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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概念誕生於18世紀﹐它表現了西歐的一種自我意識﹐即在技術水準､禮儀規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方面超越世界其他地方。歷史上﹐西歐就自身作為一個區域實體優於其他地方的意識﹐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現。1291年十字軍國家耶路撒冷王國被埃及馬穆魯克王朝攻陷﹐第八次十字軍東征失敗﹔西歐一批東征理論家紛紛著書立說﹐號召發動新的十字軍東征。他們共同塑造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西歐文明優越意識。具體來說﹐人類世界被分成三個等級﹐基督教世界居頂端､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基督教國家或東正教國家次之､伊斯蘭世界居末端。
　　在詞源上﹐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Christendom)最早表示基督教徒的存在方式和身份﹐代表著上帝對於他們的眷顧。9世紀以後﹐該詞在羅馬教廷的官方文件中頻繁出現﹐表示基督徒的神聖共同體。基督教世界不強調地理屬性﹐歐洲､非洲､亞洲的基督徒都自然包含在內。13世紀﹐西歐人開始認真思考歐洲與非歐洲的區別。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也隨之特指歐洲基督教國家組成的神聖共同體﹐而在14世紀初期的現實環境中是指西歐基督教國家組成的神聖共同體。
　　1095年﹐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動員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出於共同對付敵人的需要﹐他認為東正教徒也屬於基督教世界。1203~1204年間﹐曾經短暫統治拜占庭帝國的阿列克塞四世表示東正教奉羅馬教皇為基督教世界的領袖﹐教皇英諾森三世也認可拜占庭帝國屬於基督教世界。可以說﹐這種觀念在十字軍東征運動時期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1204年﹐十字軍攻佔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國﹐軍事上的勝利消除了基督教世界是否涵蓋拜占庭帝國的問題。1261年﹐巴列奧略王朝的米哈伊爾八世收復君士坦丁堡﹐引發了拜占庭帝國還應否屬於基督教世界的爭論。1274年﹐米哈伊爾八世接受第二次里昂宗教公會議的提議﹐同意東西方教會合併﹐從而拜占庭帝國仍被視為基督教世界的一員。不久﹐西歐與拜占庭帝國再次對立。1301年﹐法國王室宗族瓦盧瓦的查理與流亡的拉丁帝國女繼承人結婚﹐理論上繼承拉丁帝國。從此﹐瓦盧瓦的查理積極尋求西歐君主的支持﹐籌劃進攻拜占庭。
　　14世紀初期的東征理論家大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吞併拜占庭帝國。他們指責東正教是裂教者﹐斷定拜占庭帝國屬於瓦盧瓦的查理﹐而當前在位的皇帝只是篡位者。根據他們的描述﹐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在以往十字軍東征運動中的表現極不光彩﹕一方面給予十字軍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卻暗中幫助穆斯林。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表明東正教對上帝的信仰既不真誠﹐也不徹底。而正是因為精神上的殘疾導致拜占庭帝國一直萎靡不振﹐在軍事方面更是毫無可取之處。因此﹐與其讓它有朝一日被伊斯蘭教征服﹐還不如西歐搶先出兵。理論家們主張﹐在佔領拜占庭帝國之後展開大規模傳教活動﹐使東正教徒改宗。改宗後的拜占庭帝國可以重新回歸基督教世界大家庭。按照皮埃爾·杜波瓦的設想﹐改宗後的拜占庭帝國有資格派代表參加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聯盟會議和基督教世界仲裁法庭。
