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建築三峽大壩的計劃為何半途而廢
三峽蓄水期間，我正在寫一篇關於張慰慈的文章。張慰慈是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北京大學最早的政治學教授，後來由於棄學從政等原因幾乎被人遺忘。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資源委員會購置室主任，因為與該會負責人錢昌照不和，便掛冠而去。為此，我借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錢昌照回憶錄》，雖然沒有找到關於張慰慈的材料，卻看到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國民政府就計劃在三峽攔河築壩。
這件事與錢昌照有關。錢昌照(1899~1988)字乙黎，江蘇常熟人。他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韋伯等著名學者，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他在張謇引薦下用一年時間遊歷半個中國，拜訪了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他與沈性元小姐訂婚，並因此結識蔣介石，受到蔣的重用。
沈性元是浙江嘉興人，她的兩個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熱衷於社會改革，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抗日戰爭中又創辦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憶錄》頗受史家青睞。性真的丈夫是國民黨元老黃郛。辛亥革命時，黃郛擔任滬軍第三師師長，與都督陳其美、團長蔣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時期，他擔任過外交總長、教育總長兼國務總理；南京政府成立後，又擔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務。二姐沈性仁是學者，她的丈夫陶孟和是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調查所所長；1949年以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直到1960年去世。早在五四時期，沈性仁就有翻譯作品在《新青年》發表。1920年她與丈夫合譯的《歐洲和議後的經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1943年因肺炎突發不幸逝世，費正清說：「她是我們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個」。
錢昌照步入政界，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時候。一開始他是外交部長黃郛的機要秘書，很快就升任國民政府秘書，教育部常務次長，成了蔣介石身邊的紅人。「九·一八」事變後，為了開發人力物力資源，爭取專家學者和社會賢達的支持，蔣介石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由錢昌照負實際責任。1934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的工業建設。在此期間，蔣介石一直兼任委員長，翁文灝、錢昌照擔任正、副秘書長職務。抗戰開始後，資委會脫離軍委會改隸經濟部，委員長由經濟部長翁文灝兼任，錢昌照任副委員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資委會所轄企業一百多個，成為國統區重工業生產和管理的壟斷機構。
抗戰勝利後，資源委員會升格為部級機關，成為行政院的直屬單位，錢昌照任委員會，負責全面工作。當時資委會的主要任務是接管敵偽企業、調整工業佈局、拆遷日本工業設計(後停止)及編製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在此期間，錢昌照主持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興建三峽水利工程。
三峽工程籌備工作是從1944年5月開始的。當時盟軍在歐洲戰場進入反攻階段，中國抗日戰爭也勝利在望。為了給戰後工業發展提供充足的電力資源，錢昌照邀請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前來我國考察。薩氏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來華後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長壽龍溪河等地，隨後在水利專家黃育賢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峽考察，認為在黃陵磯可以築壩。考察結束後，他提出《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詳細論證了工程方案、工程造價、綜合效益、中美技術合作等問題。
第二年5月，經國民政府批准，三峽水力發電計劃技術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錢昌照任主任委員，三峽工程的勘察設計進入實際運作階段。為了協調並調度各方面力量，由資源委員會牽頭，會同有關部門對三峽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測由資委會所屬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負責，工程設計由美國墾務局負責，壩址鑽探由地質調查所負責，水文調查由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負責，社會和經濟調查由資源委員會負責。此外，美國方面還負責航空測量，並派高級工程師柯登來華協助薩凡奇工作。據錢昌照回憶，到1947年4月各種攔河壩、電廠、船閘的比較佈置，各部門工程的比較設計已經做出；洪水量、水庫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計算，估計全部工程的主要設計圖紙和施工規範可於1948年底完成。
