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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官野史] 「貞觀之治」騙局

「貞觀之治」騙局

  貞觀之治,是令中國人永世懷想的一個偉大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人民安居樂業,歌舞昇平,皇帝溫良慈善,百官恪盡職守,米缸裡裝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裡生長著綠油油的疏菜,男人雄渾大氣,女性柔美端莊… …總之,這樣一個近乎於傳說中的美好時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創造出來的,所以他在中國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氣壯的佔據了首位。
  但這一切,卻只不過是一個拙劣的騙局。
  首先,壓根就沒有什麼貞觀之治。貞觀是有的,貞觀只不過是李世民時代的年號,但「之治」這怪東西真的沒有。之所以人們認為有,一來是李世民自己的刻意宣傳,二來呢,人們真的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有一個偉大的帝王,由他老人家勤勤懇懇的替大家創造一個坐享其成的舒服時代,這種願望符合人類的懶惰天性。
  其次,就算真有什麼「貞觀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沒得關係。任何一個美好的時代,都是由民眾自己創造的。從規律上來說?只要當時的領導人少跟老百姓添亂,別今天弄出來個指示,明天搞出來個精神,後天又琢磨個講話強迫老百姓放下鋤頭去學習,只要當領導的別太缺德,放手讓老百姓建設自已的家園,用不了多久,就會搞出來一個「之治」來的。
  歷史上,舉凡領導人陷入政治鬥爭,手忙腳亂之際顧不上禍害老百姓的時候,都會有一個「之治」的時代到來。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縱然是真的有什麼貞觀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本人沒有任何關係。到了李世民的下任,唐高宗李治的時候,忽然有一次,李治心血來潮,問戶部尚書高履行:「老高啊,去年咱們國家,增加了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說:「去年的人口增長,同往年一樣的,還是十五萬戶。」
  李治問:「你的意思是說,自打貞觀年以來,咱們國家每年的人口增長,都是十五萬戶嗎?」
  高履行道:「然也。」
  李治又問「:那咱們國家,現在有多少人口了?」
  高履行道:「三百八十萬戶。」
  李治掐指一算,「嗯,現在有三百八十萬戶,貞觀之治一共是二十四年,每年人口增長十五萬戶,二十四年的增長人口數目就是三百六十萬戶… …我操老高,不對啊,這個意思就是說,貞觀之治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口總數不過是二十萬戶… …不會吧?」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點醒過神來了:「我靠,啥貞觀之治啊,純粹是忽悠人,所謂貞觀之治,不過就是讓人民群眾狂生孩子罷了… …對了,大隋開皇年間,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當時的戶口總數,是八百七十萬戶。」
  李治大驚:「老高你啥意思?你莫非說… …是說隋唐改朝稱代,把全中國人的幾乎殺光光了嗎?」
  高履行:「陛下你別冤我,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
  李治尋思了半天,又問道:「老高… …那隋開皇時,生產的糧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當時的糧食,足夠八百七十萬戶吃五十年的… …」
  李治大驚:「當時有這麼高的生產力嗎?」
  高履行道:「怎麼就沒有?糧食都生產出來了,你還有什麼疑問?」
  李治道:「這個這個… …我明白了,我爹的貞觀之治,就是帶著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夠五十年吃的糧食… …明白了,貞觀之治,就是你拿刀子把人砍光光,然後慢慢吃人家產出來的糧食,這個就叫之治了… …」
  關於這段對話,在《資治通鑒》中寫得明明白白,即使我們把這段話打上八成的折扣,也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隋唐之戰,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是恐怖到了極點,天底下的老百姓,幾乎要被殺絕殺淨了,餘下來的人口,尚不足大隋開皇年間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時代抓革命,促生產,生產出來的足夠全天下人食用五十年之久的糧食,就構成了李世民貞觀之治的經濟基礎。
  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大唐貞觀年間的人口並沒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達到隋開皇年間的百分之五十,而這就意味著,隋帝國時代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足一百年的糧食,大唐帝國不過是一隻趴在米缸上的特大號老鼠,等把這些糧食全都吃光光,帝國也就稀哩嘩啦分崩離析了。
  總而言之,史家通過這段記載,偷偷的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秘密,貞觀之治與李世民沒任何關係,任何人,哪怕是讓隋煬帝再回來,也同樣會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礎之上,坐享「之治」的社會福利。這段話的另一個意思是說:人民的福祉與帝王的基業沒得絲毫關係,而只與人口的數量成反比,人口越多,資源越是緊缺,就越是沒得法子「之治」,而通過戰爭的手段將人口削減到一個理性的數字之後,「之治」就自然而然的到來了。
  所以帝王的歷史價值,不過是窮兵黔武,想出最精妙的法子,砍光過於膨脹的人口而已。單只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世民他還算是稱職的。
  然而話又說回來,既然貞觀之治這裡壓根不需要李世民,那麼李世民他又活個什麼勁呢?這個答案,伴隨著徐小妹的身世之謎,於貞觀二十四年脫穎而出。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他像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則載舟,亦則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聯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國威遠播四方。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
  總之,在太宗執政的貞觀年間(627~649),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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