　　巴勒斯坦是主的陵墓所在地﹐也是以往十字軍東征的目標﹐十字軍曾在這裡建立耶路撒冷王國。這些事實對西歐而言意義非凡﹐14世紀初期東征理論家的言說目標就是要號召奪回巴勒斯坦。一般而言﹐巴勒斯坦應該在基督教世界中佔據非常特殊的地位。然而﹐在東征理論家領袖杜波瓦和托爾塞洛的眼中﹐巴勒斯坦卻不屬於基督教世界。杜波瓦在《論聖地的光復》中將光復後的耶路撒冷王國定位為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抵禦伊斯蘭教的前線､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以及基督教世界罪犯的流放地。耶路撒冷王國需要向基督教世界繳納年貢﹐然後引進基督教世界的教會法､執行教皇專門為之設計的一系列法律和建制。但巴勒斯坦的統治者卻不參加上述的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聯盟會議。在《十字信徒的奧秘》中﹐托爾塞洛將巴勒斯坦與地中海東部沿岸的黎波里､提爾､安條克相提並論﹐它們一起充當基督教世界政治軍事和貿易安全的外圍屏障。托爾塞洛認為﹐巴勒斯坦長期以來政治腐敗﹐軍隊戰鬥力低下﹐教會紀律鬆弛﹐教士貪婪。因此﹐光復後的巴勒斯坦作為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應該引進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法律和司法制度。
　　杜波瓦和托爾塞洛的觀點具有普遍性。這個時期西歐社會與東方基督徒的兄弟情誼越來越淡化。西歐著作家一致抨擊巴勒斯坦在社會結構､民俗風化方面的問題層出不窮﹐道德水準持續下降﹔它的軍事力量孱弱不堪﹐不得不完全仰仗於西歐。而西歐應該和它保持一定距離。例如﹐錫安山的伯查特(Burchard of Mount Sion)和帕多瓦的菲德西奧(Fidenzio of Padua)就宣揚﹐巴勒斯坦是一塊充滿混亂和暴力的土地﹐與西歐的和平繁榮迥然有別。羅馬的休伯特(Humbert de Romans)斷定﹐沒有哪個西歐人願意待在這些陌生的海外地區。法國腓力四世甚至私下表達對於巴勒斯坦的厭倦﹕「我們從那塊土地上收穫的只有麻煩。」。
　　東征理論家們還考慮了蒙古伊爾汗國與基督教世界的關係。半個世紀以來﹐伊爾汗國統治者持續推行宗教寬容政策﹐其中更是有幾位可汗接受洗禮或在政治上親善基督徒。另外﹐伊爾汗國長期與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金帳汗國及馬穆魯克王朝形成敵對關係。因此﹐在14世紀初期﹐西歐社會普遍期待伊爾汗國徹底基督教化並幫助基督教世界收復巴勒斯坦。但是沒有人願意視伊爾汗國為基督教世界的一員。托爾塞洛和格裡高斯的海頓(Hetoum of Gorigos)都明言﹐伊爾汗國在聯手基督教世界或單獨攻下巴勒斯坦之後﹐應該立即將之交給基督教世界管理。伊爾汗國在此只處於服務者的地位。威廉·亞當的觀點最為極端。他在《擊敗薩拉森之良策》中談到如何利用蒙古諸汗國之間的矛盾關係制衡伊斯蘭教敵人時﹐完全沒有突出伊爾汗國的特殊地位。換言之﹐他並不認可伊爾汗國僅僅因為擁有一些基督教元素就與基督教世界存在什麼親緣關係。
　　這些方面顯示了當時西歐精英階層界定基督教世界所依據的標準。基督教信仰無疑是一個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根據東征理論家的觀點﹐光復後的耶路撒冷王國和預期可能基督教化的伊爾汗國都排除在基督教世界的範疇之外。改宗後的拜占庭帝國卻可以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一員。這說明歐洲屬性成為界定基督教世界的第二個標準。基督教世界在14世紀初期只應包含西歐﹐未來也只限於擴大到拜占庭。還應注意到﹐許多東征理論家杜撰了查理曼率領一支由法蘭克人､希臘人､西班牙人和匈牙利人組成的歐洲軍隊﹐進軍巴勒斯坦的傳奇。他們的著作也都充斥著亞里士多德的詞句。西歐願意接納拜占庭﹐是因為在西歐精神的內核中一直存在著讓其引以為豪的希臘古典文明的要素﹐但拜占庭還必須拋棄東正教信仰﹐才能真正進入基督教世界大家庭。
