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生為奴的恭親王奕訢
晚清的政府猶如是滿目瘡痍的病人﹐總是病怏怏的﹐無論跟誰開戰結果都只有一個就是戰敗賠款。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大廈將傾的政權還是苦苦支撐了幾十年﹐甚至這期間還出現了「同光中興」﹐一度讓當時的人們見到了恢復天朝上國的曙光。而在風雨飄搖中背後苦苦支撐大清朝這艘輪船的人就是大清的王爺恭親王奕訢。
恭親王奕訢﹐人稱「鬼子六」﹐道光皇帝第六子﹐咸豐皇帝的弟弟﹐雖與天子之位擦肩而過﹐但卻位極人臣。實際執掌清朝政權數十年﹐自咸豐至光緒．歷經三朝﹐其間所有重大事件﹐幾乎都和這位王爺有關。關於他為什麼與皇位擦身而過說法眾多﹐此一說以為道光本意在擇立奕訢﹐後因其事外洩﹐始改立奕詝。另據《清官遺聞》所述﹐道光確實想立奕訢﹐但最後之變化系由於奕詝之師傅教導得當﹐故而終於影響到道光的決心。
一日﹐舉棋不定的道光帝決定召奕訢與奕詝人對﹐以便定儲。二人皆向師傅求教。奕訢師傅卓秉恬教奕訢對道光所詢之事均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奕詝的師傅杜受田則知奕詝之才學不如奕訢﹐若陳議時政﹐必定屈居下風﹔因此他授機奕詝﹐如果道光帝自言老病﹐將不久於人世﹐即當伏地流涕﹐以表仁孝。奕詝如教行事﹐果得道光歡心﹐因此得立為嗣。不管是哪種說法﹐其實都沒有記載都是後人的傳說而已。
如果從道光這個人的性格上來分析﹐道光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皇帝﹐也許在他心裡很清楚﹐《南京條約》是在他的手裡簽訂的﹐現在的大清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讓頗有才幹的奕訢登基﹐很有可能會推翻自己之前的一些政策﹐甚至會因為鴉片戰爭這個污點而對先父的功績不置可否。相反地他看到奕詝十分孝順﹐加之奕詝沒有奕訢那麼殺伐決斷﹐說不定在日後對自己執政期間的功績會大家讚揚。當然這些只是本文的一些推論﹐從皇帝這個歷史地位上來說﹐他應該也顧慮到後宮干政﹐奕詝的母親孝全皇后已經去世了﹐而奕訢的母親靜妃還在﹐一旦奕訢登基﹐而當時奕訢的年紀也不大﹐後宮干政的事情就極有可能發生了。
無論是何原因﹐總之恭親王奕訢就這樣跟皇位失之交臂。但是他老爸道光還算對得起他﹐在遺詔上不但寫了奕詝繼承皇位﹐也寫了要封奕訢為親王。可是道光卻忽略了一點﹐千年老二是最不好當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說是權臣但也是最招人恨的。首先恨他的就是咸豐﹐當咸豐看到詔書的時候﹐心裡非常不爽﹐封奕訢為親王的幾個字就像是在告訴咸豐﹕「要不是你﹐奕訢就是皇帝！」換做任何人都會不高興﹐何況這個位置還是全天下獨一無二的皇位呢。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道光親自把恭親王放在了咸豐的枕頭旁邊﹐而恭親王偏偏本身又是一個會「打呼嚕」的﹐這又怎麼可能不起矛盾呢。其次還有像肅順這樣的人也恨奕訢﹐無緣無故的他就成了二把手﹐擋住了別人的機會﹐雖然當時都說恭親王有多麼聰明賢德﹐但是他當時畢竟還是年輕﹐初涉政壇還不是很有建樹﹐因此就招來了那些想出頭的人的恨意。
恨歸恨﹐說到底這是先皇遺詔﹐恭親王還是得冊封。奕詝即位後﹐19歲的奕訢受封為恭親王﹐恩遇超過其他諸王。1852年﹐奕訢受命在內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由揚州進入安徽﹐殺人河南﹐直逼直隸。咸豐帝打破親王不能任軍機大臣的祖制﹐任命奕訢為軍機大臣上行走。奕訢在鎮壓太平軍北伐期間參贊軍務﹐夙夜勤勞﹐用人得當﹐佈防及時﹐為挽救清朝立了大功。但在平息太平軍北伐之後﹐奕訢開始功震朝野﹐呼聲越來越高﹐咸豐本是個資質平庸的人﹐而奕訢卻偏偏是個能力超凡﹐又一心想要做一番事業的人。所以在咸豐看來﹐自己的聲威有被弟弟超過的危險﹐這是決不允許的。
