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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文獻與實物﹐筆者認為﹐希臘文明邊疆西西里與大希臘正面形象的塑造從遠早於提邁烏斯的蓋倫､希耶羅時代即已開始﹐並在詩歌､悲劇､建築與宗教祭品等多元史料中留下了豐富證據。將西西里視為希臘文明軍事生命線､藝術文化樂園與道德淨土的意識形態觀念是由公元前5世紀的西西里僭主們與包括雅典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弗呂尼庫斯在內的希臘本土知識精英共同構建的。這套觀念無疑在當地得到了鞏固與流傳﹐並對提邁烏斯､狄奧多魯斯等本土史家的著述產生了深刻影響。然而﹐在希臘本土﹐對西西里文明邊疆形象的正面歷史記憶卻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後起逐漸遭到淡忘或有意識的排斥﹐致使本文開篇提到的那種將西西里視為野蠻落後的､同希臘人離心離德的「蠻荒邊疆」的觀念成為希臘本土知識精英歷史記憶中的主流。這一轉折並非出自偶然﹐而是同西西里地區各殖民城邦同希臘本土的經濟､文化與軍事聯繫的變遷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遲至公元前6世紀末﹐東部希臘世界對西西里地區的認識確實是十分模糊的。荷馬(Homer)對地中海西部的希臘聚落所知甚少﹐只將西西里及周邊地區視為鬼怪居所和奴隸的來源地。公元前5世紀之前的希臘文材料極少提及西西里與大希臘。這一情況是同當時西西里地區與希臘本土間聯繫薄弱的歷史現實相一致的。公元前6世紀末以前﹐西西里島上的希臘城邦尚處於分裂割據､勉強餬口的狀態﹐同母邦､希臘本土及東地中海各城邦之間的交往極其有限。
　　由於匱乏金屬蘊藏﹐西西里島對尋找貴金屬的希臘商人和殖民者的吸引力長期不及愛琴海區域的眾多島嶼。然而﹐從公元前530年左右起﹐隨著當地阿波羅神廟與奧林匹亞宙斯神廟的落成､鑄幣的廣泛發行﹐該地區的經濟步入了持續近百年之久的繁榮期。作為小麥作物的適宜種植區﹐當地希臘人較早確立了對穀物女神德米特爾(Demeter)和少女神(Kore)的崇拜﹐並在其鑄幣上將小麥圖案作為邊疆西西里的標誌象徵。公元前5世紀初﹐西西里開始向希臘本土大規模供應小麥﹐尤其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國控制埃及後該島作為耕地匱乏的希臘本土穀倉的作用日益凸顯。至希耶羅成為敘拉古僭主時﹐該島已擁有了一批在希臘世界內部堪稱繁榮的城市。
　　在此背景下﹐作為希臘世界西部邊疆的西西里開始進入了希臘本土作家的視野﹐僭主蓋倫也擁有了頻繁向奧林匹亞和德爾斐奉獻貴重祭品､提升該島格拉與敘拉古等城邦知名度的資本。將西西里文明邊疆的重要性同斯巴達､雅典等希臘世界中心城邦相提並論的意識形態宣傳應運而生。西西里運動員在泛希臘賽會上的優異表現﹐品達於公元前476年—前466年為該島競技勝利者創作的一系列頌歌﹐該島本地悲劇與喜劇表演的繁榮興盛﹐埃皮查姆斯､斯特希赫魯斯(Stesichorus)､伊比庫斯(Ibycus)等西地中海詩人的嶄露頭角﹐希耶羅宮廷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不斷塑造並鞏固著西西里文明邊疆在全體希臘知識精英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對西西里邊疆的正面價值､尤其是其軍事拱衛作用的強調﹐一方面來自希耶羅等當地政治家的大力推動﹐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品達､巴庫利德斯與埃斯庫羅斯等希臘東部作家的積極支持。希波戰爭後希臘人的歷史意識迅速覺醒､對戰爭期間各城邦功過的討論方興未艾之際﹐蓋倫､希耶羅等西西里僭主挫敗「蠻族」入侵野心的軍事功業被品達等部分希臘本土知識精英提升到堪與溫泉關戰役､撒拉米斯海戰和普拉提亞戰役相提並論的高度。
