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政變一個美麗的托詞
虛構歷史是中國儒家的兩大看家本領之一，另一種本領則是按著自己的意志予以刪削或乾脆不記，或對不合自己口味的給換一種說法。後者為筆削之法，早為有見地的歷史學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指稱孔丘所編《春秋》為「斷爛朝報」；特別是對孔丘的「史學愛國主義」不大義為然，指責《春秋》關於魯國的史事，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這正中了孔丘自己關於《春秋》作品的預言：「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儒家筆削歷史的方法，已為歷史所證，而虛構歷史一端卻隱於我們文化的精髓，成為史學貧血症的遺傳基因。
關於堯舜的是否存在，歷來爭議頗多。當代史學家顧頡剛就特疑此點，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這是疑古派的主要結論。文物考古尚未證實堯舜的確實存在，但是堯禪舜繼卻成了我們歷史文明中的美談。倘使孔丘通過他那個時代的考證，真地發現了堯舜存在的歷史證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於通過堯舜的典故給後人做一道德標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丘讚歎堯：「偉大啊！堯！崇高啊！天！只有堯能倣傚！廣大啊！老百姓簡直不知道如何讚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禮制文采！」。
為了使堯的形象更加完整，成為標準的後世道德樣本，孔丘對堯禪舜繼的故事進行「孔版創作」。《論語·堯曰》中的記載如下：堯說：「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經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種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貧窮困難，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結了。」舜也這樣地把位子交給了禹。此版本就是堯禪舜繼的始源。一心以繼孔子春秋筆法的大歷史學家司馬遷對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紀》中進一步美化堯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兒子丹朱與外姓人舜之間，選擇了後者。說：「把帝位給舜，對天下人有利，對丹朱不利；把帝位給丹朱，對丹朱有利，對天下人不利。我(堯)終不能以天下人受害為代價，達到滿足兒子的目的。」
如果這個事件是真實的，且能夠成為傳承的合法模式，顯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輝典範。舜傳給了禹，算是一個尊重憲法的選擇的。但到了禹傳位給益的時候，卻發生了違憲事件。天下人皆認為禹的兒啟賢明，去益而朝啟，在諸侯們的推戴之下，啟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傳給自己的位子歸還了禹的兒子啟，自己避居箕山之陽。
按《史記》的記載，這又是一個讓賢的典範。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認為啟不當繼位，雙方在甘(今陝西戶縣西南)地發生了軍事衝突。這場戰爭十分重要，決定著新君的地位穩定與否，因此夏師出師前宣了誓，史稱《甘誓》。在誓師大會上，夏啟說：「啊！你們六軍全體將士，我告誡你們：『有扈氏輕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則，老天要斷他的國運，現在我就奉天命討伐他！』」結果是，有扈氏被滅，懾於夏啟的軍事威力，天下咸朝。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願幹，甘心讓位，為什麼還有人「氣不份兒」呢？離司馬遷越近的歷史，越能說明問題，越說明「禪位讓賢」是一種帶有美好願望的虛構。看看秦始皇，他說：「從我開始叫始皇帝，我兒子叫二世，孫子叫三世，傳諸萬代而不絕」；再看看劉邦，他說：「皇位你們就別夢想了，王位呢也如此，從今以後不是姓劉的立為王，天下一定共同討伐他。」
好在歷史發現，不斷給後人揭開謎底。《竹書紀年》終於讓儒家的虛構像一個個的肥皂泡在歷史的陽光下，飛散、破滅。也好讓後人理解：為什麼從夏啟到劉協，只勉強地演成了一回「堯禪舜繼」的古裝戲，而且事後的代價還那麼大，中國自三國(221)至隋統一(589，滅陳)，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亂的代價！
《竹書紀年》是一種竹簡書，發現於西晉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縣(今河南省衛輝市)的戰國古墓出土。古代學者經整理研究，認為它是戰國時魏國史書，所記史事下限為魏襄王二十年。《竹書紀年》對訂證戰國史料，尤有參考價值。清代以來，很多學者利用古本《紀年》校訂《史記·六國年表》。經《竹書紀年》訂證，六國年表被發現存在許多錯誤。
對戰國以前的歷史的訂證作用，也同樣有著重大意義。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舜繼堯位的真相及相關事件；二是夏滅亡的人事原因。