大凡專制制度下﹐所需要的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屬下比上司優越﹐臣子比帝王優越往往是沒有好下場的。就在奕訢的母親去世後﹐奕訢想給自己的母親要一個皇太后的溢號﹐據說這也是奕訢母親生前最大的願望。但是給了溢號就意味著﹐承認咸豐和奕訢的地位對等﹐這其實並不改變什麼﹐但是這卻是咸豐不能允許的。所以咸豐死活不肯給奕訢母親皇太后的諡號﹐最後奕訢苦苦哀求﹐咸豐帝勉強給了個諡號﹐但是安葬的規格和禮儀都有所下降﹐也因為此﹐咸豐和奕訢的矛盾徹底爆發了。奕訢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低谷﹐在平息太平軍北伐之後﹐咸豐帝就藉口奕訢在其母喪期間為母爭封﹐禮儀失當﹐於1855年罷免了奕訢的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統等要職﹐命仍在內廷行走﹐奕訢一下子成了閒散宗室。
太平天國起義以後﹐英法美等列強不滿從《南京條約》已獲得的侵略權益﹐它們提出「修約」要求﹐迫使清朝開放更多的口岸﹐允許西方傳教士傳教﹐鴉片貿易合法化等等。1858年﹐英法聯軍逼抵天津﹐清朝政府代表桂良(奕訢的岳父)與英法簽訂了《天津條約》。消息傳到北京﹐已恢復都統職務的奕訢堅決反對開放長江口岸﹐並提出備戰以防。英法聯軍於1860年8月又逼近天津。9月18日﹐咸豐帝親信怡親王載垣等人拘留了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等26名和法國人13名。侵略聯軍抓住把柄﹐加快向北京進攻。9月21日﹐清軍在八里橋戰敗﹐咸豐帝逃往熱河命奕祈留京議和。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奕訢﹐深知在大兵壓境的情形下﹐主持撫局並非易事。在敵兵槍炮威脅之下﹐奕訢代表清朝簽訂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俄國在中國與英法談判僵持時以「調停」勸和的面目出現﹐不戰而奪取了烏蘇里江以東大片的中國土地。簽約後﹐奕訢上奏在承德避暑山莊的咸豐帝﹐以英法聯軍兩度焚掠圓明園而未能加以保護及原議條約非但未能刪減﹐反而增添了賠款等項內容之故﹐引咎自請議處。咸豐帝下諭﹐以奕訢在萬難之中辦理撫局﹐實屬不易﹐免究其罪。奕訢作為談判者和簽約者﹐對侵略者的驕橫傲慢忍氣吞聲而無可奈何。這次屈辱﹐使年輕的恭親王大受刺激﹐他立志走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自強的道路﹐這為他後來成為洋務改革的首領奠定了基礎。
咸豐十年(1860)﹐奕訢建議並創辦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機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同外國交涉事務。奕訢和桂良､文祥任總理事務大臣。憑藉總理衙門這一機構﹐奕訢最初掌握清朝外交大權﹐以後又逐漸經管通商､關稅等事務﹐把握了清廷的財稅大權。而在此時﹐以肅順､載垣等在熱河行宮隨駕的一班近臣組成了另一個權利中心﹐掌握著清廷的最高權力。北京和熱河兩個集團明爭暗鬥﹐矛盾也越來越尖銳。但是此時的咸豐已經沒精力平衡手下的勢力了﹐因為他的身體在熱河的每日鶯鶯燕燕之下已經病痛纏身﹐就如同他現在掌管的大清國一樣。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久病不治的咸豐帝死於承德﹐臨終前留下遺言立葉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繼承皇位﹐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而掌握外交大權的奕訢被排斥在贊襄政務大臣之外。而對於當時咸豐的皇后和懿貴妃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后﹐他僅僅給了一個「蓋章」的權利。咸豐自以為安排的不錯﹐滿意的駕鶴西去了﹐殊不知﹐一場政變已經在醞釀之中。
葉赫那拉氏懿貴妃﹐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后﹐權力慾望非常大﹐咸豐在世時﹐就常常代替咸豐批閱奏章﹐對朝廷內外的情況了如指掌。而八大臣並不滿意慈禧干政﹐甚至肅順還曾經建議咸豐傚法漢武帝殺勾弋夫人那樣對待慈禧﹐這使得慈禧和肅順日益針鋒相對起來。而遠在熱河的慈禧即使拉攏了慈安太后﹐也都是孤兒寡母好無實權﹐於是她們想到了北京的恭親王﹐想跟恭親王合作﹐共同發動政變﹐最後各取所需﹐兩宮太垂簾﹐恭親王為議政王。