　　當然﹐這種平行地位很可能帶有誇張與美化的成分﹐很難想像品達､埃斯庫羅斯等本土作家會真心實意地相信﹐蓋倫和希耶羅在遙遠戰場上取得勝利確實能夠與波瀾壯闊､生死攸關的希波戰爭等量齊觀。但這樣的政治宣傳在當時的情境下似乎有百益而無一害。
　　對西西里文明邊疆軍事､文化､道德成就的宣揚可以提升希臘人作為一個族群的自信心與凝聚力﹐符合抗擊波斯戰爭獲勝後泛希臘主義熱情持續高漲的歷史趨勢。儘管更早時代蓋倫對本土希臘人見死不救的轉述(很可能包含著誇大的成分)似乎表明﹐嚴厲批評西西里希臘人的輿論早在希波戰爭結束之際業已存在﹔但從現存同時代史料的數量對比看﹐強調西西里同希臘本土一衣帶水､蓋倫與希耶羅等邊疆僭主及希臘人同仇敵愾的言論顯然在當時的希臘詩人､劇作家筆下佔據絕對優勢。在希耶羅宮廷揮金如土的獎掖政策激勵下﹐這套系統性的意識形態宣傳進入了品達､巴庫利德斯､埃斯庫羅斯等一流希臘作家的傳世文本﹐並在提邁烏斯､ 狄奧多魯斯等在希臘化時代成長起來的西西里本土歷史學家頭腦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
　　希耶羅兄弟特拉敘布魯斯(Thrasybulus)的僭主暴政被敘拉古民眾推翻後﹐西西里境內的各希臘城邦普遍建立了民主制度。根據這一時期相對匱乏的有限史料來看﹐民主時代前期的西西里島似乎一度與同樣實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建立了密切聯繫。敘拉古城邦曾引入了雅典的陶片放逐法﹐頒布了自己的厄萊亞葉放逐法。公元前440年左右﹐應雅典政治領袖伯利克里(Pericles)之邀﹐敘拉古公民克法洛斯(Cephalus)攜其子､未來的傑出雅典演說家呂西亞斯移居雅典。公元前 427年﹐政治家高爾吉亞也隨列奧提尼使團前往雅典﹐將一套全新的演說術技巧傳播到雅典城。這些案例證實了當時西西里島與雅典之間一度存在著的緊密聯繫。
　　然而﹐正是在高爾吉亞前往雅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掌握希臘世界文化話語權的雅典同西西里地區的關係開始變得疏遠。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載﹐當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召開公民大會討論第二次西西里遠征事宜之際﹐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對西西里島的大小､島上的希臘人和異邦人數目一無所知。筆者認為﹐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雅典城邦民主制意識形態的排他性､對多利亞人敵意的增加和希臘知識精英蠻族觀的演變均存在著深刻關聯。
　　作為希臘世界民主制的代表城邦﹐雅典主流意識形態對蓋倫､希耶羅和後來的老狄奧尼修斯等西西里僭主成就的評價自然會有所保留。即便從提邁烏斯與狄奧多魯斯的現存殘篇與文本中﹐也不難看出民主意識形態對兩者思想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後世學者認為﹐長期客居雅典的提邁烏斯有著一種「仇恨僭主情懷」(Tyrannenhas)﹐對其筆下的僭主阿伽索克勒斯(Agathocles)充滿敵意。狄奧多魯斯儘管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約定俗成的頭銜「僭主」來稱呼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蓋倫﹐而交替使用「行善者」､「救星」和「君王」等褒義或中性稱謂加以指代﹐但他及其讀者無疑均對蓋倫作為典型僭主的身份心知肚明。這些直接與間接的文化輿論壓力自然會在無形中影響統治希臘文明邊疆西西里的歷任僭主的正面形象的傳播。