關於堯禪舜繼的真實面目之記錄不同於正統(或其他)文獻。實為：「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關於伊尹與太甲爭鬥的記載亦不同於正統文獻，實為：「伊尹放大(太)甲於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關於末喜在夏亡過程中的作用，《竹書紀年》記載也迥異於後來的《史記》。《史記》稱：桀寵有施氏上獻美女末喜，在與湯戰敗績後，攜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縣東南)而死。《竹書紀年》則記錄一段背叛的歷史。稱：桀伐岷山，岷山氏獻二女，一個叫琬，一個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則與伊尹相交，遂以間夏。也就是末喜並沒有與敗亡之君(夫)桀同渡難關，以致喪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後，向桀的敵人出賣情報，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個樸朔迷離的人物，《尚書》釋文上記載他為奴隸，受商湯重用，稍有不滿，又去投奔桀；對桀不滿，而又回歸湯。以《竹書紀年》以記來論伊尹的這種反覆，實在是一種故意安排。棄湯投桀，完全是為了騙取信任，從事情報工作。如此，末喜氏以與伊尹交便有了邏輯解釋。以現代術語來說，以美男計誘使一個受性冷落的敵方高位婦女上勾，與其合作。
《竹書紀年》雖然不可完全可確為信史，但他確實地粉碎了儒家的歷史謊言與虛構情結。關於「堯禪舜繼」的記載，《竹書紀年》的記載是：「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為什麼要發動政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堯不願按部族憲法規則交出權力，而想傳位給兒子。堯不使丹朱見到自己的父親，也是預防政局出現反覆的原因。以《史記》的相關資料來分析，舜發動政變的另外一個原因還可能是堯把持權力時間過長之故，堯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很顯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權力的時候，舜的精力也不濟了。只有提前取得權力，才是即符已願又利天下的選擇。
至於說到堯宣稱的：「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為在堯辟位二十年後，才死去。為了給世人一個有利於雙方的說法，就需要共謀，來補充歷史，用回憶錄的方式修正曾發生的不美好的事情。從《史記》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傳子的衝動是十分強烈的。舜在位時，選擇了禹為繼承人，與此同時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勢力。《史記》記載：「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啟以前，演出過兩場同場的政治戲劇，諸侯選擇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傾向與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勢力。倘使事實真地存在，那麼啟倒有理由採取果斷措施奪取權力，因而也就有了與扈山氏大戰的事件。《竹書紀年》記載的啟與益的關係，遠沒《史記》那麼溫和，而是一場血腥的政治殺戮。即啟從益的手中奪取了帝位：「益干啟位，啟殺之。」而且禹在整個政治交權的過程中也採取了兩面派的手法：表面上傳位於益，而實際上幫助自己的兒子啟充實力量，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取而代之。
儒家虛構歷史的本心是出於善意，但後果卻是始作俑者所無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說假話的文化傳統、說大話的政治習性。作為一個技巧，後人也試圖恢復孔丘的這種作法，以確立有別於舊儒的傳統。這個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隱諱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堯舜文武的政教禮法，而且親自著作了六經，六經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為的是改制。康有為雖為維新主帥，但他沒脫開儒家「設法說話」的歷史思維，自稱：「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
於是，維新從一創意開始就種下了悲劇的種子。儒家虛構歷史的負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嚨。一個昏聵的帝國，在沒落的傳統中，終不能自救。後人對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的評價並不完全否認，它集前人考據、辯偽的成果，對疑古學派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它的武斷與「創新的慾望」卻一直為後人所病詬。
儒家虛構與刪削歷史的執拗，到了正常人無法理解的程度！虛構與刪削達不到目的，乾脆就重寫。《左傳》作者左丘明受司馬遷與朱熹的貶低，當是最明顯的例子。《左傳》不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書，也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對中國以後的史傳文學有影響頗巨，有不少有名的歷史作家和文學家學習和模仿這部書的敘事方法。該書比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傳正義》，西晉軍事家兼文學家杜預作注，唐代文學家孔穎達作疏。《左傳》的作者當為左丘明，但由歷代以來不斷改變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義叢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中講到：「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並沒說清左、孔的關係。
後來，《漢書·劉歆傳》記載了劉歆的對左、孔關係的評論：「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孔子。」表明二人學術身份相等，沒有師生關係。《後漢書》中記載的光武帝劉秀的評價與之不同，「知上明至賢，親受孔子。」由於皇帝的定論，左又成了孔子的學生。以上二說，劉秀的說法不太可靠；首先，劉秀的學問並不精細，《後漢書·光武帝紀》稱他「受《尚書》，略通大義」也就是他研讀古代經典是勉強及格之狀，很不精細；而劉歆則是經學專家和歷史學家，肯定比劉秀研究得透徹。其次，劉歆佔有的文獻量比劉秀要大得多。所以時至今日，學者對沒有任何文獻來論證哪一方的說法為正確。
