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為何拒絕「媚民」﹖
北宋中期﹐士大夫群體中逐漸興起了一股改革的呼聲。其中﹐王安石不僅受到當時士大夫集團的推崇﹐而且也因為自己的「經術以致用」觀念﹐獲得了宋神宗的信任。
近代以來﹐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市易､均輸等制度﹐因積極運用市場的方式﹐而被認為極具現代性。但坦率地講﹐將其變法簡單看成「管商之術」﹐或以現代經學理論去「格義」﹐都具有片面性。因為這都迴避了王安石改革背後有著深厚的儒家經學傳統支撐。
與司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提出了一個更具創新性的改革方案。他將當時存在於商業中的理財術主動納入國家體制的轉型中﹐要求政府學習商人的「長袖善舞」。而這一方式﹐向來被儒家治理傳統所排斥﹐如歷史上對桑弘羊的評價。而王安石將其拉到儒家的傳統中﹐並通過闡釋《周禮》﹐使其成了周公之法。他要用這種方式建構儒家的均平政治。青苗､均輸､市易等法打擊大富商對國家經濟秩序的破壞﹐努力解決谷賤傷農､谷貴亦傷農的局面﹔方田均稅法致力於稅賦在各個階層的均平﹐實際上打擊了富農﹔農田水利法直接鼓勵農業的生產﹔免役法本於去害農之募役﹐求役法之公平。總的來看﹐這個改革只是打擊了大富商﹐並沒有針對商業。
在新的語境中﹐王安石還創造性地轉化儒家思想資源﹐為變法尋求根據。他重新解讀儒家的民本觀念﹐發展了新民本主義﹐其核心在於實現均平政治﹐首要是恤農﹐興修水利﹐開墾農田。仁民要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一提仁民﹐便是減稅。一些地方官員通過減稅為自己撈得好的官譽﹐但國家花費不足時﹐又加倍盤剝。這是媚民﹐不是仁民﹐最終依然是害民之政。他提倡賢能政治﹐重視培養法律､軍事等專門人才﹐獎用功實﹐鼓勵官員的敢於作為。希望通過一個高效､廉潔､奉法的政府來實踐德政理念。不難看出﹐德政是王安石念茲在茲的問題﹐他的抉擇帶有鮮明的儒家特質。
王安石的這套經濟改革方案並沒有為司馬光等人所接受﹐他們堅持理財只是「小人之事」。理財是必要的﹐但根本要靠節約。司馬光論証說財富總體是相對穩定的﹐不在民則在官。他批評王安石只不過是變著法斂財罷了。很多人可能會傾向認為司馬光的政策有一種自由經濟的傾向﹐即主張政府越少干預經濟越好。這其實也是一種不恰當的「格義」。司馬光沒有看到市場的價值﹐更不會去為它辯護。以古代思想的脈絡而言﹐司馬光的主張其實是一種傳統的民本觀念。它也是一種德政理念﹐有著強大的傳統﹐只是無力面對當時社會分配不均､農民得不到體恤的狀況。
圍繞這場經濟改革﹐各方的爭論極其激烈。每個人都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持或者反對﹐後來甚至與人品和學問直接掛上了鉤。劉彝是胡瑗的弟子﹐因晚年為王安石所用﹐便被評為「晚節為可惜也」。無形中﹐黨派風氣對每個人都構成了壓力。人們太過於關注經濟改革的內容﹐以至於忘記了在其他方面﹐如教育､典禮等方面的改革。事實上﹐在這些地方﹐士大夫集團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識﹐如程頤､朱熹一直都是王安石廟制改革的支持者。此為北宋士大夫風氣的一大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今天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社會急速轉型的時期﹐相比於王安石的實踐﹐面臨著更為複雜的處境和更加多元的思想資源。但在「德政何以可能」的問題上﹐我們依然要作一個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