　　然而﹐信奉反民主傳統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物在阿提卡作家中並不罕見﹔反僭主傳統無法涵蓋西西里正面形象歷史記憶在雅典幾乎中斷的全部原因。顯然﹐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後雅典與斯巴達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緊張局勢構成了前者主導的希臘知識精英文化輿論對多利亞人敵意凸顯的另一重要背景。西西里島希臘諸城的建立和早期發展主要是由多利亞殖民者完成的。
　　古典時代該島最強盛的城邦敘拉古便是由科林斯人(Corinthians)建立的殖民地(儘管日後經歷過大規模的城市擴建與移民吸納)。古典時代該城僭主希耶羅為自己建造新城埃特納(Aetna)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宣傳便利 用了多利亞人入侵伯羅奔尼撒半島與拉科尼亞(Laconia)的典故。比久遠歷史與英雄傳說更容易引發敵意的當然是現實中雅典與西西里的軍事對抗關係。由於敘拉古等該島主要城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原則上支持斯巴達同盟(但起初並未積極投入戰鬥)﹐雅典人一直試圖切斷該島與伯羅奔尼撒半島之間的物資交通線﹐並先後策劃了兩次遠征西西里的行動﹔第二次遠征更使雅典人蒙受了慘重損失﹐留下了刻骨銘心的悲傷記憶。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掌握希臘世界霸權的斯巴達繼續同敘拉古結盟﹐並支持老狄奧尼修斯在該城建立的僭政。這些舊仇新恨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雅典知識精英諱言蓋倫､希耶羅等敘拉古僭主的歷史功績﹐從而逐漸淡化後世雅典人對西西里文明邊疆正面形象的歷史記憶。
　　然而﹐筆者認為﹐導致雅典人和其他希臘本土知識精英對文明邊疆西西里的態度發生根本轉折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起希臘人蠻族觀念的強化。可能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後期的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空氣､水與場所》(Airs, Waters, Places)中提出﹐居民的體質､性格､尚武與性格順從程度與地理環境及氣候存在著密切關聯﹐自然條件差異是造成歐洲與亞洲文明本質區別的決定性要素。
　　據此邏輯﹐作為希臘文明邊疆､位於希臘與腓尼基､伊達拉里亞文明三者交界處的西西里地區必然具備介於「純正」希臘文明與周邊「蠻族」聚居區之間的過渡特徵﹐其文明開化程度､捍衛自由的信念和對希臘族群根本利益的忠誠與希臘本土居民相比都是要大打折扣的。而創作於公元前4世紀的《柏拉圖書信》(可能為柏拉圖本人所寫﹐也可能是某位深諳其思想的學園派弟子創作的)﹐對西西里與大希臘奢靡風尚的輕蔑與厭惡､對周邊「蠻族」對西西里勢力滲透的恐懼與對西西里希臘人能否維護自由地位的疑慮躍然紙上。色諾芬(Xenophon)在探討君主美德的哲學對話《希耶羅》(Hiero)中認為﹐同萊庫古(Lycurgus)可以通過賢明立法教育斯巴達人的情況不同﹐暴力與欺詐手段對於僭主希耶羅治理西西里居民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聲稱敘拉古的民眾「就像馬匹一樣﹕他們所得越多﹐就越可能變得桀驁不馴﹔約束民眾的有效方式正是將對武裝衛隊的恐懼根植到他們心裡」。略具諷刺意味的是﹐希臘知識精英們在希波戰爭後逐步發展起來的蠻族觀一方面試圖確立希臘人相對於「蠻族」的天然高貴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潛移默化中將西西里等文明邊疆地區原本毫無爭議的希臘文化身份模糊化並予以質疑。希臘文明的胸懷在對外擴張中變得偏頗狹隘﹔希臘人的精神也在孤高自許中走向保守排外。這一看似矛盾的轉變歷程恰恰是思想史複雜性的真實反映。
