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女知青冒險上書為何驚動胡耀邦
1949年9月，蕭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父親是畢業於湖南大學土木系的高材生，後來在常德農校任校長，母親則是長沙周南女校的才女，解放後在湘潭教書。
1957年，蕭芸的父親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送去勞教。1965年7月，蕭芸報名下放，與89名知青下放到湖南省湘潭縣，在湘潭至韶山的鐵路、公路沿線安營紮寨，組建了「知青茶場」。下鄉時，蕭芸年僅15歲，是知青中年紀最小的一個。
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場」解散，蕭芸去了一個別人都不願去的偏僻山村—老虎巖生產隊落戶。後來，蕭芸認識了一個叫李開彥的人。他是大隊支書的弟弟，比蕭芸大兩歲，南昌航校畢業後分配在株洲320廠。支書家裡想為他找個對象，他們相中了蕭芸。蕭芸對他的條件還比較滿意，同時她也想找個能夠保護自己的人。
1977年，蕭芸在農村生下了一個女兒，她成了一位母親。原打算就在農村這麼度過一輩子，但知青大返城將這一平靜打破了。
1979年7月中旬，已在鄉中學當民辦教師的蕭芸收到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關部門寫信請求解決她的回城問題，但都石沉大海。這回，蕭芸同樣沒抱什麼希望。然而，她拆開信一看，信是由湘潭縣公安局寄來的，裡面附著一張表，同意蕭芸和女兒將農業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蕭芸，在這突至的驚喜面前落下了眼淚。
結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蕭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機器廠南華幼兒園當了一名老師。那時，紛紛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難多得不可想像。大部分人雖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資級別、住房分配、福利待遇方面都得從頭開始。特別是那些下鄉插隊10多年的知青，有的在農村成了家，如今拖兒帶女，身無長技，干的工種是最差的，拿的工資是最低的。難道知青在農村勞動的成果就這樣輕易地被一筆勾銷？難道他們那一段獻出了人生最美好年華的「蹉跎歲月」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被湮沒？
一些知青常聚在蕭芸家議論，後來知青們對她說：「蕭芸，你有見識，文筆好，你代表我們寫封信，要求把我們下鄉的農齡改為工齡。我們都在信上簽名，如果闖了禍，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們照看。」蕭芸何嘗不希望這樣，這些問題也同樣困擾著她，但現在要她執筆寫這樣的信，她不能不有所顧慮。不過最終她還是同意了。
1982年國慶節的傍晚，她經過深思熟慮，以凳子當桌，坐在門檻上，幾易其稿，終於寫好了這封後來被人們稱之為「知青福音書」的信：「我們在農村、在邊疆，自食其力(不與城裡同胞爭飯吃，爭衣穿)，身居茅棚(不與城裡同胞爭房住)，荷鋤掮擔(不與城裡同胞爭飯碗)。糧棉油裡，我們曾經灑下了多少汗水？」
令人費解的是，在城裡，復員軍人的軍齡算工齡，家屬、閒散勞力轉正前的合同期、臨時期算工齡，而作為有組織、有號召、有計劃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下鄉知識青年的「農齡」卻被一筆勾銷了，這點我們無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
我們希望，國家在調整低工資、制訂工資改革制度的時候，能考慮到我們的客觀情況和實際困難。更重要的是，要使「下鄉吃大虧」論無立足之地。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微弱的呼聲能喚回國家領導傳送的「福音」… …寫好這封信後，蕭芸做了3件事：一是請3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幫父母打了2000斤煤餅：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褲拆了，又添了幾斤毛線，給6歲的女兒織了幾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讓他馬上提出離婚，以免受到株連，然後找一位善良的女子結婚，讓女兒有個完整的家。蕭芸已經為這封信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信雖然已經寫好，但寄給誰呢？蕭芸想到了從湘江機器廠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雜誌社當編輯部主任的潘運告，他是蕭芸當時認識的最大的一個官。此後，這封信便開始了它獨特的旅程。潘運告接到信後，認為信中所提問題非常重要，並帶有普遍意義，遂轉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關領導，並建議以本社收集的一種社情民意的名義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黨委附了呈辭，加蓋印章，此信遂被轉到湖南省委辦公廳，當時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專人坐飛機到北京請胡耀邦總書記批示，於是這封信又加蓋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飛呈胡耀邦總書記的案頭，成了胡耀邦落實政策「六年兩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元旦剛過，南華幼兒園園長突然通知蕭芸到廠信訪辦去一趟。一進門，信訪辦公室主任就問：「你給省裡寫過信嗎？」「嗯。」蕭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禍。「寫的都是啥內容？」「要求把下鄉知青的農齡算入工齡中。」
信訪辦主任仔細打量了一下蕭芸，僵硬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你真有兩下子，省委辦公廳來了電話，讓我們信訪辦轉告你，胡耀邦總書記對知青待遇做了批示，國家有關部門正著手調查解決知青的工齡問題。」聽到這裡，蕭芸的一顆心總算落了地。
此舉不僅改寫了全國知青的命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廣闊天地裡摸爬滾打的青春歲月由此得到了一種肯定。自此，他們在晉級、評職稱、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農齡變工齡帶來的種種便利和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