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高校自主招生單科零分被錄取大師
1921年，民國東南大學招生考試中，收到了一份令老師們驚詫贊嘆的國文卷子，一番吟詠賞玩後，老師們給這張卷子打了滿分。這考生名叫盧冀野，一位年僅16歲的金陵才子：10歲就能做成人之文，十四五歲時，就有一些氣象清新開闊的上佳詩作，如《江上聽雨》：「掌中幾醉白雲杯，得月樓臺打掃開；一夜鵑聲花落後，隔簾煙雨渡江來。」
但盧冀野竟沒被錄取，原因是數學零分。更有趣的是，第二年盧冀野「捲土重來」，卻以「特別生」被破格錄取。入學後，他也確實沒讓老師們失望：結交文武人才、一手創辦學校最早的學生刊物，同年，他還成了詞曲大師吳梅的得意門生。「若問江南盧冀野，而今消瘦似梅花」。後人評價稱，盧冀野若非在46歲之壯年早逝，他的成就應該更高—他的同班同學，唐圭璋、任半塘，後來成了中國當代詞學大師，王季思則是戲曲大師。
眾所周知，民國類似盧冀野這樣的偏科大才，被破格錄取的相當不少。著名的如錢鐘書，國文特優、英文滿分、數學15分進了清華；錢偉長，中文、歷史滿分，而數學、物理、化學和英文加起來25分進了清華；吳晗則是貨真價實的數學零分，也進了清華。特別有趣的是，1929年拍板破格錄取錢鐘書的清華校長羅家倫，自己在1917年報考北大文科時，恰逢胡適判閱其作文試卷，胡適毫不猶豫地打了滿分，並向學校招生委員會薦才。但校委們一看羅家倫的成績單，數學成績卻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數也平平。取棄爭論之際，主持招生會議的蔡元培校長力排眾議，破格錄取羅家倫。羅家倫後來成為五四風雲人物、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傳誦一時的《五四宣言》，便是他的手筆。
這些偏科天才們之所以能被破格錄取，首先是因為民國時期普遍存在的高考自主招生制度。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即實行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考試政策。因此，各校招生考試連科目都不盡相同，如北大招生考試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為文、法、商三科招生，別的不考，必考中文和英文；第二類為理、工科招生，則要考數學。到1929年，北京大學本科生入學則僅考國文、外文(英文、德文和法文選其一)、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化學五門。而且國文考試只有一道作文題，考生寫篇作文就行了。但武漢大學文科，就要考國文、黨義、數學、歷史、地理、化學、物理，沒有英語；理科則為國文、黨義、英文、數學、化學、物理、歷史、生物。
教育學者們分析民國初期實施自主招生的原因，首先是因為當時中國近代新式教育起步之初，發展速度快但不平衡，各高校性質、層次和規模差異顯著，很難用同一標準招考學生；其次，這也是清末引進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續，因在近代高等教育體系形成之初，中等學校畢業生數量不足，高校只有從辦學實際出發，多途並舉，才能招到足夠的學生。並且，民國初期軍閥混戰不休、社會動盪不定，中央政府權威有限，沒有也不可能公佈一個全國統一的學生入學考試規程。而當時的高校數量也少，於是由學校自主招生便成了最簡便易行的選擇。
更重要的是，民國時期主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認為選官考試和教育考試應當分離的觀念非常強烈，大學的目標在培養人才而非官僚，無需統一標準。因此，民國時期的文官考試、選拔，另有一套與高校招生考試並行、互不相幹的獨立體系，並有專門的考試與人事管理機構。這其實是對延續1300年的科舉「選拔官吏、溝通社會、統攝教育」教育觀念的強烈反彈，此類科舉制功能表述最終的指向，概而言之便是「學而優則仕」。而這正是經歷過晚清科舉制的民國初期主政者們、新派學界精英所強烈反對的。
另一方面，自主招生體系也可視為民國大學學術獨立性的側影。正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所說的：「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在清華確立了「教授治校」的傳統，但這一傳統並非清華獨有：北大蔡元培、浙大竺可楨、南開張伯苓... ...他們普遍有崇高的道德操守、人格力量。這使得當下很容易被質疑的高校自主招生灰色尋租空間問題，在他們身上卻完全不成為一個問題。
以梅貽琦為例，他有著極強的規則意識。當年，梅貽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兒梅祖芬都報考過清華大學，因為成績不合格，一個去了北洋大學北京分部(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工學院)，一個去了燕京大學。其實在梅祖芬考清華的1946年，還有兩個名人的女兒報考清華大學落榜了。她們就是梁再冰和馮鐘璞。梁再冰的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馮鐘璞的父親是馮友蘭，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
不過，民國時期的單獨招生也並非全無系統性弊端。單獨招生註重的是個性，但當時全國在校大學生中，卻有七成以上都是文科生，這個比例，和當時中國對大批科技、工業人才的需求，顯然是極不相稱的。這其實也是中國千餘年來科舉考試仕途導向的結果，官僚們熟讀四書五經、治國韜略，同時卻非常輕視科學技術，視之為「奇技淫巧」而往往大加排斥。重文輕理的傳統弊病，迫使國民政府教育部從1933年起強制實行「比例招生法」，即文科生比例不得超過實科(理科)生。在此之前，各個高校已經實行了文理分科，但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並沒有強行規定，考生想報什麼和學什麼全憑自己的興趣。
193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更是直接給各高校下達了文理兩科的招生人數，這是中國高校「計劃招生」的開始，此法也一直沿用至今。作為「計劃招生」思路的延續，到1938年，民國實行了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全國統一高考，也是按計劃招生，也分文理科，還為此專門設立了全國統一招生委員會。只是考生仍需要像前清一樣「趕考」，因為當時全國只設了武昌、長沙等12個招生區，南京、上海、北京都讓日寇佔領了，無法設點。
考試內容倒是很接近今天的高考科目了，1940年全國統考是8門，其中有四門必考：公民、國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門，要看報考誌願，文、法、商、及相應的師範等專業另考數學、中外歷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綜合卷)；理、工及相應的師範等專業則另考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綜合卷)；醫、農科則另考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綜合卷)。新推出的全國統一高考，受到了公眾的廣泛認可。道理很簡單，在當時人看來，相對於高校自主招生來說，它更公平；相對於用八股文考試的科舉來說，它又更科學。
但民國統一高考僅僅進行了三年，就因為1941年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而無法組織，取而代之的是「聯合招生」、「委託招生」制度。由民國教育部劃分出相應考區，指定區內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張卷子，設一家召集大學組織牽頭，聯合招生。1942年，全國劃為10個聯合招生區。如昆明區以西南聯大為召集學校；重慶區所屬10個院校，則以中央大學為召集學校。聯合招生的報名、命題、閱卷等事宜，一般根據民國教育部的規定，由各考區自己決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額須由教育部審核，招生不足時可組織第二次考試。
此後，經歷抗戰和國共內戰，直到1949年敗退臺灣，民國政府始終沒能在大陸再次組織起全國統一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