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為什麼瞧不起曾國藩
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竣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是在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為母親辦喪事。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墨絰出山，這一天趕到長沙。到了館舍，換過衣服，匆匆洗了把臉，曾國藩就坐下來，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
論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為卑微。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長。張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身份不過巡撫的師爺。然而談起話來，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他不等張亮基開口，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指手劃腳，滔滔不絕，一副大權在握、捨我其誰的神態。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曾國藩也只有俯耳靜聽的份兒，一時插不上話。
然而曾國藩卻並不覺得不舒服。相反地他越聽，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此次會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如雷貫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湖南諸葛亮」是如何卓絕特出。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款要，確實令曾國藩頗為嘆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寫道：「(臘月)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張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其實何止曾國藩一見傾心。在會見曾國藩之前，這個小小的鄉下舉人早已經名滿湖湘，令好幾位大人物「一見即驚」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見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農村青年左宗棠，即為其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他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二十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為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雲貴總督林則徐回家途中，也因為聞聽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
令這些閱人無數的官場大僚不約而同地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可想而知。太平軍起之際，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了山，通省要務，概以任之。雖然身份僅為一名師爺，卻實際負擔起全省軍政要務，在湖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張亮基反倒成了一塊牌位：制軍於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票啟，皆我一手批答。
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開闢一番事業，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畢竟是在籍官員，而不是實任官員。現官不如現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無職無權的他寸步難行。因此對這個小小舉人，曾國藩極為尊重，言必稱兄。不論大小事情，無不虛心請教。他相信，有這位明敏強毅的師爺幫忙，他在湖南辦理團練，一定會相當順利。
然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印象，卻有一點複雜。作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聲譽最好的湖南籍官員，曾國藩早已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見面以前，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誇讚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見面，左宗棠並沒有失望。人言曾國藩「向無大僚尊貴之習」，此言確實不虛。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著簡樸，神態謙遜，一臉書生之氣。
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擔當意識，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員們以敷衍塞責為能。在這種黑暗汙濁的大背景下，曾國藩以清新方正之姿進入左宗棠的視野，如同鮑魚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風，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僕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這個第一印象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我們要註意其中的這樣一句話：「才具稍欠開展。」初次接談，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這句評價奠定他對曾國藩一生輕視態度的基礎。在別人眼裏雄才大略的曾國藩，何以在左宗棠眼裏卻「才具稍欠開展」呢？
曾國藩確實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即驚」的人。乍一接觸，你不但會覺得他並無什麼出眾之處，甚至還會認為他有點笨頭笨腦。許多人一見到曾國藩，都覺得有點失望。方宗誠見到晚年的曾國藩，覺得他不像一位總督和將領，而像一位土裏土氣的鄉村老教師：「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師耳。」[ 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而後來英國人戈登見到曾國藩時，也大感失望：「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佈，臉色陰沈，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跡。」
如果測智商的話，曾國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國藩前後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而且還是全縣倒數第二名。梁啟超說：「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身上沒有一點「天才範兒」。
另外曾國藩是典型的粘液質性格，這種人的特點是反應緩慢，行動拘執，謹慎內向，凡事只肯說三分話。他觀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細，下判斷也比一般人要慢。周騰虎曾經說曾國藩「儒緩不及事」。他的學生李鴻章也當面指出他病在「儒緩」：「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他對周李二人的判斷是首肯的，說「余亦深以舒緩自愧」，「駑緩多病，百無一成」。這種性格特點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氣，面上無果決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絕指劃天下之時，他只是默默傾聽，認真思考，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貢獻出什麼高明的見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開展」的第一印象。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卻是十分順利的。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曾國藩俯察天下大勢，判定清王朝正規軍隊已經徹底腐敗，要想平定太平天國，必須赤地立新，編練一支全新的武裝。所以到長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後來被認為是湘軍成立之標誌的奏折：「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們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國藩上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上過一道內容相似的折子，提出：「委明幹官紳，選募… …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也就是說，委任明達幹練之人，倣傚戚繼光練兵之法，練成一支精兵。所費既省，一遇緩急，又比從外省調來的「客兵」管用。我們知道，所謂張亮基的折子，其實就是左宗棠的折子。兩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詞如此相似，說明「湘軍」的發明權不能由曾國藩獨佔，應該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後的產物。
