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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日本僅有一海之隔，自古就有來往，例如《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日本分成百餘國的情況，《後漢書•東夷列傳》則記載漢光武授予金印給倭國使節的事情，《三國誌•魏志東夷傳》中提到女王卑彌呼成為共主，這些都足以說明此兩國關係密切。
　　唐朝更是日本與中國交流最盛的時代，日本曾先後派遣了十九次的使節來中國交流，其中除了官員，亦有學問僧、留學生，他們學習中國文化，並將儒教的經典以及佛教傳入日本，成就了後來的「大化革新」，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國家，且律法也在此時推行，有了法治基礎，日本從此成為律令國家，因此大化革新的影響可謂十分深遠，故本文即依此進而探討唐朝、律令體制與大化革新的關係。
　　律令體制的出現可以追溯到蘇我氏的反動，聖德太子與蘇我馬子相繼去世後，政權落入蘇我蝦夷及其子手上，他們勢凌天皇，經常徵調天皇及貴族的部民，中大兄皇子與中臣鎌足為敗蘇我氏，遂想要從體制上著手，曾跟隨小野妹子到中國留學的高向玄理與南淵清安等人陸續歸國，他們經歷隋唐遞嬗，於是以唐制為典範進行改革。
　　西元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發動政變，迫使皇極天皇退位，另立孝德天皇並將中大兄皇子立為皇太子，後又模仿中國君主制，定國號為大化，是日本年號之始，翌年頒布「革新之詔」推行制度改革，即為「大化革新」。而在大化革新之前，律令體制與中央集權理念的雛形就已形成，西元五九三年推古天皇即位，聖德太子攝政，把舊有的伴造部民制改編為官廳長官與勞工階級，同時鼓勵人民信奉佛教，制訂官位十二階作為個人功勳的象徵，頒布取材於中國諸子經典的憲法十七條，以確立天皇的權威，後又編纂《天皇記》、《國記》等系譜，將天皇的關係予以神化。
　　大化革新推行以後，首先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完全廢除豪族私有的部民和田莊，改私地私民為公地公民。為統一全國土地與人民，於是將全國劃分為國、郡、裡等行政區塊，設立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國司」、「郡司」、「關塞」等。同時也著手改革舊的官僚制度，西元六四九年制定「官位十九階」，另設戶籍，記帳以推行「班田收授法」，每五十戶為一里，立里長以都徵賦稅，凡男女生滿六歲即頒予口分田。在賦稅上行「租庸調法」統一租稅。
　　大化革新持續五年，在西元六五零前後已經獲得相當的成果，但要確立律令制度，則非一時三刻就能完成。日本走向律令國家的第一步是中大兄皇子即位為天智天皇后制定「庚午年籍」，此成為日本最早的戶籍簿。但日本在大化革新之前沒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一直沒有成文法典，直到天智天皇即位後才命中臣鎌足依照唐朝模式，將大化革新以來頒布的律令編纂成法典，並命名《近江令》，日本第一部成文的法典至此才出現。
　　天武天皇即位後，實行獨裁專制，雖在大化革新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行新政，但卻將對己不利的地方加以修正，首先廢除大化革新前新設的太政大臣、左右大臣等職位，同時制定官僚的位階及晉陞制度，取消原本賜予皇族、高官俸祿的「食封制」。西元六八一年二月，天武天皇喚諸臣於大殿，言：「朕今更欲定律令，改法式，故俱修是事，然頓就是務，公事有闕，分人應行。」《飛鳥淨御原令》遂開始編纂，而後天武天皇又於西元六八四年制定「八色之姓」，建立豪族列入以天皇為中心的身份秩序。天武天皇崩後，皇后繼為位為持統天皇，開始實施《飛鳥淨御原令》，並於西元六九零年，制定「庚寅年籍」，西元六九四年時從飛鳥遷都至天武天皇倣傚中國都城建造的籐原京。到了西元七零一年《大寶律令》邊修完成，其內容除確立「日本」為正式國號，也包含了刑法及行政組織的規範，後來在七一八年所修的《養老律令》，也僅有修改詞句，對於內容鮮有變更，可知至此律令國家的結構已日趨完備。
　　律令國家形成後社會制度也有所變革，在身份制度方面，傳統皇族、豪族、貴族、庶民等階級之分崩解，在天皇的統制下，社會身份僅有良民與賤民，良民有才能者可藉由提拔任官職，但因良民包含傳統的皇族、貴族在內，所以實質上並未改變，依然是傳統的特權階級才享有官職，一般公民仍無權參政，賤民則形同奴隸，分為公有的官戶、陵戶、公奴婢與私有得私奴婢、家人五種，其中又以公有者身份最為低賤，若良民與賤民通婚，則其子屬賤民階級，可見其階級制度十分嚴格。
　　在行政區劃分方面，除京都外，全國被分成六十餘個「國」，國有國司係由中央派任，國下又分為「郡」，由國造階層的豪族擔任郡司，郡下又有「里」，由有勢者任里長，負責都稅，編製戶籍，貫徹中央政令。
　　在土地制度方面，全國土地依性質分成園地、宅地、雜種地和水田，其中園地、宅地為永世私有，水田則為公有地，因實行「班田收授法」，水田被以口分田、位田等名義頒給國民，在一定期限內可自由運用，死後收其田為公田，除平民外，高官者享有位田、職田，有戰功者封予賜田、功田，寺院則特別有寺田、神田。土地每隔六年調整一次，將土地依不同階級分授的目的是傚法中國「授田制」，安定國民生活，且亦可防止豪族將土地併吞。
　　日本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不過日本文化並非是一味的模襲，而是進一步的內化，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例如他們效仿唐朝的典章卻沒不用宦官，信奉儒學思想和佛教卻不取道教。而日本建構律令國家時，不但引進了唐律的內容，也將唐律的基本精神吸收，唐律基本的精神是儒教思想，如較強調的是三綱五常等忠孝倫理，例如《養老律令》的解釋書《令義解》的官位令在開卷時也寫道：「凡令以教喻為宗，律以懲正為本。」故可知儒教的影響間接對日本律的影響。在此以後，甚至進而變異形成以「忠」為本的武士道德，鎌倉時代時武士階層逐漸興起，至江戶時，德川幕府建立在將軍及武士的征伐之中，他們提倡絕對的忠誠，以忠為本的日本儒學，成為武家精神的倫理支柱，造就了以後的武士道德。就整體而言，大化革新與律體制的形成，不僅是日本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形成，同時也象徵東亞儒教文化圈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