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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顧祖禹在其著作《讀史方輿紀要》中有數據統計，魏晉南北朝時戰事最多，外擾和內亂共計1677次，平均每年有4.6次。就魏晉來講，三國鼎立，晉滅吳蜀，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王敦、蘇峻反叛等大事件耳熟能詳，魏晉是名副其實的「喋血時代」，這個時代彷彿武力主宰著一切。然而現實恐非如此，論整體性的社會地位，佩劍帶刀的武人與舞文弄墨的名士難以相提並論。
　　東漢末期中央政權腐壞，宦官弄權，豪族地主憑借對大量土地的佔有權和對客與部曲的支配權，大肆擴張本族勢力，修築塢壁發展封建地主莊園經濟、擴充武裝，曹魏政權依靠豪族起家，漢末以私人部曲資助曹操起兵的荀彧和以財力、部曲資助劉備起兵的糜竺就是家資甚厚的豪族大地主，荀彧更是出自穎川高門。」《三國誌》卷二十八《魏書・鄧艾傳》稱當時江東「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吳失》記有「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勢力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士族高門由初參政到後掌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們先天的經濟根基和後天的發展壯大。東漢末正值戰亂，統治者需要得到大族豪強的軍事、經濟方面的支持，於是自曹魏起，統治者便對士族階層給予了許多政策上的優待與特權。
　　魏晉玄學氾濫後，世人竟相向善玄言、以清談自居的士族名人靠攏「以就其身價」，有的為攬社會地位、政治權利而狂熱，魏晉時期尤其是東晉，崇仰名門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社會心態。儘管到了東晉王朝末期士族地位衰落皇權逐漸回歸正統，但是士族文人身上仍然包裹著他們數世累積的光輝，而武人的社會地位依舊沒有得到本質上的反轉。
　　劉宋王朝時期，寒門庶族執掌了相當的權利，著名的士族高門不再佔據政權的中心地位，而玄學思想也不再是唯一的主導思想，儒學漸漸回暖，但是魏晉風流在文化信仰方面給世人帶來的吸引力卻沒有消逝，學者寧稼雨指出「反而這種高尚的文化情操有助於彌補庶族政權的精神文化缺口。」劉宋的血光令上至劉義慶等皇族成員下到普通黎民百姓皆俱唏噓萬千，「世路艱難，不復跨馬」，寄情文章，以遠禍亂。可知到劉宋時期，騎馬(習武)有不良政治動機的意味，輕武依然是保身求全之法。
　　秦代是個典型的重武輕文的時代，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以法家治國。一匡六合導致頻繁征戰，時人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徑是建立軍功，社會尚武風氣濃厚。武人，尤其是有軍功的武人，其社會政治地位不置可否。秦始皇焚書坑儒，文人儒士的處境可見一斑。漢承秦制，高度集權。
　　《漢書・景帝紀》：「先是，吏多軍功。」《二十四史札記》卷二《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為之也。」《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百官志》：「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略云：「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逮桓靈之間… …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廿二史札記》卷四《東漢功臣多近儒》：「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
　　上述文獻記載了秦至漢的入仕概況和文武分途的情況。大致序列為軍功入仕、任俠成俗(秦到漢高祖時期)文人勃發、儒學歸正(武帝時期)清議盛行(桓、靈二帝時期)。最初的清議針砭時弊、輿論鄉閭，東晉時發展成為名士、知識分子間的玄學辯論。清議品評人物主要看其是否清廉高尚，而不是看其是否勇猛有武，評價標準明顯不利於武人，評價結果決定被評價者的地位優劣。
　　董卓入洛後大量啟用黨錮之禍中被鎮壓的黨人名士，曹操掌權後推行九品中正，唯才是舉，士族文人得以翻身。魏時，曹操辟召各地知名之士主要由穎川荀彧、清河崔琰、荊州韓嵩等大名士舉薦，據史傳記載，荀彧向曹操推薦過司馬懿、華歆、王朗、杜畿、孫資、仲長統等人，他們無一不是大姓、名士，曹魏政權近似於名士政權。九品中正制直到西晉都在為名士政權服務。東晉時期，士族政權如日中天。
　　《世說新語・文學》：「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公元306年東海王司馬越毒殺惠帝司馬衷，改立晉懷帝司馬熾，自己和王衍把持朝政，後政權被劉淵推翻，洛陽失陷。公元356年桓溫討伐圍困洛陽的羌族首領姚襄，收復洛陽。桓溫因有神州陸沉之失意慨歎，憤怒以王衍為首的清談派(尤其是在朝中身居高位的清談者)。直指王衍諸人追逐玄言虛無，不以國事為要，桓溫認為王衍之流與國家衰敗脫不了關係。
