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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曹雪芹自敘﹕《紅樓夢》「大旨談情」﹐詩經之《十五國風》其實是「大旨談性」。這裡有一個特別需要說明的小問題﹐便是詩經時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詩﹐都是情慾的表白與吶喊﹐沒打算「發乎情止乎禮」。從《周南·關雎》開始﹐愛情便意味著性的結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歡淑女﹐接下來要做的事便是為將來兩人的婚禮做籌備。這意味著﹐愛悅等於婚姻的建立﹐這是君子與淑女建立合乎禮法的性關係的蘊藉說法。表現更鮮明的是《召南·草蟲》﹐這種因有情而求歡的勢頭便噴薄而出。
　　《草蟲》是以女子的口吻﹐談兩人同心而離居的思念之苦﹔於是一得到相遇的機會﹐便行男歡女愛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脫平服。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擱今天這樣的開放社會﹐也不免要讚一聲「豪放女」﹐但是﹐當時﹐不過是平常敘事耳。愛悅求歡﹐身心滿足﹐毫無惺惺作態﹐坦白自然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令人震驚。這只能說明﹐在當時﹐人們並不認為「情慾」是可恥的。愛人便意味著身體的愛悅﹐並非後人唧唧歪歪胡謅的「我愛你滄桑的老靈魂」。男女之情﹐就是身體情慾這回事﹐不是靈魂滄桑那麼回事。
　　著名淫詩《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味﹐寫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愛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詩人堅定地認為﹕「我愛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愛你﹐你便肩負著給予的義務。肉體的結合才使靈魂安妥﹐你我的結合才是人間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說﹐那自然是「同情地給予」了﹐並且雙雙成家去也。
　　《野有死麇》說得更直白。詩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獵物與聘禮﹐和女子的如玉肉體相呼應。一方面寫出了對性關係的渴望﹐一方面也寫出了對女子的愛慕。你能說他只為了得到她的肉體﹐才去打獵送禮的嗎？你能說他的愛只是肉慾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摯嗎？古人恐怕理解不了這種冬烘責備。得到和給予幸福的實質內涵﹐就是對兩人間性關係的追求﹐統統是肉體性的歡樂﹐絕非後世的精神戀愛。
　　《桑中》是以男子的口吻﹐講述姑娘們如何多情對待自己的情人。見而悅之﹐約會上宮﹐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彼時的兩情繾綣。當然﹐人生自古傷離別。如果有情﹐身體的物理距離﹐自無法割斷感情的聯繫。《伯兮》仿女子口吻言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分離使得感情更加堅貞﹐連形象都顧不上了﹐因為一切的花容月貌精心打扮﹐都是為了討心上人的歡喜。而心上人遠別天邊﹐這女子情願得相思病﹐「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愛情不能持久﹐男子喜新厭舊﹐女子固然也有薄情寡義之時﹔彼時的男女﹐也各有怨言。如《邶風·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感情的疏離﹐帶來的是性關係的斷絕。性關係與感情的不可分割﹐在《江有汜》中﹐男子薄倖﹐結果是男主人與小妾性關係的斷裂。思婦孤影相吊的悲傷﹐到了《金瓶梅》時代﹐便是潘金蓮式的偷情。大雅之書《紅樓夢》中小紅賈芸簡單的密約贈帕﹐被偷聽的薛寶釵搞得意味深長﹐其實沒有實質性接觸﹐卻搞得很嚴重的樣子﹐頗令讀者失望。
　　本來﹐社會越發達﹐人應該越有自主性﹐但是﹐不。越到後來﹐人類越發性情無法統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性情不分﹐也許正是黃金時代的投影﹐情愛與肉慾統一﹐愛的渴望夾纏著性的需索﹐性生活必然連帶著感情投注﹐感情的滋潤使得性趣盎然﹐性的結合填充了感情的蒼白。非僅《國風》﹐通部《詩經》中亦然。我們約略知道了《詩經》時代的性情不分﹔至於情性分離﹐靈肉相悖﹐那是讓古人瞠目結舌之外難以理解的現代病﹐除了思想和言談的時髦﹐另有一種讓世間男女更加昏迷沉醉的魔力。
