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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仁宗慶歷年間﹐畢升發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圖書也就此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各種版本的古籍以及時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許多文人親自校對書籍﹐以正謬誤﹐然後分類收藏﹐由此誕生了許多的藏書名家。方興日盛的藏書之風﹐對宋人的學識修養的提高﹐以及學術研究的進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蘇軾幼時﹐恰遇這一圖書的革命性時期﹐也為他日後「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帶來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唯恐不及。」在蘇軾之前﹐老一輩的讀書人想要讀《史記》､《漢書》這樣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費周章地借了回來﹐要趕緊抄錄﹐然後日以繼夜地誦讀﹐生怕時間到了要把書還回去。但是﹐一生讀書､到老不倦的蘇軾﹐卻沒有像當時的許多文人名士那樣﹐擁有充塞梁宇的藏書﹐可以坐讀釋道﹐臥讀經史﹐甚至連一些常見的典籍他也沒有。
　　蘇軾曾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自謂被貶謫到海南儋州以後﹐無書可讀﹐只是在當地的士人家裡抄錄得了一本《漢書》﹐並想像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書》﹐那種感覺就像是窮人於一夜之間暴富。其實﹐據陸遊的《老學庵筆記》載﹐蘇軾渡海至儋州的行李當中﹐就有好幾箱的筆和墨。至於他寧可攜帶大量筆墨﹐而不是攜書到孤島上﹐可供隨心所欲地閱讀﹐一方面足見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創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見他並不競尚風氣﹐追隨潮流而藏書。
　　在當時﹐許多文人名士都以藏書為時尚為樂事﹐私人藏書動輒上萬卷。如晏殊之子晏幾道﹐就以藏書多而聞名﹐以至於家道中落以後﹐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為搬書而煩惱。另外﹐江陵有個叫做田偉的小吏﹐在家裡建有博古堂﹐藏書多達五萬七千餘卷。黃庭堅到他家裡作客﹐看到他的藏書都驚呆了﹐歎曰﹕「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黃庭堅的舅舅李常﹐為唐代皇室的後裔﹐他年輕時藏書讀書的僧房﹐後被命名為「李氏山房」﹐藏書也多達九千多部。
　　處於這種大環境下的蘇軾﹐也並非沒有藏書之心。蘇軾的《仇池筆記》載﹐唐太宗曾經花費重金購買晉人書帖﹐共收羅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在內的書帖千卷。武則天時﹐寵臣張易之兄弟從內府把這些書帖偷了出來﹐隨後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張延賞的手裡。「甘露之變」後﹐王涯為禁軍所殺﹐他家裡的金銀珠寶都被洗劫一空﹐因禁軍不識這些書帖的價值﹐故得以倖免。後來﹐蘇軾在宋仁宗的駙馬李瑋都尉的家裡﹐看到了這批謝尚､謝鯤､王衍等晉人的書帖﹐心裡也非常喜歡。但是﹐一想到這些書帖的傳承過程﹐簡直就是招災攬禍的根源﹐而且除了作為書架房舍裡的裝飾﹐用以炫耀人前﹐也並沒有其它的用處。因而﹐蘇軾對這種貌為集古､實為矜奇立異的行為﹐也失去了興趣。
　　後來﹐蘇軾應朋友李常之請﹐為李常將「李氏山房」的藏書全部捐贈出來､用作公益一事作記﹐又在文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日以苟簡﹐何哉？」意為自秦漢以後﹐著書立說的人愈來愈多﹐寫字用的紙筆和字體也愈來愈簡便簡化﹐不論何地都可找到書讀。可讀書人卻愈來愈草率馬虎﹐這是什麼原因呢？
　　接著蘇軾又問﹕「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前人。而後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業發達繁盛﹐書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書讀方便多了﹐按理說讀書人的學問也應當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舉之士﹐卻把書卷起來不讀﹐反而閒談不暇﹐言語浮誇﹐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借此兩問﹐蘇軾道出了時人藏書的幾大弊病。一是浮慕時名﹐藏書只是為了獲得名聲﹐而非為了鑽研學問。二是家中費盡心力收羅得來的藏書﹐從不閱讀﹐全都束之高閣﹐只是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噓的資本。三是把藏書視為私產﹐不僅自己不讀﹐書亦不外借他人﹐只是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蘇軾極力誇讚李常捐贈藏書､以遺來者的義舉﹐鼓勵有志讀書的人﹐要奮力進取﹐有所作為。
　　蘇軾不追隨潮流而藏書﹐也是他有定見､不盲從﹐盡量多做實事的人生態度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