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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燹錄] 武昌在孫吳江防體系中的戰略地位

武昌在孫吳江防體系中的戰略地位

  立足江東、競極長江進而圖霸天下是孫吳政權的既定國策,但當三國鼎立的局面最終形成,孫吳奪取上游益州從而全據長江的計劃因蜀漢的存在而受阻;同時北方曹魏強大勢力的存在,孫吳也無力北向宛洛。諸葛亮言:「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孫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這些因素迫使孫吳逐漸放棄了圖霸天下的原有計劃,轉而全力經營長江防線,保有荊、揚,以期與曹魏及後來的司馬晉對峙。
  孫吳江防體系的形成有一個過程:
  首先從孫策渡江到赤壁之戰,是防線初步形成階段。其次赤壁戰後至呂蒙奪荊州前,是揚州段防線的鞏固階段。最後呂蒙奪荊州到夷陵之戰,是荊州防線及整個長江中下游防線的最終形成時期。
  孫吳的江防體系由一系列的江防重鎮組成,這些軍事堡壘綿延長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然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加上孫吳民寡兵乏,因而能夠重點設防的僅是少數幾處戰略要點。從整個防線來看,沿江共有三個戰略支點,即江陵、武昌和建業。江陵居荊州之中,據之可西防巴蜀,北臨襄漢;建業為根基所在,引江帶湖;武昌則為荊、揚樞紐,南北要衝,對上下遊軍事動態起到全局掌控的作用。孫吳以這三個支點為核心,連結各軍事要鎮,分區設防,配屬兵力,組織起整個長江防禦體系。
  「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隔。」這是三國鼎立及其疆域劃分的自然地理基礎。對於孫吳來說,為守長江,還需在江北建立縱深防禦緩衝地帶,即是淮南、襄漢,但是敵在淮南,而長江之險,吾與敵共;敵在上游,而長江之險,乃制之於敵矣,因而孫吳守漢又重於守淮,因為敵若據有淮南,雖可直逼長江,江南有傾覆之虞,但還不至於立時陷入危亡之境;而敵若據有漢南江北,則可沿長江而下,直指建康,江南便不免滅亡的命運,故而孫吳的長江防線又集中體現在荊州江防體系的構建上。
  其中我們看到,處於此防線之中的武昌,地位尤其關要。武昌位於荊、揚之間,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孫吳以此控制中樞,可支持江淮、進擊襄漢、呼應上下。鑒於武昌地位的特殊性,魏黃初二年(221)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潯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這六縣均為原荊州江夏郡、揚州廬江郡和豫章郡諸縣中沿江之縣。據此可知,武昌郡之設置,用意即在於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江中游的江防體系。
  為此孫吳加強了武昌防區的兵力部署,孫權遷都建業時,計劃使武昌有精兵萬人… …輕艦數千。江北以三萬勁卒守邾城,陸遜又從山越料得精兵八千餘人,據此武昌為吳都時駐兵當為甚眾。張大可先生認為:「上游荊州督從三峽到夏口一段常備兵七八萬,夏口以東,建業以西的中游地段,以江北防線為前沿護固長江,常備兵十萬以上。」遷都建業之時,孫權擔心一旦荊州戰事再起,西上逆流幾千里,鞭長莫及,難以救援。於是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東晉王述曾言:「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御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此處可證武昌防區兼顧上下游的優越地位。
  屬於武昌防線的江防軍鎮有蒲圻、陸口、夏口、武昌、邾城、半州、柴桑等。其中夏口尤為關鍵,漢水與長江在此交匯,沿漢水北上,既是曹魏重鎮襄陽,順江流東下,又可直逼吳都武昌、建業;再者逆長江直上,可支援西陵、江陵戰事,可謂武昌防區第一要害,故孫吳常以宗室戍守。黃龍元年,孫權遷都建業,武昌作為留都,由重臣陸遜輔助太子督守。《資治通鑒》謂:「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荊州戰事雖緩和,武昌仍保有一定地位,其因即在於孫吳以其控制上流、屏蔽下游,武昌防區具有西御魏蜀、東藩建康的重要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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