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投降是最優理性
中國人從走卒販夫到公卿巨宦都有皇帝心態，這是個不爭的事實。要麼，有些位高權重的大臣被判處死刑的理由總有「意欲篡弒」這一知條呢？岳飛說了一句自己的眼睛長得像宋太祖，就成了謀反的罪證之一；被破彈劾的經濟案件往往伴隨著政治問題，被搜查的時候，查出了龍袍以及其它的皇帝專用品，凡此等等。中國人當皇帝的機會有的是。劉邦從社會底層崛起的「帝起於細微」的故事太動人了，到了朱溫，以降將之身，受賜「全忠」大為驚喜，這「人王中心」不是皇帝又是什麼？作為軍事將領的趙匡胤，一領皇袍加身，趕下了周柴天子。在他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時間，這樣的鬧劇已經上演過多次了。
就像擠線較熱的公交車一樣，上不了車，著急；上了車，就不願讓別人再上來擠了。當皇帝前還有點沉穩勁兒，當上皇帝就有些沉不住氣了，怕別人「重複昨天的故事」。所以趙匡胤才玩了個「杯酒釋兵權」。其實杯酒釋兵權不是什麼新鮮招兒，劉秀早就用過，只是不這麼叫。聰明的皇帝有煩惱，糊塗的皇帝也有煩惱。不聰明的又不糊塗的皇帝就更難受了！相幹點事兒，又沒相應的才幹；不幹正事兒，又有一幫裝模作樣的大臣在不斷地給予批評乃至頂撞。
宋徽宗就是既不聰明又不糊塗的那類。在整個《水滸傳》中他雖是個配角，但他所代表的心理傾向卻極有價值。因為他承接的是一個冗員無數、腐氣沖天的爛攤子。在位二十四年間，他也有過重大舉措，不過多不奏效，便心灰意懶了。《水滸傳》中所說的大辦花石綱一事，在史書上也鑿鑿不磨。他上任之初，力復新法，也是寄希望國家氣氛由此為之一新，而不惜採取了一些偏激的改革措施，比如崇寧三年(1104)的重樹元祐黨人碑，沒點政治膽量是不行的。在推行王安石派系傳下的新法的同時，還改革了教育制度，把書學、畫學、算學列為國立教程。這項改革實屬不易，因為儒家一直把書、畫、算還有工藝技術視為末計、小道，不能與四書五經的大道相提並論。
作為皇帝，他也能知錯即改。過了三年，發現立元祐當人碑一事不妥。馬上撤掉並解除對元祐黨人的禁令。下詔求直言，並給一批冤假錯案平了反。一個末世皇帝能作到這樣，已經十分不錯了，儘管他想也沒想自己會被擄到金國去。幹到第十個年頭兒上，他還挺來勁兒，愛國主義情緒高漲，爭取聯金滅遼，拿回一些失去的土地。所以，《水滸傳》大書滅遼一事並把功勞記在梁山好漢頭上，也不完全沒有史實根據。
他的政治反省力與平衡術也不錯，在給元祐黨人平反後，並沒把元祐黨人的政敵貶下去，反而再次提高王安石的地位，追封王安石為舒王。王安石的兒子也被追封了爵位並從祀孔廟。宋徽宗還是個富有同情心人，大概和他的藝術家氣質有關。當時，宋朝的城市經濟畸型地繁榮，破產的業戶與農村的貧困人員便寄生於城市畸型的繁榮。以乞討為生的人再遭災病，免不了死掉。宋徽宗批准蔡京採取了三種措施：建居養院，收養乞丐和貧困人口；設安濟坊，給看不起病的病人提供醫療與護理；設立漏澤院，負責無法安葬的人的喪葬費用。所以，當代中國學者高度讚揚說：「試想，在800多年前，今河南開封的一個沒錢看病的窮人，就能到政府開設的免費機構得到治療，吃到藥物，這是一種多麼了不起的制度。」
面對一個江河日下的爛攤子能做到這些，已十分不易了。皇帝作為俗世的肉身，他是人。首先是人的兒子，而不是天的兒子；作為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家的氣質決定了他嚮往美好精神生活的一面必然借助政治權力表現出來。如果說聯金滅遼是國家戰略上的失誤，那麼尊崇道教的責任則完全要由個人來負責。在他執政的後半部分裡，他的精神生活借助政治權力而充實，國家財政去因此承擔了巨大的額外支出，像辦什麼「千道會」、造什麼「萬歲山」之類的。