除此之外，二人還在另一個問題上不謀而合，那就是要加強湖南防衛，應該從掃清湖南境內的土匪入手。這樣，如果太平軍再次進入湖南，才不會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應。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曾左計議已定，具體事務由曾國藩來操作，而左宗棠則在調人用兵和辦公經費多方協助。曾國藩初涉軍事領域，兩眼漆黑，幸虧左宗棠向他推薦了滿族軍官塔齊布作為幫手。塔氏為人忠勇，做事負責，後來成為湘軍名將，他的幫助對曾國藩在軍事上的迅速成功至關重要。對於這一切，曾國藩十分感激。這段時間，曾左往來信函極多，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乾脆不再寄給巡撫張亮基，而是直接寫給左宗棠，對左宗棠的稱呼也從客氣的「尊兄」變成了親切的「仁弟」，顯示出兩人關係的日益親密。
不過這種良好關係建立在一種有點特別的交往形態上。按理曾國藩科名既早，年齡又長，又是二品大員之身。當然應該是曾國藩發號施令，小小布衣舉人左宗棠只有畢恭畢敬、小心建言的份兒。然而事實卻是掉了個個兒。左宗棠在曾國藩面前毫不客氣，對曾國藩動輒指手劃腳，指示訓誡，毫不客氣。我們可以參考左宗棠在湘軍成軍之後寫給胡林翼的信中生動描繪的場景，來想像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狀態：「滌公才短，麾下又無勤懇有條理之人，前自嶽州歸後，弟無三日不過其軍絮聒之。伊卻肯聽話，所以諸事尚有幾分。近來外人亦不盡以書憨嘲之。伊卻自笑云：壞了幾分矣。以後若再好幾分，恐又行不去也。」那意思是說，曾國藩才能短淺，書獃氣重，又沒其他人相幫，所以全賴他處處出主意。好在曾國藩畢竟為人老實，「肯聽話」，在他的指導下，諸事還算頗有起色。湖南官員們終於不再嘲笑曾國藩是書獃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當仁不讓之態在信中一覽無餘。這種做派在傳統官場絕無僅有。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國藩可謂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質，這種人的優點是反應迅速，做事果斷，尤其善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迅速發現機會，定下策略。缺點則是過分自信或者說自大，性情過於張揚外露。左師爺的傲慢，和他的才氣一樣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氣更為有名。在巡撫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對曾國藩，他更毫不客氣。一般來說，多血質人格者和那種做事緩慢，反應遲鈍，過於謹慎的同事通常很難合得來。而曾國藩恰恰是這種人。再加上剛剛出山辦事之時，曾國藩遠非後來的「老奸巨猾」，而是一個「官場楞頭青」，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書生氣重，拘執生硬，令左宗棠看著著急，忍不住經常加以「指導」。好在曾國藩和張亮基一樣好脾氣，對左宗棠俯首聽命，從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這段難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這段蜜月為期過短。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這兩個人一走，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那些湖南官員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權，此時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曾國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陽，想脫離湖南官場，獨力創建湘軍。這個想法看起來解氣痛快，實際操作卻困難重重。剛剛來到衡陽曾國藩勢單力孤，形只影單，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處境十分困難。恰在此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
在長沙數月，曾國藩自覺與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經建立起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他認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場，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為已任的英雄。別人不理解他為什麼自討苦吃自練軍隊，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別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會出來支持他。因為深知左氏的性驕氣傲，所以他給左宗棠的這封邀請信寫得異常客氣：「弟智慮短淺，獨立難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概不關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意思是說，我請您做一個高級顧問，不敢讓您承擔那些瑣碎的俗務，只要居傍指點指點我就可以了。
令曾國藩萬萬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為冷淡的信，明確拒絕，「文字似敬實疏，態度似謙實傲，與曾國藩之火熱心腸、尊奉情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不僅如此，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事時還語含譏諷：「滌公正人，其將略未知何如。弟以剛拙之性，疏淺之識，萬無以贊高深。前書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顯然，左宗棠不願做曾國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對曾國藩的「將略」評價頗低。在長沙期間的短暫合作，並沒有扭轉他對曾國藩才能的評價。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非官非紳，地位尷尬，沒權沒錢，左宗棠不認為他是能大有作為的靠山。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國藩才發現自己原來在左宗棠心目中原來如此無足輕重。這令他深覺傷心。不過如果能預知後來左宗棠加給他的種種難堪和傷害，曾國藩就會發現這次回絕實在已經是太客氣了。
如果說初次見面，左宗棠認為曾國藩缺乏才幹是因為對曾氏缺乏瞭解，那麼，合作數月後，左宗棠應該充分認識到曾國藩剛健有為、英明強幹的一面。然而他卻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仍然這樣低。這就不僅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釋的了。在曾左關係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讀書一目十行，舉一反三。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他卻有萬裏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許亦極高，他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與朋友通信，動輒自署「今亮」(當今諸葛亮)、「老亮」。還在學生時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怎麼寫得這麼好啊！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成年之後，他更是恃才傲物，愛吹牛，愛自誇，「喜為壯語驚眾」。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聖人他聽起也不刺耳。曾國藩對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對幕僚趙烈文說：「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視如此之高，現實卻不給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個觸不得的痛點，那就是科舉。他中舉之後，本以為取進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個舉人卻成為他功名的頂點。在這之後，六年之間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這對本來一帆風順的他是一個極大打擊，一怒之下，他當眾發誓此生再不應考。然而在傳統時代，像左宗棠這樣不中進士，又不肯走捐官之類的歪門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與官場絕緣，也實際上就等於斷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夢。腹中再多韜略詩書，也沒有任何用處。因為家貧，他早年入贅到妻子家中，這在傳統時代，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為尷尬的事。他本來以為自己能早早科名發達，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願，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卻伴著「贅婿身份」、「連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於一體。
