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前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革新家
在歷史教科書上﹐王莽是一個被符號化了的陰謀家﹐唐代詩人白居易有詩曰﹕「周公懼怕蜚語日﹐王莽謙和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平生真偽復誰知？」不外到了近世之後﹐常識界的立場大有變化﹐胡適兩次撰文為之翻案﹐他寫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 …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氣概氣派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邇來細心研究《王莽傳》､《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因寫作《中國人史綱》而著名的歷史學家柏楊也在本身的著作中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鉅子﹐以一個學者成立一個複雜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理想﹐他要得到更大權利﹐使他可以或許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逐一實踐﹐創造一個抱負的快樂世界。」以是他的改制都是「為了改善這種不公和藹剷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過」。
中國歷代建國天子大多為「頓時得全國」的武夫﹐只有一婦一儒破例﹐即武則天和王莽。胡適､柏楊等人慾為之翻案﹐都與那場經濟釐革有關。
自商鞅奉行軍爵制之後﹐貴族世襲傳統被打破﹐然而﹐中國社會由貴族形態向士紳形態轉型則又履歷了七百年閣下的過渡期﹐即自西漢中期到隋﹐我們稱之為世族形態﹐與之順應的便是世族經濟。所謂世族﹐與貴族差別﹐它並沒有獲得政權的法定確認﹐而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其衍續壯大﹐有賴於一代代後輩的經略積極。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統統以家族好處為重﹐國度意識單薄﹐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由戰國而秦﹐再由秦入漢﹐先後發生了大批青雲直上的戰功田主﹐他們得到授田﹐然後依附豐盛的犒賞俸祿､社會職位的上風﹐再大舉購買田地。與此同時﹐他們招募大量的私家農戶﹐這些人租耕地盤﹐不直接向當局繳納租稅﹐甚至不平徭役﹐不是當局在冊的編戶生齒。其經濟擺設﹐按自給自足的原則規劃謀劃﹐週遭之內﹐農､林､牧､副､漁多種謀劃﹐樣樣具備﹐另有自成系統的小型澆灌體系﹐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世族莊園的附近則建有自衛的「塢堡」﹐擁有一支召之能戰的私家武裝。活著族內部﹐因血緣宗族而組成紐帶﹐族長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閣下全宗族以何種方式介入社會勾當。這種社會組織具有強烈的關閉性﹐可以完全不依靠外界而自力保存。
漢武帝時期﹐世族權勢遭到壓制﹐他歸天之後﹐各項管束政策相繼敗壞﹐繼任的幾位天子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獨霸﹐而處所上的世族權勢乘機崛起。他們在朝堂之上﹐閣下政策走向和人事擺設﹔在處所﹐則官商聯合﹐自成系統﹐大量吞併地盤和招納生齒﹐千頭萬緒﹐終成豪強天氣。到西漢中後期﹐這一環境已經相稱嚴重﹐呈現了「四世三公」､「一門五侯」的「韻事」﹐世族門閥不行一世。
世族集團在經濟上「閉門成市」﹐嚴重攔阻了商品大暢通﹐使得出產力無法開釋﹐在政治上對中央集權組成威脅﹐隨時可能孕生傾覆政權的氣力。公元8年﹐王莽篡漢稱帝﹐國號「新」﹐這自己就是一路外戚奪權事務﹐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王家曾五人同日封侯。在獵取了政權後﹐王莽試圖一舉改變世族失控的近況﹐便迅速地睜開了周全的經濟革新。
王莽變法自稱是「奉古改制」﹐中國人從來認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智慧。不外從政策上看﹐他並不想改回到迢遙的周代去﹐革新的方針實在就是「漢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革新根基上牢牢地圍繞影響宏觀經濟的「三大焦點課題」財務､錢幣和地盤而睜開。
王莽登位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所謂「五均」﹐是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這六個都市設立五均官﹐由本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事情﹐一是按時調治､均平物價﹐名曰﹕「市平」﹔二是節制市場供給﹐市場貨品滯銷時﹐以低價收購﹐貨品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三是管理賒貸﹐按照詳細環境﹐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度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出產稅﹐經辦五均賒貸。簡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周全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從王莽為「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聖旨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黑白常到位的。他說﹕「當局要管束的都是民眾一樣平常必需品﹐即代價很高﹐民眾也必然會購置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要害性財產﹐這些財產國營化之後﹐就可以到達齊眾庶﹐抑吞併的目的。」胡寄窗談論說﹕「在王莽從前﹐倡議經濟管束者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束政策的須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講的透徹。」不外﹐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全部奉行打算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道為標語﹐而現實上都是為了增強集權以及擴充財務收入。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比擬﹐王莽的政策推出太麋集﹐打算色彩甚至越發濃厚。好比﹐在零售物價的管束上﹐到了事無大小的田地﹐《漢書·食貨志》記錄﹐當局在劃定的時間對各類商品舉行分類訂價﹐統一種商品按品質的差別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後才許可商賈拿到墟市上去販賣。這無異於用打算之手完全地取代了市場的功效。
假如說王莽在財務和財產政策上完全效仿漢武帝﹐那麼他在錢幣和地盤革新上則要激進得多。王莽第一次改變幣制是在登位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錢為藍本﹐增鑄錢幣﹐新幣分三種﹐各值五千錢､五百錢和五十錢﹐是為「大錢」。其時﹐海內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苗頭﹐新幣的名義價值遠遠高於舊幣五銖錢﹐於是民間私鑄之風大起﹐王莽下令克制列侯以下私藏黃金。
公元8年﹐新朝創立﹐王莽以「奉天承運」為名義改出一銖小錢﹐社會傳言說五銖錢和大錢都要被廢止﹐市場馬上大亂﹐王莽一方面把涉謠者､傳謠者抓起來﹐流放邊疆﹐另一方面則大量鍛造小錢。到了公元10年﹐王莽忽然又宣佈改變幣制﹐把錢幣總名為「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等六種﹐六種錢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黎民理解雜亂﹐生意業務大受影響。四年後﹐王莽被迫第四次改變幣制﹐他下令廢止大錢､小錢﹐刊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枚值一)兩種錢幣。在短短七年間﹐王莽舉行了四次幣製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