　　詩經時代的男女關係比較自由。雖然受制於物質的匱乏﹐環境的壓迫﹐但是在精神和感情上﹐相當輕鬆而且奔放﹔他們的感情和倫理雖然不是一張白紙那麼簡單﹐但是後世道德和道德感形成的壓力﹐彼時基本烏有。當然﹐國家已經誕生﹐在人民的自由與秩序之間﹐聖人制定了遊戲規則。在初期﹐這遊戲規則還是很鬆散的﹐很簡單的﹐聖人們想要達到的境界﹐也並不敢期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絕對關係。我們讀詩﹐可以明顯看出彼時的男女關係﹐便在自由與管制之間的游移。
　　《國風》「大旨談性」﹐大部是當年男女的情洽野合的浪歌。孔子刪詩而後曰﹕「詩無邪」﹐乃是如孔子注《春秋》之微言大義筆法﹐進行價值觀的嵌入式改造﹐將男女風情之詩﹐重鑄為一部蘊含著禮教勸誡風化的教化經典。簡言之﹐《國風》就是一部老祖宗性關係指南﹐遵聖人之意﹐指導男女結合之時﹐不必如禽獸般發之以情﹐實應「成之以禮」﹔其根本的價值觀便是成之以禮得幸福､成之非禮得不幸﹐從而為自己找到真正的歸宿。
　　「成之以禮得幸福､成之非禮得不幸」﹐這不是道德律﹐而是價值律。人們會把夫妻之事戲稱「周公之禮」﹐其來有自。須知人類最重要的教育﹐從古及今﹐便是性教育﹐一則需要養成正常的倫理﹐二則需要養成優美的感情。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遠古洪荒時代﹐人民野生土長﹐女不知有夫﹐子不知有父。男女成年﹐性生活與生育不可避免﹔而以一種禮制的形式來規範性生活﹐確定其權利與責任﹐生兒育女﹐男有婦﹐女有夫﹐子子孫孫知父知母﹐脫離遠古洪荒夢寐野蠻﹐這能不說是一件極大極大的功德﹐也是覺悟的先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業。
　　周公乃彼時這個民族文化和一切自然法的集大成者。周公制禮﹐最主要制的便是「風化」﹐就是這個「性關係」禮。其實「風化」一詞的本意﹐很直接﹐就是以性關係性生活來訓化教育人民﹐而不是後來說的那麼蘊藉。今人更詫異的是﹐性生活如何還能化育人民呢？「周公制禮」﹐所制之禮便是後世被推崇普及的禮教﹐即聖人制度。《禮記》所載諸種禮制﹐乃是圍繞此婚姻制度為核心的家庭觀念､道德觀念以及諸種維護此婚姻制度的禮儀法度。我們可以看到隨之確立的其實是家庭制度﹐和個人､家庭對國家的依附關係。有禮成婚姻﹐而後才算有婚姻制度。與這婚姻制度配套的社會制度成長起來﹐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確定了雛形﹐以人倫為道德基石的傳統中華文明也隨之自我發展､成熟起來。這當然是人類史的文明飛躍。
　　周公之禮的核心就是建立被約束的「性關係」和性道德﹐將「性關係」以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立法規範﹐而不是隨機野合﹐上不知君父羞恥﹐下不知家庭父母。夫婦為人倫之本﹐乃天地間人類生命所自出者。以「周公之禮」來喻夫婦人道﹐大義自在其中。而男婚女嫁､男娶女嫁這種家庭婚姻制度的確立﹐實在不是天然自然發生﹐實是遠古聖人的創設﹐至周公而集其大成﹐遂得以凝固其形式而在全社會做普遍的推廣。
　　如此「風化」﹐便是以性關係為核心建立起來的道路倫理規範教育人民﹐性關係不再是含蓄蘊藉的「陰陽調和」､「天地交泰」的虛無縹緲之說﹐還其實是「名教」的核心價值所在。《詩經》之《風》部﹐其主旨便類似於「性生活考察報告及指南」﹐或可稱為中國的「愛經」。「風俗」便指各地嫁娶習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婚姻､家庭､財產繼承自然法。不過久而久之﹐人們忘記了「性生活」乃是禮教的基本點﹐反而將其他的聽起來更高尚的忠孝節義之類﹐作為「禮法禮教」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固定不變的男娶女嫁也客觀上造成了女子地位逐漸低落的現實﹐《鄘風·蝃蝀》詩中所謂「蝃蝀在東﹐莫之敢指」的怨歎﹐便也不無理由。
　　周公之禮教就是以人的性生活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社會道德倫理制度。《國風》﹐就是各國以性生活為核心的道德倫理教育大法。在周時﹐《詩經》是被雕刻在玉版上﹐傳賜天下﹐以行風化之教。此謂「詩教」﹐這是中國古代文明最高妙最偉大的傳統之一。中國古語云﹕「法不外乎人情」。詩教其中﹐既有事務性的技術提醒﹐也有人情心理的精微經驗﹐將外在的倫理道德﹐內化為文化的傳承﹐和審美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