其中只有一種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與孔子是同齡人或者比孔子年長，因佩服孔子的學問，去拜訪孔子，自願當孔子的學生。這在當時私人講學之風盛行的時代，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唐代學者趙匡的研究結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種說法，包括我們現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趙匡在《春秋啖趙集傳篡例》卷一＜趙氏損益義第五＞中說：「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賢人，至於《左傳》之左是另一位左氏。」宋代鄭樵在其《六經奧論》中認為，《左傳》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戰國時人。清代姚鼐在其《左傳補注序》中認為，《左傳》作者為戰國時代魏國的吳起。
關於《左傳》與左丘明的關係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個歷史筆墨官司，有趣的是：關於左丘明的名字也發生了爭議。有人說，左丘為姓，明為名；有人說，左為姓，丘明為名。《史記》上的一句，又使問題複雜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即左丘是個盲人，後人因之稱為「盲左」。但是，歷來史家對《國語》作者為左丘明一說不敢肯定。
左丘明實際是春秋末期魯國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學者，據孔子的言論來看，他可能早於孔子，至少與孔子同時，當時的成就也與孔子相當。因為《論語·公治長》中說(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說明孔子與左丘明的對史事的評價好惡相同。依此而論，《左氏春秋》的寫作可能早於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寫《春秋》的參照文本。但是對孔子持讚賞態度的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說法，卻使歷史被改寫，按孔子的「筆則筆，削則削」的「春秋筆法」來重塑歷史。司馬遷說：「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發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註解者的一個原因，就是司馬遷的「今上」。劉徹開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罷黜百家，定儒術於一尊」。司馬遷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確」的一種表現。在個人感情上，由於他是師從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為已任，故自稱：撰寫《史記》是繼《春秋》之作，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學者孔穎達更乾脆，稱「左丘明之《傳》，釋孔子之《經》」，實際上把左捕明降格為孔子的受業子弟。不過到現在，考據學越來越發達，對司馬遷與孔穎達(乃至宋及清的類似)說法，持懷疑態度。今人夏乃儒先生對左丘明是孔學生的說法的評價是「主此說者雖眾，但歷來仍有存疑者。」孔子被後人稱為「萬世師表」，在他死了1600多年後，又出現了一位把他的學說發揚光大的「萬世宗師」，即南宋的朱熹。此人除了沒有什麼創性的貢獻之外，還有意攪爛一筆歷史舊帳。朱熹對左丘明大加貶低，不僅他不理會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左丘明被封瑕丘伯(後改封中都伯)的事實，反而稱《左傳》「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進而發展成人身攻擊，說「左氏乃一個趨利避害之人。」
這種重塑學術史的「大手筆」，實乃出於朱氏要統一學術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傳》既然「不識道理」，為什麼從司馬遷到孔穎達再到趙(南)宋王朝的先人們都一例給左丘明一個「政治待遇」呢？其間的儒學大師們不是「瞎了眼」了？！朱熹的情緒化與極力建立話語霸權的行為，不是沒遭到其他學者的反對。如林栗(1188)稱：「朱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陳傅良(1190)則較客觀地批評朱熹「刻消太精，頗傷簡歇；矜持已甚，反涉驕吝」。學術爭論中又難免參雜個人恩怨與學派加政治鬥爭，終於導致了(1196)慶元(學)黨禁。
朱熹為建立話語霸權並沒放過司馬遷，儘管為了尊崇孔子，司馬遷出不惜採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蘇轍《古史》之論，稱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隨後又指責司馬遷「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卻只在權謀功利」。這也就等於說司馬遷自稱的《史記》是繼孔子《春秋》的說法，不成立。這也意味著自孔子之後，只有他朱熹才有資格做義理之學的學問。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讓人聯繫到上個世紀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滸」，換句話說：朱熹把墳墓裡左丘明挖出來，演化到現代就是「批林批孔」與「批水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