這種精神生活只是一種形式上有效的東西，還不能解決一個名神(天子)實人(趙佶)的人的內心無奈，那種深度的無可奈何。在蔡攸的勸說下，他終於認可自己是人了，要盡可能享受人的享樂。蔡攸說：「人生能有多少歲月，豈能徒然勞苦自己。」對，這話對！玩起來看。《水滸傳》中寫皇帝寵幸妓女李師師，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趙佶常「輕車小輦，出入於街巷郊野。」
宋代文人嫖妓成風。允許文人嫖，為什麼不允許皇帝嫖？況且他還是個很有成就的書法家、畫家呢！是個大牌的文人。李師師不是個平常妓女，只圖錢財。史載：李師師、汴京人，本姓王，染局匠之女，四歲父死，遂入娼籍李家。為名妓，色藝雙絕，慷慨有俠名，號「飛將軍」。徽宗微行，屢至其家。徽宗禪位，她曾獻金助餉。抗金，並乞為女冠。
不過，她的愛國主義的義舉沒得到理解。徽宗的兒子即位後，下令沒收她的家產。一段夾雜著愛國主義的婚外情，以悲劇而結局。一個曾為皇帝的人面對著一個心愛的女人的悲劇，也無可奈何了！作為皇帝的無可奈何，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他之前最有名的該是漢哀帝，此後的是明武宗。劉欣覺得當皇帝實在沒意思了，當著眾大臣的面說：要傚法堯帝，把位子傳給董賢。在當時來說，是個不可思議的選擇，現在看來真是一種明智的舉措——誰還願幹自己已膩煩了的事兒呢？大臣們一齊反對，劉欣也沒辦法。對於一位上書者過激的指責，既不表示肯定，也不治罪。權當沒這麼回事兒。
無可奈何的皇帝還得當下去。但是大漢江山卻在十年後落到了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王莽手中。王莽也萬萬沒想到，自己也收拾不了這麼個爛攤子，並最終搭上性命。還是明武宗好一點，就用性慾來排遣無奈吧！在每每短暫的刺激中，忘了無奈。
《水滸傳》寫宋江一心招安，不想當皇帝，在多數人看來不可理喻。其實宋江很聰明。當那個爛攤子的掌班人有什麼用，還不如用手中的資本換個官職爵位為好。用現代經濟學術語來說，叫「搭便車」。儘管這趟車的盡頭可能是萬丈深淵，但到萬丈深淵之前，駕車人還要費心思呀！願當皇帝的是傻種，能當又不想當的是壞種。這就是《水滸傳》給後世野心家們的一項最重要的忠告。乍看宋江招安思路，覺得很庸俗，其實其內在卻富有理性。雖然說整個招安的操作也很庸俗，實際上也是社會整體性無奈的一種表現。
經過理性的篩選、道德的磨合，宋江更進一步地認識到了皇帝的無奈：皇帝是最大的無奈的載體，所以也最不幸。不甘寂寞的鄆城小吏，本來只想是在體制內進一步實現，沒想造反，上了梁山也實屬無奈。「我不能從一種無奈跳進另一種無奈！」這才是宋江最深層的意識。第一番探道兒，見了李師師；第二番就讓燕青去說實話。多虧師師是個俠肝義膽的風塵女子，才敢為招安牽線搭橋。第二番時，宋江沒親臨現場，完全由燕青一個現場操作。忠心耿耿的燕青回來後，一五一十地匯報。宋江除了對招安有了心理把握外，對一些細節，也不能不深思。
《水滸傳》第八十一回中寫道：李師師叫燕青吹蕭，伏侍聖上飲酒。少頃，又拔一回阮，然後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記無非是淫艷詞曲，如何敢伏侍聖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館，其意要聽艷曲消悶。卿當勿疑」。一個「私行」說出苦衷，一個「消悶」說出無奈，一個「勿疑」說出人性。是呀，身為皇帝的人還不如當年他一個鄆城小吏自由裡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結婚，皇帝卻不能這麼做！我宋江敢同閻婆惜公開同居，皇帝卻不敢。
這皇帝有個什麼當頭兒？！招安，還是招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