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 …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為湖南人，一為湘鄉，一為湘陰。家境也相當，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後，科舉路上極為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陞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為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為科名運氣好，辦什麼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為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佈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於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為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誌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見，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為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著單襦沾染泥沙，痕跡猶在。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閉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余代為點檢而已。」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著河裏的泥沙。左宗棠責備曾國藩此舉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閉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睜開眼睛，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應該說，左宗棠的指責是有道理的。勝敗兵家常事。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該具有的心理素質。左宗棠挺身而出來看曾國藩，是情；大義凜然責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其實並不是這樣恰當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李詳《藥裹慵談》中說，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面嘲笑曾國藩為「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如果說《藥裹慵談》是孤證的話，那麼王闓運的那句「左生狂笑罵豬耶」則可作為旁證。左宗棠對曾國藩，不但責以「大義」，還曾冷笑譏嘲，破口痛罵。罵他這麼點小事都轉不過腦筋來，實在笨得像豬。
原來左宗棠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後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後，似乎一時並未猛醒，還是默默準備著再找機會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為喜，從床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誌，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為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機。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良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癡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頭蓋臉的訓斥。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今昔對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竣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晚年他還說自己「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見他脾氣暴烈的一面。)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左宗棠已經習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現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後，也感覺有些後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裏，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錯誤：「弟數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 …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竣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太平軍燒燬湘軍水師戰船百餘艘，衝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為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咸豐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後日益為難。見與江西大僚構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於糟而已。」又說：「滌公(曾因藩)年來意興索然，於人材罕所羅致，所部傑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為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為，所以一邊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石達開突入江西後，左宗棠擔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為滌公(曾國藩)危，亦為吾鄉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於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於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後來又陸繼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王珍等軍東援江西，並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係因此又多雲轉晴，重修舊好。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嚥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曾國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話全部默默嚥下，這一方面是由於他過人的修養，另一方面，是因為左宗棠對曾國藩軍事指揮才能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毫無疑問，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軍事家。他用兵的長處在於大局觀好，老成持重。曾國藩做人以拙為本，在軍事上，也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穩」，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都力求先立於不敗之地。《孫子兵法·形篇》強調：「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但凡事過猶不及，腳踏實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則，但是兵者詭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勢下，也需要敢於冒險，大踏步前進。在這樣的時候，曾國藩身上的弱點就顯露出來了。他從來不敢出奇兵，用奇謀，因此錯失過許多好機會，許多時候事倍功半。比如後來在咸豐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營，蘇州常州失陷的時候，本來曾國藩有迅速擴張勢力，一舉包圍天京的可能。當時蘇浙兩省大部都已經淪陷。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替他出主意，勸他不要再圍攻安慶，而是趁蘇省殘破，舊有的文武大員下落不明之時，直接以能幹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楨、李鴻章、劉蓉等人分領蘇贛浙三省的巡撫等職位，利用這些地方的豐厚餉源供養軍隊，分南北西三路跳過長江中遊，直接向南京展開包圍。應該說，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點冒險，卻也有七成以上的勝算。左宗棠對這個建議也雙手贊成，認為江南大營的潰滅，給了湘軍以大發展的極好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如果曾國藩聽從胡林翼的建議，也許蘇常淪陷以後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後方能逐漸改觀。
然而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一定之規，那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先取上遊，再規下遊」。從長江上遊向下打起，一個一個城市拔釘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勸，曾國藩就是不為所動。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扼腕長嘆。曾國藩平生長於自省，因此對自己用兵的長與短，心裏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國藩剿撚欠效，在《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摺》中就這樣談到自己的用兵問題：「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餘年以來，中國人對曾國藩不斷進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無缺的聖人。事實上，曾國藩凡事都追求最紮實、最徹底，固然把風險降到了最低，卻也大大影響了效率。左宗棠卻總是在尋找效率最高的途徑，在適當的時候，他絕不害怕冒險。因此，兩個人的軍事思想經常發生衝突。左宗棠批評「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確有七分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