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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讚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淨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一座紙紮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淨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遊人如織，一雙雙好奇的眼睛，一張張天真的容顏，一聲聲驚異的歎息。中外遊客爭睹瓊樓玉宇、雕欄玉砌。呼風喚雨的幾條巨龍似乎要從九龍壁上飛下來，現代葉公們不停地拍照。
　　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北中國慣有的燦爛的陽光，熙熙攘攘中，我卻一口口地倒吸涼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冷，無論在巍峨雄偉的三大殿外，還是在曲徑通幽的御花園裡，我不停地打著寒戰。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的房間，沒有一間亮麗堂皇，光線被冷漠地隔在房間外，只有殘餘的幾束從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進去。在這幾束光中，有無數的灰塵在飛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沒有參觀者會注意這個小小的、破落的房間。我卻注意到了。它位於西華門附近，官方的名字叫「淨身房」，民間的名字叫「場子」。誰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這間房子裡。關於太監的起源，中國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據專家考證，甲骨文中已有相關的記載，歷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潛書》中這樣描繪太監：「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為什麼這樣說呢？唐甄解釋道：「他們長得臃腫，彎曲，好似長了癭結，鼻子裡呼呼作響，如同牛和豬一樣，因此不像人的身體；他們長著男人的頰骨卻不是男人，沒有鬍鬚卻不是女人，雖然面如美玉卻沒有一點生氣，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們的聲音好像兒童一樣稚細卻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樣尖細卻不柔媚，你說它嘶啞但又能成聲，你說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語，因此不像人的聲音；他們可以很愛人，也能下毒手害人，當他們憐憫你時流涕而語，而當他們憎惡你時，則斬殺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變態必然導致心理的變態，魯迅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在那被賈元春稱為「見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監們肆意發洩著他們變態的性慾、權力慾、貪慾。僅以貪污而論，據明人趙士錦在《甲申記事》中載，明末李自成進京前，偌大一個明帝國的國庫存銀竟不到四千兩！而魏忠賢被抄時，居然抄出白銀千萬兩，珍寶無算，以致崇禎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監們：「將我祖宗積蓄貯庫傳國異寶金銀等，明比盜竊一空。」
　　崇禎的「痛心疾首」既讓人同情，又不讓人同情。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貴為天子，卻拿太監沒辦法；不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監頭子，他是棵大樹，太監是在樹上築巢的鳥，倘若同情皇帝，誰來同情太監呢？然而，君主們依然堅持太監製。既然自詡為「天子」，就得龜縮在宮廷裡，跟一般百姓保持距離。讓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還了得！迷宮一樣的宮廷內便需要「絕對安全」的奴僕，怕戴綠帽子的皇帝便與不能人事的太監「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同成為龐大的帝國大廈中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裡，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公元十世紀，正逢五代十國亂哄哄，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巖割據一方，自稱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於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後顧之憂，必死命效力。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倀，更下了一紙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劉氏父子的思維方式與船山先生截然相反，於是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太監王朝產生了。王船山反覆渲染太監的可憐可悲，這卻是他的書生之見。羨慕太監的人比羨慕他這位大學問家的多著呢。
　　然而，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往往相應掀起「自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終南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自宮卻是一時痛終身富貴。據記載：「南海戶淨身男九百七十餘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徵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徵者多達2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許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偷盜者。下有自宮之風，上有體制的膨脹，有明一朝，太監機構的編制不斷擴大，太監們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們讚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淨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一座紙紮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淨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對於萬曆這樣的皇帝來說，在位數十年，在太和殿舉行的朝會不過數次而已，有沒有太和殿並不重要，沒有淨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沒有太監的服侍，就連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沒辦法維持。所以淨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淨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監製基礎上的。
　　閹割是一種古典之極。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被皇帝將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所估計的相同。狄德羅在評價法國波旁王朝時說：「在宮廷，『狂歡的工具』從來與政治媲美。」那麼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苦恥辱而告終？不然，他完成了《史記》。
　　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漢朝人將處宮刑的地方稱為「蠶室。」一個詩意十足的名字，一個醜陋的蠶變作美麗的蝴蝶的地方。閹割是文化的死敵，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閹割侵蝕著文化、吞嚥著文化、改造著文化，當閹割內化為文化的本質的時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閹割的焦慮，而在特別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黃永玉先生所說：「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是由閹割與被閹割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被閹到自宮只有一步之遙，從身體的殘疾到心靈的殘疾也只有一步之遙。當「去勢」成為奴隸們的義務時，那麼口口聲聲說：「連受之於父母的毛髮也不應該損傷」的聖人們只好裝作沒看見。裝在瓶子裡的太監們的「命根子」是保證皇帝的妻妾們的貞操的「證件」；而大大小小的聖人們對「命根子」的沉默，則是保證皇帝們的權力暢通無阻的「證件」。