　　桓溫雖在立大軍功、掌握大權後漸生不臣之心，但他的北伐從客觀上講是益於國家的。「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 …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爾。』… …溫即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太宰武陵王唏好武事，為溫所忌，欲廢之。」
　　大名士劉真長所言代表了皇帝和多數權臣的立場，他們有意識地牽制軍功膨脹的武人。好武致禍未嘗沒有道理。帝王依靠武人開疆拓土守衛疆域，同時也忌憚武人實力過於強大威脅到其統治地位。在魏晉，炫耀武力顯得不合時宜，原因其一東晉偏安江左，滿足於現狀，無心收復失地；其二衣冠士族蔑視武人；其三武人軍威強盛只會給皇權和文人士族政權帶來威脅，所以不被皇帝和朝廷重臣支持，抑制武人的壯大從某種程度上講契合了統治者和權臣的需要；其四統治者專民事，止戰息役更是普天百姓的共同願望。
　　《鹽鐵論・徭役》：「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正是對當時社會憤懣情緒的刻畫。《資治通鑒》第八十一卷《晉紀》三：「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世說新語・識鑒・山濤傳》：「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 …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證實晉武帝時確有罷去多數州郡的兵，削弱了州郡的武力。士族文人提高自身政治層次後較為容易提高其家族地位。
　　謝安出山，謝氏一族瞬間聲名鵲起，後謝萬竟因其兄為謝安而倖免於死。相反地桓溫尚南康公主後也未能徹底顛覆他作為武人的「低於名士一等」的地位。《晉書》卷七九《謝奕傳》：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門避之，奕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晉書》卷七五《王述傳》雲桓溫為子求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責坦之云：「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
　　《三國誌・蜀志・劉巴傳》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賢傳》：「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 …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蜀志》：「劉巴輕張飛云：『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椎魯無文。」
　　《晉書・后妃傳上・胡貴嬪》：「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老兵」、「兵子」、「將種」即是帶輕貶性質的詞。魏晉時風不以軍職為榮，東晉過江的北人中的武人處境略帶尷尬，因為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東士族勝流都是文化高門，以至於桓彝初過江即讚譽王導為江左管夷吾。按《北堂書鈔》卷六○引臧榮緒《晉書》謂桓彝以「蒞官稱職，名顯朝廷」。助明帝平王敦亂，「糾合義眾」討蘇峻，桓彝不僅位在江左八達之列且志在立功，他依然傾向於靠攏勝流文人。學者趙立民有三國魏初「士人武人化」和晉初司馬氏「武人士人化」的說法，遵循時代走勢，這類說法是基本可以成立的。
　　我們認為，魏晉武人的社會地位不高的主要因素為以下幾點：
　　1.進仕制度的限制。自漢代察舉制起，軍功入仕始受約束，賢良方正的士大夫們登上政治舞台。漢末盛行清議之風，評論人物的優劣，主要根據其是否廉潔、高尚等，而清議一般為鄉里大姓名士所主持，他們充當功曹的角色，對人物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大姓操縱下的清議自然也是為大姓包括名士在內的利益服務的，至少能說大姓豪族地主在清議選舉中佔據了極大的便利和優勢。
　　清議容易抬高某些人的名望，這些人的名士形象一旦樹立，就等於有了更高的台階助他們步入仕途。曹魏九品中正制本以選拔俊彥為目的，但卻開了計資定品的先河，為士族入仕降低了門檻，而為庶族寒門子弟求取功名抬高了門檻，成為了士族門閥延續的政治保障。
　　西晉統治者延續九品官人之法的同時還施行六等分封制，對受封者進行賞邑封地，將司馬氏皇族和異性世家豪族的政治權利推向頂峰，門閥政治在這個時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時社會呈現這樣一番情景：士族高門經濟實力不斷擴充，政治勢力日益攀升，伴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顯耀，士族豪門的自身優越感和庶族寒門之間樹立起一道自發形成、無形卻又有形的階級屏障，門閥觀念漸次升溫。
