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舉對後世的影嚮
朱元璋建立起了大明王朝之後，在洪武十三年做了一件當時震撼全國的事情，他把宰相殺掉了，當時宰相叫胡惟庸。這個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大概春節剛過完了沒幾天，朱元璋下令把胡惟庸抓起來，經過很短暫的一個審判過程，就以奸黨案的罪名把宰相殺掉。還有一個洪武二十六年發生的蘭嶼一案，這兩次大規模清洗牽連進去被殺死的人可能有五到十萬人的規模。當時一度把官員殺得幾乎找不到人辦公了，就從監獄裡把一些人放出來，讓他們戴著手銬和腳鏈到中央各級部門工作。
朱元璋殺掉胡惟庸宰相之後，正式下令廢除了中國已經實行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而且在他的皇銘祖訓中特別明確地規定，如果後代有人敢再建議重新設立宰相的話，就要治之重罪。所以從大明洪武十三年開始中國就沒有宰相了。沒有宰相之後就意味著皇帝作為國家元首，同時要執行行政首腦的工作，這樣就給皇帝產生了兩種後果：一是使得整個國家權力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二是皇帝的工作量變得空前巨大。
有人做過統計，朱元璋一天不吃不睡要處理的國家大事有400件，每天需要閱讀的文字可能是20萬左右。從史料記載方面看，朱元璋確實是無限熱愛這種枯燥的行政工作，他每天大概早上五點鐘左右起來，一直到晚上天黑以後才結束一天的工作。明朝剛剛建立時有六部，廢除了宰相之後，同時還有一個督察院，大概是負責監察工作的。有一個通政司，負責把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來的報告歸納整理完之後錄下一個副本存檔，把正本送給皇帝，皇帝做完批示之後拿回來再錄成副本，把正本發到各部門和各地執行，大體的工作程序是這樣的。
朱元璋一度在農村地區找了四個據說很有學問的老先生，請到皇宮裡面來做他的顧問，把這四個人任命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這些人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就是讀四書五經長大的。後來朱元璋開始設立一些大學士或翰林學士來幫助他處理事務，這些人級別都很低，大概只有五六品的樣子。學問很好、為人正派、老實。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明代之前是沒有內閣這回事的，因為朱元璋把宰相廢除了之後，不得不使用一些學士來幫助他處理行政工作。一代一代演變到了嘉靖皇帝時，內閣制度才正式有模有樣：有名稱、辦公地點、下屬人員，內閣的所有大學士級別就從原來的五品或六品提升到了二品，甚至一品，比所有的五府六部官員們級別都高，所以到了嘉靖時期才最後形成了內閣制度。
內閣首府大學士不是宰相，所以我們不能把嚴嵩稱之為宰相，但內閣首席大學士的實際權力變得非常大。因為內閣就是幫助皇帝處理各地和中央各部門的文書報告，他們在一張紙上寫上處理意見，就是所謂票擬意見，建議皇帝這件事應該怎麼處理。文書報告太多了，皇帝看不過來，他就會按照內閣票擬用紅筆在上面批字，說「行」或者怎麼樣，批完的字叫做批紅。所以當時處理國家行政、軍國大事就是兩個程序：一個票擬，一個批紅。其實大學士沒有用人權、行政權，但他有替皇帝寫指令、起草中央文件的權利，又有推薦人的權利，這樣幾個權力加在一起之後，有時甚至比真正的宰相還要大。
朱元璋制定制度的時候忽略了一點，他的後代會不會像他那樣精力旺盛、無限熱愛行政事務。到了宣德皇帝的時候，已經對這種繁重的行政事務沒有濃厚興趣了。宣德皇帝有非常高超的文化修養，藝術天才可能在另外一個天才皇帝宋徽宗之上。因為他太熱衷於個人愛好，每天只在內閣送上來的報告中看六七本，然後讓他的太監批，之後就去逗蟋蟀。批紅的權限轉移到太監的手裡。從此以後，屬於皇帝的兩大權力，擬旨的權力轉移到了內閣，批紅的權力轉移到了太監手裡。後來明朝皇宮裡太監一共有24個司局，以司禮監為首席，司禮監當時最高的官員是正四品，大概相當於今天副省長的級別。
為什麼明朝會有那麼多可怕的大太監出現，把天下玩弄得日月無光，把大臣們治得痛苦萬狀，就是因為手裡有這個權力。整個明朝的政治生活就在這兩個輪子之上運轉。於是當皇帝們出現了好的少壞的多時，就一定意味著老百姓要遭罪，文武百官要遭罪了，這個朝代一定會是七扭八歪的時代。仔細看明朝歷史就會發現，在這200多年的歷史當中，所有的歷史文化名人沒有一個人是活得堂堂正正，很舒展、揚眉吐氣的。
明朝除了政治權力完全集中到皇帝手裡之外，精神上把中國人民也裝進了籠子裡。四書五經、孔孟之道，被整個貫徹到了科舉考試當中。科舉考試曾經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從隋朝開始，到了武則天時代，因為她想當女皇，把當時的豪門世族勢力削弱得非常厲害，武則天把這些人幹掉之後，就大量從民間讀書人中選拔官員，科舉制度開始大面積推廣。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後，建立了一個堅定的基本國策，就是亦文亦武，偃武修文。
用今天的術語講叫科教興國，大力扶持科學教育文化事業，所以整個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事業最輝煌燦爛的時代，一系列輝煌燦爛的名字比任何時代都多，從蘇東坡開始你去數吧。但是科舉制度出現特別大的變化，就是在洪武皇帝朱元璋和他更加雄才大略的兒子朱棣手裡，正式確立內容上只考四書五經，形式上必須用八股文。從此明朝和清朝550多年的時間，中國人的頭腦被凝固在四書五經當中：君讓臣死、臣不能不死，不死則為不忠；父讓子亡，子不能不亡，不亡則為不孝；不忠不孝就叫無君無父，無君無父就是禽獸，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
在經濟上，朱元璋把中國人關進籠子的一個做法是，把當時的社會階層特別嚴厲地劃分為四種，叫士農工商。每個人都必須在他的身份裡面去做允許的事情，不允許超出職業範圍。就和我們現在辦公司的經營範圍有點像。那時候朱元璋所發明的把人牢牢定在土地上的辦法非常多，有很多辦法我們都能夠在近現代社會裡看到。他規定，老百姓每天必須生活在五華里範圍之內，出了五華里必須10個人以上結伴走，要互相知道對方在幹什麼。如果這個人出了事，周圍的人不知道他做了什麼，就要一起進監獄。中國已經不是那種充滿了田園詩、牧歌一樣的時代了，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集中營。明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狀態和社會狀態，就是因為朱元璋用政治、意識形態，用文化、科舉考試和八股文，再用這種經濟制度把中國人牢牢釘死在那兒，裝進了籠子裡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