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的童謠
歲月悠悠，1937年「七七」事變時，我還是一個剛能記事的5歲男孩。記得那之前的一天，父親拿來一張登著一幅漫畫的報紙給我看。漫畫上畫的是，一條兇猛的毒蛇張著血盆大口，正吞食一片很大的海棠葉。父親指著這幅漫畫對我解釋說：「這條毒蛇就是從東海那邊爬上來的日本侵略者，這海棠葉就是我們中國寬廣富饒的土地，日本強盜正在吞食我們的大好河山啊！」這幅令人驚駭、猛醒的漫畫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靈裏，78年過去，依然無法忘懷。
我的父親是上世紀20年代初畢業於山東濟南齊魯大學的一位外科醫生，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當時，他是山東齊魯大學附屬醫院的外科主任，醫術精湛，頗有名氣。1937年初，他被招聘到南京政府軍醫署開辦的外科軍醫訓練班擔任教官，培訓軍醫為抗戰作準備。我母親是北京人，父親走後，母親帶著我和10歲的姐姐、兩歲的妹妹也離開了山東濰縣的老家，坐火車到北京住在姥姥家裏。
我姥姥家在北京東城王府井大街西側，一個四合院，街對面是一座基督救世軍大樓，新中國成立後成為東城少年廳。如今它仍屹立在那裏。它的旁邊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的首都劇場。我姥姥家的四合院在八十年代被拆除。現在屹立在那裏的是王府井大飯店。
當年基督教救世軍大樓是王府井大街上唯一的樓房，十分醒目。「七七」事變前，救世軍大樓門前的人行道就成了愛國學生們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的場所。每當他們來宣傳時，住在王府井大街上和周邊胡同裏的居民就奔走相告，過路的行人也馬上駐足。男女老幼都圍聚上來，聽愛國學生慷慨激昂地作抗日救亡演講，看他們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跟著學生們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強盜滾出中國去！」等口號。
1937年7月7日那天十分悶熱，舅媽和媽媽做的晚飯照例是棒子面窩頭就鹹菜，這就是當時北平普通老百姓的飯食，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白面饅頭、烙餅。一家老老小小吃罷窩頭，在院子裏乘涼直到深夜。母親抱著小妹，拉著我回屋裏上炕睡覺。屋裏很悶熱，忽然，聽得遠處傳來「轟隆、轟隆」的聲響。大舅、二舅都起身到院子裏豎起耳朵傾聽。母親伴著妹妹已睡著了，我偷偷地溜下炕，也跑到院子裏聽動靜。大舅說：「該是哪裏鬧地震了吧？」正說著又轟隆隆地傳來一陣響聲。二舅當過兵，他說：「不像地震，像是大炮聲，從西南方傳來的。」
果然，7月8日淩晨，北平城外西南方傳來的炮聲一陣緊似一陣，震得窗戶紙都沙沙作響。二舅打開街門到大街上打聽究竟，左鄰右舍的人也都站在大街邊上議論著。不一會兒，一個片兒警匆匆忙忙地出現了，他告訴大家說：「日本鬼子在盧溝橋動手了，正在用大炮轟擊宛平城。」大家臉上都露出惶恐的神色。片兒警又說：「二十九軍也開火還擊了，打退了日本鬼子的進攻。」他要求各家各戶沒事兒不要上大街，更不要去南城西城，照看好老人孩子和婦女，把吃糧、飲水準備充足，以防萬一。
戰事在盧溝橋、宛平城一帶激烈地進行著。7月9日，王府井大街上又出現了許多愛國學生，挨家挨戶號召市民捐獻麻袋，緊急送往盧溝橋前線，修築工事使用，市民紛紛響應。大舅和舅媽到廚房裏把每年冬天蓋大白菜的四五條麻袋全拿出來交給了學生。在以後的十幾天裏，北京城裏的居民都行動起來，支援二十九軍抗戰。街坊們蒸饅頭、包子、窩頭，烙大餅，煮綠豆湯，買西瓜，送往前線給抗日官兵。姥姥、舅母和媽媽都不顧天氣炎熱，在廚房裏，從早到晚忙活著。我和姐姐、表姐就站在廚房門口給大人們唱童謠。至今我還記得有一首童謠是：「月亮月亮光光，芝麻大姐燒香，燒死日本軍閥，氣死日本天皇……」
二舅已經四十多歲，但還是報名參加了民夫擔架隊到宛平城前線去搶救傷員。一周後，二舅回家取幹糧，他眉飛色舞地說：「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組織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隊，深夜潛入日軍陣地，用大刀砍殺了好幾十個日本鬼子，還捉了一個活的回來呢。」還說，「日本鬼子抓了郊區的幾十個農民去給他們挖戰壕，在半路上，農民打死了押解的日本兵後跑得精光。」二舅說完這些好消息，又匆匆返回前線抬受傷的抗日官兵去了。一個多星期後，他衣衫襤褸，灰頭土臉地回到家裏來。一進門就坐在院子地上抱頭痛哭起來。大舅、姥姥連忙問他怎麼這般模樣，仗打得怎麼樣了？二舅邊哭邊說：「二十九軍傷亡很大，頂不住日本鬼子的大炮、坦克，上面命令撤退到保定去了，日本鬼子就要打進北平城來了！」聞聽此言，全家人都木雞般地呆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了北平城。那天，天空烏雲密佈，全城的老百姓都像有巨大的鉛塊壓在心頭。除有極少數賣國求榮的漢奸和一些地痞流氓及被逼迫的妓女，稀稀拉拉地站在王府井大街上，打著幾面紙糊的紅膏藥旗迎接日寇的到來，一座座四合院都門戶緊閉，一條條胡同裏沈寂無聲。二舅把臉貼在門縫上往外看，我也伸著小腦袋從門縫裏往外看。只見一個挎著戰刀的日本軍官騎在馬上，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中央，後面，跟著一大隊耀武揚威的鬼子兵，頭戴鋼盔，肩扛著插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槍，腳上的牛皮靴在街面上踩出哢嚓、哢嚓的聲響。
從此以後，北平城裏的老百姓就不得安生了。當時的情形就如老捨先生的小說《四世同堂》裏描述的一樣。日本侵略者為了奴化中國青少年，還命令在中小學裏必須開設日語課，這是十分惡毒的一招。為了不讓孩子當亡國奴，母親當機立斷帶著我逃離了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抗日戰爭的8年裏，我們母子在當時的大後方顛沛流離，輾轉在巴山蜀水、湘黔城鄉，歷盡千辛萬苦，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我才返回北平讀書，之後又走上革命道路。
如今，我已耄耋之年，回想兒時的經歷，那情景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