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被貶內幕
孫文與黃興是辛亥革命時期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不論當時的革命黨人，還是後來的歷史學者，往往將孫、黃並稱，承認他們為領導辛亥革命的「雙元領袖」。然而1927年南京政府開張後，「孫黃並稱」被「孫陳(其美)並稱」所取代，到後來黃興逐漸淡出歷史舞台，這種演變過程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其內幕少有人知。
黃興的歷史地位之所以被人為地貶低，主要緣於「二次革命」失敗後黃興與孫文、陳其美之間那場激烈的爭論。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指使的刺客暗殺於上海，在如何應對宋案的問題上，黃興與孫文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黃興主張按照法律程序解決，認為國民黨的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孫文則認為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主張不計成敗與袁世凱一決雌雄。他說：「不戰，必然要被消滅；戰，成敗未可知。與其不戰而被消滅，不如戰敗而發揚我們的革命精神。」
但後因種種原因，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迅速失敗，黨內高級幹部大部分亡命日本，少部分亡命南洋及歐美各地。孫文在總結事件敗因時，主要強調革命黨人的主觀因素：一是不服從，二是不統一，尤其是不肯服從一個領袖的命令，並由此著重追究黃興個人的錯誤和責任。據說當黃興流亡到東京，第一次前去見孫文時，即遭到孫文的痛罵。黃興雖溫溫自克，但此後二人關係無可奈何地出現了裂痕。
在關於今後的行動方針上，孫文樂觀地認為袁世凱表面上雖不可一世，但實際上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因此號召革命黨人發動「第三次革命」。而黃興則認為，「二次革命」時革命黨擁兵數萬據地數省尚且失敗，今天亡命海外，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如果此時和袁世凱硬拚，只能白白送掉熱血青年的性命。因此黃興主張在革命時機未成熟前，應從長計議。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均贊同黃興的緩進主張。
在是否重新組黨的問題上，孫、黃意見也截然相反。孫文表示：「國民黨已成一盤散沙，黨員不聽號令，這個黨我不要了。」主張解散國民黨，重組中華革命黨。黃興則反對組織新黨，主張沿用國民黨的名號加以整頓。孫、黃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各執一詞，各自的擁護者們則互相攻訐，矛盾越來越大，終因思想上的分歧導致組織上的分化。孫文決定拋棄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黃興一改往昔謙和敦厚的態度，與孫文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據說爭論時二人感情激昂，時聲高驚四壁。晚餐後再行激論，深夜未盡，終喧嘩而別。兩者皆自信極強，固執己見，終不苟且相容，依舊如斯。
陳其美對黃興在「二次革命」中的遲疑不決本來就很不滿，在孫、黃這場爭論中，陳其美毫無保留地站到了孫文一邊。他四處奔走，對不贊成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志大肆攻擊。革命同志的相互傾軋讓黃興感到痛苦和難過，1914年5月21日他在致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的信中沉重地說道：「在今日亡命海外，何以家為？同志交謫，亦所甘受。然以弟不贊成中山之舉動，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樂聞，且甚為弟所鄙視。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謠，傾軋之機已露，頗不願白於大雅之前......」同日黃興致函孫文，對陳其美、戴季陶等人的指責有所申辯。孫文在復函中重申以往對黃興的種種不滿，最後表示要一人包辦「革命」的決心。
黃興見一時難以說服孫文，便不再與他爭論下去。6月2日黃興復函孫文，對其作最後之忠告。6月3日孫文復函表示：「然弟終以為欲建設一完善民國，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見既異，不肯附從，以再圖第三次之革命，則弟甚望兄能靜養兩年，俾弟一試吾法。」黃興是同盟會內具有崇高威望的三軍主帥，如今受到嚴厲指責，同盟會的大多數軍事骨幹，即所謂黃派軍人如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深為其抱不平，皆願以黃克強的進退為進退。擁護黃興的一派人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後由別有懷抱的李根源發起成立了奉黃興為精神領袖的「歐事研究會」。孫文無疑是一位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但並非一貫正確的先知先覺者。陳其美、戴季陶激進派的言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或者說無助於孫、黃矛盾的解決。中國青年黨黨魁曾琦寫過一副《挽孫文先生》的對聯：「三十年革命辛勤，排滿討袁，百戰相依唯一李！廿一省人民屬望，興邦定國，千秋遺憾誤三陳！！！」