玨成年後，她又有幸來到宋慶齡身邊工作，得到了一代偉大女性的熏陶。面對杭州急電，宋慶齡真是進退兩難，不捨得就這樣放張玨去杭州。因為當時宋慶齡的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張玨完成的，時年已是66歲的黎沛華，已無力勝任文字秘書的崗位，尤其是已步入晚年的黎沛華，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動輒頭暈目眩臥床不起。要是在這個時候再把張玨放走，讓已是68歲的宋慶齡怎麼辦？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無奈，面對張玨淚眼婆娑的請求，宋慶齡只好忍痛割愛，揮淚握別了張秘書。1964年元旦一過，宋慶齡就帶著一班工作人員，回到了上海。上海從來都是宋慶齡心中的家，在她一手創建的中國福利會裡人才濟濟，她不愁沒有合適的文字秘書。為此，在上海的那八個月，年逾古稀的宋慶齡欲物色一名年輕力盛、具有相當中文寫作能力、且又是單身的女秘書來頂替張玨崗位的願望愈發迫切了。
　　於是，在1965年的四月初，當宋慶齡前往中國福利基金會直屬的國際和平保健醫院視察工作時，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時任保健院副院長兼中國福利基金會人事秘書與辦公室主任劉一庸的身上。1924年10月1日，劉一庸出生於河南省商丘地區寧陵縣一落破地主家庭，自小求學後，她一直以優異的成績名列前茅，並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在大學求學期間，追求革命進步的她就秘密地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並積極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全國剛解放，求賢若渴的黨組織就把她調到中國福利基金會擔任教育工作，他先後擔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人事幹事、人事秘書與辦公室主任等職。劉一庸到任後，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績，獲得了組織上下的一致好評與肯定。上級考慮到她當年尚未畢業就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調動，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為此，組織協調，大夏大學向她補發了畢業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