　　伊斯蘭教是西歐最主要的敵人。如果說1095~1291年十字軍東征所呈現出來的是西歐積極擴張姿態的話﹐那麼﹐1291年耶路撒冷王國的覆滅則迫使西歐面臨穆斯林直接進攻的危險﹐西歐與之不共戴天。十字軍東征運動期間﹐西歐竭力塑造穆斯林殘忍､野蠻不開化的形象。1291年耶路撒冷王國陷落之後﹐東征理論家繼續強化這種形象塑造。對他們而言﹐消滅伊斯蘭教是一切論說與主張的根本前提和基礎﹐而差異只存在於策略層面。例如﹐維拉雷的福爾克(Fulk of Villaret)和威廉·諾加雷特(William of Nogaret)視穆斯林為世間野獸﹐堅決主張通過軍事手段徹底摧毀和奴役之。
　　其他一些人﹐例如小威廉·杜蘭特(William Durant the Younger)和雷蒙·勒爾則認為﹐軍事征服根本無法真正改變人心﹐鑒於穆斯林具備一定的理性能力﹐能夠理解上帝的福音﹐西歐可以兼用傳教和軍事兩種方式﹐雙管齊下﹐徹底解決伊斯蘭教問題。杜波瓦稱穆斯林為惡靈。他們生活放蕩﹐毫無節制﹐人口氾濫﹐四處掠奪﹐陰毒狡詐﹐凶殘暴戾。為了徹底解決問題﹐基督教世界必須贏得軍事上的勝利﹐同時輔以教化的手段。除了派遣傳教士之外﹐杜波瓦還提出一些頗為奇特的建議﹐例如設立專門學校招收貴族女生學習神學､法律和醫學知識﹐待其成年後與穆斯林貴族通婚﹐逐漸同化伊斯蘭教上層社會。杜波瓦認為﹐女生們習得的醫學和法律知識足以讓伊斯蘭世界的貴族男子震驚乃至膜拜。另外﹐她們所帶去的一夫一妻原則能夠鼓勵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下的穆斯林婦女改宗基督教﹐乃至幫助歸化周圍男子。
　　東征理論家的一個長遠目標是使世界其他地區基督教化﹐但其動機並非只是出於宗教因素。他們固守這樣一種觀念﹐即基督教徒天性愛好和平。因此﹐世界其他地區的基督教化﹐意味著它們將放棄攻擊基督教世界。換言之﹐推動其他地區的基督教化只是基督教世界自保的一種有效策略。然而﹐它們終究不能跟基督教世界並駕齊驅。
　　概而論之﹐通過比較其他地區和民族所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缺陷﹐14世紀初期東征理論家試圖論證基督教世界的優越地位。他們的目標是振奮民心﹐以重新動員社會力量﹐繼續十字軍東征事業。顯然﹐他們的論斷在許多方面缺乏事實根據。例如﹐杜波瓦關於基督教世界醫學知識將令穆斯林貴族震驚的說辭﹐無異於夜郎自大﹐因為﹐實際的情況正好顛倒。可以說﹐與18世紀「文明」概念誕生時期﹐西歐產生的一種基於實際征服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優越感不同﹐14世紀初期東征理論家所塑造的優越意識﹐是一種基於拒絕認知或接受真實世界的､刻意貶低「他者」的歇斯底里的臆斷。進一步說﹐這是一種不加區分地貶斥「他者」的集體心理表徵﹕一旦被劃定為「他者」——無論根據何種標準——其就必然劣於西歐。例如﹐當東征理論家改用非宗教層面的標準劃定巴勒斯坦及伊爾汗國為「他者」﹐而不是採用宗教層面的標準將其納入「自我」的行列時﹐巴勒斯坦和伊爾汗國在他們筆下就不再與基督教世界相提並論。
　　隨著1337年英法「百年戰爭」的爆發﹐東征議題被邊緣化。同一時期﹐黑死病爆發﹐西歐一片沉寂﹐東征理論家的活動偃旗息鼓。然而﹐他們所建構的基督教世界優越意識的潛在影響還將長期持續。他們所發掘或強調的一些因素——對於古典文化的繼承﹐理性和法律觀念､一夫一妻制､和平主義——在經過改造和轉化之後﹐構成後來西歐文明優越意識的重要內容。與此相關的是﹐從此以後﹐西歐國家在界定「自我」與「他者」時﹐更多是立足於內涵更豐富的文明層面﹐而超越了單一的宗教層面。西歐與異教敵人的戰爭不再單純是宗教戰爭﹐更是文明戰爭﹔與拜占庭帝國､巴勒斯坦或其他基督教國家的關係定位﹐也不再單純取決於宗教因素。這些情況改變了西歐對外交往或戰爭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