對聯中「一李」指李烈鈞，「三陳」則是指陳其美、陳炯明、陳獨秀。曾琦還說「中山一生失敗之處，即在'用人不慎'」。曾琦認為孫文為陳獨秀所誤，顯然出於他的反共政治偏見；說孫文誤於陳炯明，人們也能理解；至於說孫文為陳其美所誤，顯然是指孫文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過於相信以陳其美為代表的激進派的主張了。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孫、黃之間爭論儘管激烈，但雙方都保持了必要的克制，黃興尤能顧全大局。他採取悄悄離開日本，遠走美國的辦法，讓孫文放手去實現他的「革命方略」。正因為雙方都保持了克制，才為日後留下了繼續合作的餘地。民國史專家楊天石曾就此發表評論：「自同盟會成立起，中國革命黨人中已經鬧過兩次矛盾。一次是1907~1910年的倒孫風潮，那次矛盾一直鬧到1912年陶成章被暗殺才結束是個悲劇。另一次是1913~1915年的孫黃之爭。這次矛盾以孫黃和好，戮力反袁結束，是個喜劇。之所以成為喜劇，一是由於形勢的發展，袁世凱迅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一是孫、黃二人都有團結合作的願望，雙方在爭論最烈的時候也還都能克制，黃興尤能顧全大局。」
話雖如此黃興在這場爭論中還是受到了極大的傷害。1916年黃興在上海去世前，唐紹儀曾去看望他，黃握著唐的手說：「中山負我！」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以孫文為代表的激進派，還是以黃興為代表的穩健派，在討伐袁世凱、擁護共和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並沒有原則分歧。但雙方在當時都未能找到一條促使革命成功的正確道路，故而也說不上誰比誰高明。作為資產階級政黨領袖，孫文、黃興既不敢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的力量，又得不到資產階級的支持，他們所能依靠的社會力量極為有限。而那種海外華僑籌款後，匯給陳其美等人去收買北洋軍隊，企圖重複辛亥年那種槍聲一響、全國響應的舊革命模式，因為時移勢易，已起不了什麼作用了。
相反以黃興為精神領袖的「歐事研究會」與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合作，成功發動了推翻袁世凱帝制的護國戰爭。護國戰爭開始時，黃興雖然在美國，但「實有發難指示之功」，是主要領導者之一。在護國戰爭搞得轟轟烈烈之時，孫文及其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也急於在國內取得對政局的發言權，他把希望寄托在委任的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部長、中華革命黨江浙皖贛四省總司令兼江蘇司令長官陳其美身上，將籌集到的大部分款項匯給陳其美，要陳盡快拿下上海。陳其美一直把革命看得很容易，但這時才發現反袁與反清形勢根本不一樣，他雖盡了最大努力，搞了幾次小暴動，但「搞到一塊地盤(上海或江浙)」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孫文回到上海後困守於租界之內，對反袁大局亦無能為力。陳其美本人則於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凱指使的刺客暗殺於上海租界。
但這場爭論並沒有因陳其美、黃興的辭世而平息下來。胡適曾戲言：「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種說法並非毫無依據，每一個時代的當政者總是要根據自己的需要去改造或塑造歷史。就在陳其美、黃興辭世10年後，陳其美的三弟蔣介石(1912年初，陳其美、黃郛、蔣介石三個浙江同鄉在上海結拜為異姓兄弟，陳為大哥，黃為二哥，蔣最小，是三弟。三人的結拜對近代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異軍突起，徹底改寫了國民黨的政治版圖。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不久，即趕到上海，主持其金蘭兄長陳其美殉難11週年的紀念會。作為政治較量中的勝利者，蔣氏在演講中根據自己的需要，如此這般地解說國民黨的黨史：「我們國民黨是中華革命黨孵生出來的。中華革命黨是總理創造的，總理的創造中華革命黨，也得陳英士許多助力來的。所以我們追溯國民黨領導國民的成功，我們第一紀念總理，第二是要紀念陳烈士。沒有陳烈士，就沒有國民黨。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陳烈士以手無寸鐵指揮在新舞台的數十烈士轟轟烈烈的打製造局，始得到無限數的影響，而有今日的國民黨......所以我們想到總理，就要想到陳先生......。」
蔣介石根據自己的需要編造了「孫文-陳其美-蔣介石」的國民黨正統史觀。蔣氏定調後，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及官方文人紛紛出來闡揚這種「正統史觀」。此後黃興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被降為一般的「革命先進」。國民黨執政期間沒有建立任何紀念黃興的設施，完全把他遺忘了。對此不正常現象，辛亥革命的見証人、著名民主人士陳叔通在《雜憶二十首》中有感而發：「錦輝謀始共艱屯，自有同盟勢益振。事與時移公論泯，空餘岳麓草蓁蓁。」陳叔通在詩前有這麼一段說明：「孫文興中會、黃興華興會合併同盟會，光緒乙巳成立於日本東京錦輝館。自此通力合作，光復會亦參加奔走，於是有辛亥革命。嗣改同盟會為國民黨，孫文為總理，黃興為協理。至今談辛亥革命乃若有專美(引者按：指專美孫文，而不提黃興)者，何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