　　上述因素的綜合效果在對公元前5世紀末至前4世紀前期敘拉古僭主老狄奧尼修斯的負面歷史記憶中得到了鮮明反映。按照《歷史集成》對蓋倫等西西里僭主正面形象的評判標準來看﹐老狄奧尼修斯完全符合被塑造成又一位領導西西里邊疆軍事､文化事業的有德君主的基本條件。他酷愛詩歌﹐曾延請雅典哲學家柏拉圖前往敘拉古講學﹔他曾試圖在其統治後期改變僭主政治的高壓統治方式﹐宴請士兵與敘拉古公民﹐努力緩和社會矛盾﹔而他最大的成就則是率軍抗擊迦太基入侵﹐贏得 了幾乎全體西西里希臘裔居民､乃至同樣遭受迦太基人壓迫的當地土著西卡尼人的熱烈擁護﹐基本肅清了島上的迦太基人勢力。
　　然而﹐狄奧多魯斯所提供的､很可能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公元前4世紀希臘本土知識精英歷史記憶的相關記載對老狄奧尼修斯形象的描述完全是消極的。《歷史集成》首先突出強調了老狄奧尼修斯權力來源的僭奪性質(這與狄奧多魯斯自覺迴避用「僭主」頭銜稱呼蓋倫的做法截然相反)﹔並指出他遭到自己臣民的仇恨﹐不得不隨時在外衣下暗藏鐵甲以防仇人暗算。他對迦太基發動的､捍衛西西里島希臘人自由與主權的一系列戰事被貶低為用於維繫敘拉古臣民恐懼心理的政治手腕﹔其詩歌創作熱情則遭到同時代評論者的刻薄嘲笑﹐並被附會成一種病態的瘋狂和導致其暴卒的根源。要之﹐《歷史集成》的相關史料來源﹐老狄奧尼修斯生平的公元前4世紀記述者動用種種修辭手法﹐將這位在軍事史上建樹頗豐的梟雄醜化為邪惡､愚蠢､野蠻的典型暴君形象﹐其治下原本在軍事､經濟等方面依舊強盛的西西里也退回到了「蠻荒邊疆」的從屬地位。《歷史集成》對老狄奧尼修斯統治時期西西里史的消極描述同貫穿全書11~13卷的西西里文明邊疆正面形象建構手法形成了強烈反差﹐反映了古典盛期以降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及其對希臘知識精英歷史記憶的深刻影響。
　　闇弱君主小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the Younger)即位後﹐敘拉古的霸權迅速走向衰落﹐陷入群龍無首的內亂和捲土重來的迦太基人的侵擾而無法自拔。島內的各希臘城邦再也無法產生像蓋倫､希耶羅或老狄奧尼修斯那樣叱吒風雲的知名人物﹔希臘世界西部邊疆西西里曾經輝煌的歷史記憶也隨之慢慢被希臘本土的知識精英群體徹底遺忘。當成長於希臘化時代的波利比烏斯､普魯塔克等淵博本土學者讀到提邁烏斯著作保留下來的､源遠流長的西西里文明邊疆正面形象時﹐他們理直氣壯地將之視為提邁烏斯本人的虛妄杜撰與無稽之談而加以嚴厲批駁。
　　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裔作家埃利安(Aelian)由於無法理解「蠻荒之地」敘拉古君主希耶羅獎掖學術文化的一系列鐵證﹐居然採用了希耶羅原本與蓋倫和同時代的西西里島居民一樣目不識丁､談吐粗俗﹐卻由於得了一場大病而被諸神賜予卓越詩歌鑒賞品味的超自然解釋方式。古典盛期形成的､針對西西里的文化偏見甚至一直影響到當代。遲至1968年﹐古典學家庫克(J. M. Cook)仍在評價盧瓦克-貝爾熱(M.-P. Loicq-Berger)研究古典時代敘拉古輝煌文化成就的傑作《敘拉古﹕一座希臘城邦的文化史》(Syracuse: Histoire culturelle d』une cite grecque)時不以為然地寫道﹕「這部失敗作品留給我們的教訓似乎在於﹕自身文化史足以支撐起一部專著的希臘城邦屈指可數﹐而敘拉古顯然不在這樣的城邦之列。」。
　　然而﹐對古典時代西西里文明邊疆相關史料的詳細梳理顯示﹐西西里這一希臘世界西部的文明邊疆及其中心城市敘拉古的歷史形象曾在古典時代的百餘年內經歷過大起大落﹔儘管相關記載肯定不無溢美與誇張之處﹐但她們在希波戰爭前後確曾擁有過軍事､經濟與文化上的輝煌時代﹐其歷史地位得到了同時代西西里人與包括雅典悲劇詩人們在內的希臘本土知識精英的共同認可。撥開人類思想發展史上遺忘與偏見編織的重重迷霧﹐客觀還原西西里及一切文明中心論視野下「邊緣」地區的真實歷史地位﹐是當代史學研究者需要承擔的一項固然艱苦､但值得為此付出努力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