　　東晉王朝在琅琊王氏等高門的助推下誕生，其對士家勝族的依賴不言而喻，士族政權亦是在這一時期成熟起來。文人士族集團的崛起影響著時局的走勢，更決定了社會「文人顯貴」的狀況，《三國誌・吳志・孫堅傳》：「荊州刺史王睿素遇堅無禮。」注引《吳錄》說：「(王睿)以堅武官，言頗輕之。」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文人都如此優越，得附上有地位、有社會影響力的文人這個限制條件。皇權的削弱與士族政權的強大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士族文人和武人的地位較量與前者同理。
　　東漢時期通過長達十二年之久的戰爭，光武帝平定了新莽末年以來的軍閥混戰與割據局面，光武中年以後，用兵減少，大興儒學。時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許慎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都流傳後世，學術漸漸興盛起來。
　　曹魏廣開文化風氣，三曹父子擅作詩文，在發展文學方面身體力行。曹丕《典論》談到「文以氣為主」、「詩賦欲麗」，體現習文逐漸進入自覺狀態。明帝時期出現了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他們不僅做文章，還首開玄學、服藥、清談的風氣。到東晉以後名士們漸漸不作文章而流為清談，究內聖外王、天人之際，與武事毫不相及。閑雅自高的文人名士引領社會風尚。壯志逞勇的武人遭受冷落，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東晉之際，北方士族與東吳士族結合後，東吳士族在書法、語言乃至於哭上，都效仿京洛。《抱朴子・外篇》三《饑惑篇》：「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 …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借哉！」。《晉書・卷七十九・列傳第四十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學之。」時江左士族以能作「洛下書生詠」為榮，記載中未見士族階級以「善治武事」為榮的。
　　魏晉時期除了玄學和道教文化的傳播還大興佛教，多數統治者對佛教採取庇護態度，《全陳文》卷十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足見佛教被賦有免役特權和寺院經濟之「發達」。佛教宣揚的「因緣果報」、「人死精神不滅」等教義迎合了世人的期待。不僅是士兵，就連平民也「皈依佛門」以逃避兵役。
　　魏晉名士風流盛行，人們十分重視品行修煉，品格低下的人在社會交際中往往會受到排斥，修養到位、舉止高雅者在社交中更能獲得他人的賞譽與尊重。名士在魏晉是社會潮流的標桿，《後漢書・方術傳論》云：「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捨，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無論是沽名釣譽還是真直高尚，總而言之代表了當下風氣。可見魏晉武人的社會地位總體來講是不高的，與文人名士相比難以望其項背。
　　此番境遇裡，武士們除了靠攏名士「以就身價」外，曾戰無不捷的北府楚子集團作為當時最強的軍事組織，在多次「易主」後未得到良好的訓練和有序的管理，成為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工具，最終劉宋王朝佔據了其領導權。至於梁末，南渡北人中有武力的豪族，他們的子孫後代與文化高門的士大夫一樣「膚脆骨柔」，失去了曾經善戰的能力，與《史記・商君列傳》秦國「民勇於公戰」相去甚遠。
　　魏晉武人社會地位不高並不意味他們就一無是處。多事之秋，非兵無以立國。自三國初到東晉末，有張飛、徐晃、鍾會、鄧艾、杜預、桓溫、王敦、謝玄等等威名昭顯的武將，其中不乏忠耿之士，他們有武功上的本領和軍事上的謀略，驍勇善戰，有保衛國家、開疆拓土之功勳，這些軍功都為世人所首肯。如謝玄組建的北府兵精銳無比數力戰功，儘管這只彪悍的軍隊在東晉後期漸漸腐化墮落，它的功績依然標榜史冊。魏晉多戰事，武人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只是他們身處這個時代，受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的局限，大部分武人未能像文人名士那樣擁有高級的立世談資。士族文人與武人的界限劃分明晰，名士風流效應將其愈演愈烈，不僅文人名士不待見武人，武人自身也略有卑微之感，他們站在世風倒向的另一端，沒有不絕的闊論和所謂的高深的修養，為名士和世道所輕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