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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官野史] 明朝買個「大學」要多少錢?

明朝買個「大學」要多少錢?

  有人認為大學體制是西方人創造,其實不然。中國古代即有高等學府,只是辦學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是叫「大學」。商時的中國大學叫「太學」;周時叫「國學」,國學是周王辦的,諸侯辦的則叫「泮宮」;西晉時稱「國子學」,北齊易名「國子寺」;隋則改稱「國子監」,一直到清末都是這叫法。真正把大學叫「大學」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當年中國誕生了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
  與大學不叫「大學」一樣,中國古代的大學生也不稱為「大學生」。以明代稱謂來說,通稱「生員」,在國子監讀書的學生叫「監生」,學生可享受「助學金」由國家財政支出,因為是用於學生改善夥食,故稱為「廩膳」。國子監是朝廷的中央宮學,用現代人的話說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級重點大學,學生比現在博士的水平還高,其學術地位遠勝於今國務院「211工程」中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現在的大學生連個工作都難找,但國子監的畢業生可沒這擔心,不僅包分配工作,很多時候還「包當官」。明代便規定,「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換句話說上了國子監就能當官,上不了便別想往上爬。試想「包當官」的大學誰不想讀?所謂「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大概就是這原因吧!
  上大學的好處多多,但上大學得憑成績,要考古今一理。沒有成績,如果有一個不凡的家庭背景,有當大官的老爸、太子黨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是不是沒門了?也不是但前提條件得有錢買個入學名額。這便是現在大家常說的「花錢上大學」。古時的入學名額叫「員」,生員就是這意思,即今「招生指標」。所謂花錢上大學就是購買到這種招生指標。招生指標並不是每個朝代都買賣的,最瘋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經明碼標價以收取「贊助費」的方式,公開出售招生指標,這種行為叫「官倒」。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是布衣出身,無文憑缺學位,但卻很重視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時全國尚未統一,朱元璋便在應天府(今南京市)的集慶路附近開辦了明朝第一所國立重點大學國子學;洪武三年(1370)又及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全國統考」(鄉試)。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國子學改稱「國子監」。明成祖朱棣奪位後,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於是明朝有了兩所國立重點大學,即南京國子監(或「南雍」)和「北京國子監」(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
  國子監是古代出「賢人」的地方,現在南京、北京的明國子監遺址附近都有「成賢街」就是這原因,招生指標是不應該成為商品的。但是隨著國力下降,中央財政嚴重虧空,朝廷急於搞錢,便開始「教育亂收費」了:凡想上大學到國子監讀書者,不論成績優劣,不問家庭出身,「軍民子弟」只要肯出「贊助費」,就發給「錄取通知書」!有意思的是,明朝時收取的贊助費不要現金,只收當時短缺的糧食或是馬匹等。
  「官倒」烏紗帽,在古代中國屢見不鮮,但像明朝這樣「官倒」招生指標的,實在少見,可以說開了中國花錢上大學風氣之先。國子監的學生,本來因為出身和入學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舉監、貢監、蔭監、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標可以買賣後,叫法又多了一種 「例監」,這是給通過買指標入學學生的專有稱呼。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現在景泰元年(1450),力主實施的竟然是當朝的皇帝、史稱代宗的朱祁鈺。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繼位前封為郕王。這皇位本來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大哥朱祁鎮禦駕親征侵犯北方邊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餡餅砸到朱祁鈺的頭上,當上了「代理皇帝」。但當時邊境戰事遠未結束,軍費開支龐大,中央財政卻入不敷出,搞錢成了朱祁鈺的當務之急!從哪搞錢?臣僚給朱祁鈺開出的妙方之一是「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這話什麼意思?就是給國家多上繳糧食便能獲得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
  這個口子一開,包括重新坐上龍椅的朱祁鎮在內,後來的皇帝差不多都學著幹過,國庫一沒錢,邊防糧餉一沒著落,地方一鬧饑荒,就會這樣幹。明成化二年(1466)南京及周邊大鬧饑荒,時當地主政官員便上書北京,要賣「南大」的招生指標創收。行將滅國前一年的崇禎十五年(1642)朝廷也賣過招生指標。提出這一將國子監入學資格商品化建議的,是時擁有進士「學位」、相當於今副處級幹部的中書舍人陳龍正。他的上書得到了皇帝、後上吊殉國的朱由檢本人的讚許。崇禎十七年(1644,明朝亡國當年)朱由檢乾脆讓陳龍正當了「南大」的校長(南京國子監丞)。由此開了中國歷史上大學校長賣招生指標的先例。
  與現在「私倒」,或者說「暗倒」招生指標不同,由於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標交易很透明,實行「全國統一價」。那麼當時買個大學上上,要花多少錢?據《明史·食貨誌二》上的數據,要想獲得國子監的入學資格,景泰年間(1449~1457)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間(1464~1487)則穩定在100石米。上面這價格是有「學籍」的,如果不在乎學籍,只當旁聽生鍍鍍金或是插班生、肄業生什麼的,可以享受「優惠價」。以明英宗天順五年(1461)的標準為例,每個指標需繳納20匹馬。
  景泰年間的贊助費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標準是怎麼定下的?原來這是「買方」主動出的價錢。時山東臨清縣,伍銘等幾個在縣學(類似於今縣重點中學或地方專科學校)讀書的學生大概是想「專升本」提出願意繳納800石米求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山東省主管官員將此情況上報朝廷後獲皇帝特批於是「米八百石」遂成標準。但是能出或願出800石贊助費的,還是很少的,所以後來不斷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擴大生源。
  這樣的入學贊助費,在當時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會明白。明朝亂收費除了教育領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據《明史·食貨誌二》記載,朱祁鈺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當皇帝期間,可以花錢贖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簡單對比便可看出,明朝時花錢上大學,比「撈人」的成本還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標準來算,也要高出40石。
  進一步分析明朝時米1石等於120明斤,100石就等於12000明斤。明斤比現代斤要重,大約1比1.18,這樣一換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現代的14160斤。以現在普通大米每斤零售價2.50元的行情來算,明朝100石米能賣35400元人民幣;即便以最高贊助費800石米來算也不過28.32萬元人民幣。表面上看明朝「花錢上大學」花的並不多,但古代家長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當時正常年景下單季稻1畝地產量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穀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現在每畝產量已達1500斤,「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則創造了畝產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資標準,相當於今省部級高官的二品大員,年俸祿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繳800石贊助費,明朝「省委書記」一年的工資也不夠;如果是100石米便輕鬆了,可買5至7個招生指標。相當於今縣處級幹部的七品官,年俸祿是84至90石米,如果繳800石的贊助費,明朝「縣委書記」想花錢讓子女成為國子監這所全國重點學府的大學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資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資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對「米百石」的贊助費,想都別想,能念個私塾認幾個字,已是燒高香了。
  如同買官賣官不絕一樣,中國古代歷朝歷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賣過入學名額和資格。到了清朝倒賣「招生指標」則成一種制度,書面語言稱為「捐學」,教育亂收費比明朝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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