　　太監的數量，最鼎盛時期也不過10萬，在天朝大國只算滄海一粟。然而，太監的靈魂卻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天朝大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國需要充當「守護床鋪的人」的太監，更需要一大批守護一整套綱常理論的太監。前者是顯現的太監，後者是隱形的太監，亦即「知識太監」。如果說「刀子匠」們的閹割手術只能一個個地做，那麼「知識太監」們則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產成千上萬的太監。那些狀元們，學士們，道士們，和尚們，都是清一色的「知識太監」。
　　「太監化」是中國的知識者最大的特點。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確實是力量，知識如槍炮，關鍵槍炮口對準誰。中國溫文爾雅的士人們槍炮口對準他們腳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為帝制大廈添磚加瓦，這神聖的工作他們幹得津津有味。多勞者必多得，他們獲得了如桃花般燦爛的封誥，例如張居正為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史，贈上柱國，簡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識太監」建構了東方專制主義大廈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卻汲汲於功業，自以為「我輩豈是蓬蒿人」，在玄宗眼裡，他卻是個連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學術大師王國維，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便被帝王師的身份壓死在昆明湖底。當不當太監，與道德的優劣、人格的高低無關，一種體制的向心力、一種文化的慣性、並不是哪一個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的組織，因而他們的組織架構幾乎等同國家官僚體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則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權力基礎與資源就愈少。當教育愈趨專精時，教育的具體活動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設計而行。」
　　看來，從教育到行政的設置不過是「淨身房」的延伸、變形與擴大。孜孜不倦地註釋古書、考證典故，研究音韻、填寫駢文，這一切不過是被閹割了的「知識太監」們的拙劣的射精行為。讀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做不了官便隱逸，隱逸是為了成名。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士人都以現存體制為價值參照系，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體制」的力量。
　　「知識太監」所創造的知識便只能是「太監知識」。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無不是圍繞皇權作向心運動，僅僅是有的軌道離中心近、有的略遠些罷了，沒有質的區別。無論學術內容怎麼變，士人的終極理想仍未超越陞官發財、為帝王師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資治」，「文」的目的是「助興」，兩千年的人文傳統是畸形的、單一的、片面的。所謂學富五車、德行高尚者，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惘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這種毫無用處的「學」，不是「太監知識」又是什麼？
　　許多人都讀過《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一個個被閹割的讀書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爭好，還是憐其不幸好。龔自珍在《乙丙之際著議第五》中憤怒地譴責統治者對士人的無形殺戮：「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那時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病梅館，就是一個畸人館。
　　然而，龔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閹割的可怕，而忽視了更為可怕的內在化的自我閹割。無數讀書人羨慕的狀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狀元圖考》中看到明朝狀元丁士美所撰的謝恩表。由華美的文辭可想見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見其淵博。而當時的皇帝是誰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稱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狀元郎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馬屁拍得震天響，簡直就像一隻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嬌。
　　如果說閹割陽具是太監入官的通行證，那麼閹割精神則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證。《明史》中記載，丁士美為廩生時，年齡尚小。依據當時規定，凡為廩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給廩米六斗。一些年齡較大的廩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廩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顏悅色，沒有一絲不樂意。《明史》據此稱讚丁士美為人縝密端重，以道義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麼樣的「道義」，一個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利的人，必不會保護他人的權利；一個以忍辱來獲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嚴的可貴；一個對黑暗安之若素甚至與之共謀的人，必不會期望光明的到來。
　　「太監知識」是沒有生命力的，「太監人格」是沒有感召力的。當「太監知識」被頂禮膜拜，「太監人格」內化為民族集體無意識時，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絲綢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沒有東西可以穿的人，他們的生存狀態千差萬別，卻有一點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陰半陽、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經入土的太監。自我閹割與被閹割是一枚金幣的兩面，中國人只有這兩種選擇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將相，還是文豪大師。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老子》還是《論語》，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
　　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事，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裡例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儘管人人都直嚥唾沫，但在瓢湯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裡了。就在他把肉片倒進碗裡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肉片，臉色頓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肉的資產階級思想。
　　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對象，因為錯瓢了一片肉，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沉溺於貪吃豬肉的深刻內疚中，鬱鬱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它盡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文革中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慾的太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慾，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製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慾望。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
　　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觀已經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發作用的障礙。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