錢昌照說，根據薩凡奇的構想，為了預防氫彈襲擊，電廠要放在水下，大壩要能夠抵擋常規武器的轟炸。大壩建成後，由於壩身不高，發電能力為1056萬千瓦，只需要淹沒萬縣，移民30萬。三峽工程完成後，交流電供電範圍在方圓1000公里左右，最遠可將電力送到上海。除發電以外，還要辦幾個化工廠，並兼顧航運、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產養殖等方面，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多元計劃」。薩凡奇也說，這是一個好方案，長江水流一旦被控制，下游的湖泊就可以耕作，水澆地也可以擴大四五百萬畝左右。至於該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當時並沒有考慮，這可能與時代的局限性有關。
方案出台後，立刻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幸福》雜誌的老闆來華時，曾不客氣地問：「中國有能力搞這麼大的工程嗎？」錢昌照沒有正面回答，卻說了這樣一句：「中國人是聰明的，有志氣，就要做這個大事，使中國人有自信心。」後來蔣介石在一次宴會上向美國朋友介紹三峽大壩時，還特意表示：「你回美後請向總統報告，大壩告成後，將取名為羅斯福大壩。」
按錢昌照的說法，三峽大壩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是一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工程。在他主持籌備三峽工程的最初兩年裡，工程設計耗用了100多萬美元。他估計，假如再花100萬，1948年就可以施工了。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到1947年4月，事情突然發生變化。
這個變化與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辭職有關。1947年初，針對宋子文貪污腐敗的種種劣跡，著名學者傅斯年首先在參政會上發難，隨後他又在《世紀評論》和《觀察》週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和《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等文章，終於迫使宋子文下台。
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多次提到資源委員會。他說：「宋子文所謂國家資本，除了鐵路、民航、銀行全由國家經營外，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傅斯年還說：「宋子文有時彷彿像是有政策的，但其作風十分蠻橫，有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此他所謂國營，不過是「宋營」；而資委會的事業，又都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因此他所謂國營，又是『國賠』而已」。(《觀察》第2卷，第1期，1947年3月1日)
在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宋子文與錢昌照的關係。宋、錢訂交，是在錢昌照擔任國民政府秘書的時候。錢昌照說：「我自認識宋子文以後，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時，我支持宋。當我在資委會的工作中同孔發生矛盾時，宋子文總是支持我的。」他認為這是我與宋子文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聯結起來的基礎。抗日戰爭中，錢昌照在蔣介石面前失寵後，和宋子文的關係就更加緊密。
對於資源委員會和錢昌照，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話作過評論：「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
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這些話對於全面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上半葉的思想狀況和他們在救國問題上的路徑選擇，頗有幫助。
另外，張慰慈和沈怡也對錢昌照略有微辭。1978年底，張慰慈寫信對錢昌照說：「在所謂抗戰時期，決不是我們講建設的時候，因為所謂廠礦決非立時立刻可以辦得起來，等到辦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盡棄，白費金錢？但乙藜先生一類人物只曉得海闊天空，亂吹亂唱，今天辦這樣，明天辦那樣，至於怎樣去辦，辦了以後又有怎樣影響，他們毫不計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處的廠礦就拆的拆，搬的搬，毀的毀，不曉得白費了多少金錢。可是經過了這樣的教訓以後，他們還是不能覺悟，照樣的要買這樣，買那樣，還是大刀闊斧的去幹。但我卻不願意把有用的金錢由我的手裡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個題目，打了幾個電報向資源委員會辭職。」
沈怡是錢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國專攻水利，回國後進入政界，擔任過交通部次長、大連市市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晚年時他曾撰文批評錢昌照，認為資委會的主要負責人經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錢為此很不高興。宋子文下台後，錢昌照也提出辭呈，於1947年4月27日離開資源委員會。錢氏一走，行政院於5月10日下令停止與三峽工程有關的一切活動。
兩年多的調查資料和國內外的設計圖紙，成噸成堆，只好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裡面；派到美國實習兩年多的50名工程技術人員，回國後都被迫改行；至於那位著名的美國工程師薩凡奇，離開中國也難過得幾乎要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