慈禧假意懲罰自己身邊的貼身太監安德海﹐實則是讓他去給北京的恭親王通風報信。恭親王得知兩宮太后的旨意後﹐得到了事成之後授予他議政王的承諾﹐開始籌謀一場改變歷史的風雲計劃。1861年10月﹐奕訢經多次申請﹐才得以以「奔喪」的名義趕到熱河。在大行皇帝的靈前一番哭祭之後﹐他謁見了兩宮太后﹐和兩宮太后密謀了許久﹐最後決議在北京發動政變。回到北京後﹐奕訢籠絡駐紮在京､津一帶掌握兵權的兵部侍郎勝保﹐作好了發動政變的一切準備。等到1861年11月1日慈禧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奕訢手捧蓋有玉璽和先帝兩枚印章的聖旨﹐宣佈解除了肅順等人的職務﹐當場逮捕了載垣､端華﹔又命令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職查辦﹐嚴加看管。並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雲逮捕了護送梓宮回京的肅順。此次宮廷政變後﹐奕訢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內務府大臣﹐兼領神機營﹐並享受親王雙奉﹐在此後的五年間﹐內外大權集於一身的奕訢﹐以其議政王的崇高地位﹐達到了一生政治生涯的頂峰。
總理衙門建立後﹐成為重要的權力機關﹐並逐漸成為與軍機處平行的軍國大政決策和執行機構。總理衙門大臣由軍機大臣奕訢兼任﹐無疑增大了這個機關的權限。總理衙門起初是專門的外交機構﹐後來又經管通商､海防､關稅等許多事項﹐後來連建築鐵路､礦山､輪船､軍火等也都歸它管轄。設立總署使「洋務」一詞由單純的「外交事務」延伸成近代中國引進先進技術､貿易､改良等多重含義的訢詞。
1864年﹐總理衙門效仿外國外交機構﹐按地理區域及工作性質分為若干股﹐相當於今日外交部﹐自60年代起﹐在奕訢的主持下﹐清朝與歐美主要國家建立了商務和外交關係。光緒二年﹐因處理馬嘉理事件﹐奕訢力排眾議派出了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常駐倫敦。郭嵩燾提出在各國主要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的建議﹐得到了奕訢及其主持下的總理衙門的支持。光緒四年﹐中國第一個領事館在訢加坡設立。隨後﹐美國舊金山､日本橫濱和神戶等華僑聚居地﹐也先後設立了領事館﹐奕訢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三十年﹐使中國開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是中國近代外交事業當之無愧的開拓者與奠基人。
奕訢對大清的貢獻遠遠不止他經辦的外交事務。他還主張開辦近代教育﹐引進西方技術﹐開辦近代企業､走自強之路﹐收回失去的國權。自強､練兵､製器及禦侮結合在一起﹐是奕訢洋務思想的完整體現。以後洋務運動以其為總方針﹐從同治四年(1865)開始﹐大規模興建近代軍事工業。至光緒十三年(1887)以奕祈為首﹐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大員為骨幹的洋務派先後建立了近代軍事工業二十餘家､分佈十二個省區。
奕訢提出學習製造與學習西方科學結合起來﹐在他看來前者乃權宜之策﹐後者則是長遠之謀﹐他提出了不以學習洋人為恥﹐並超而上之的興學育人的主張。自1861年起。奕訢在南方開放城市物色教員﹐到北京教一些選拔出來的貴族少年學習外語。1862年﹐第一個不同於封建八股教育的同文館成立﹐這裡起初只是一個外語學校﹐到後來陸續增設了天文､數學､化學､國際法﹐生理､物理﹐外國歷史､地理等多門課程﹐成為當時第一所具有象徵意義的綜合性學校。作為近代教育的倡導者﹐奕訢多次奏請各省將軍及督撫在各地開辦新式學堂。培養一批專門人才﹐促進了洋務運動中軍用､民用工業的發展。
晚清出現過「同治中興」的短期興旺﹐與恭親王奕訢所倡導的洋務改革運動是分不開的。可惜的是這種改革忽賂了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沒有引進西方近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沒有從根本上改革中國﹐洋務運動的局限性是十分強烈的。這些局限性其中就來源於當權者﹐也就是慈禧太后。
洋務運動初期的時候﹐慈禧太后是十分支持的﹐甚至還親自下旨去斥責那些保守的反對派﹐但是如果恭親王的權力觸動到了慈禧太后的底線﹐那麼恭親王背後的洋務運動也就同樣成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受害者」了。慈禧太后可不是想僅僅要個「垂簾聽政」的名﹐她還要實實在在的權力。所以即使她再仰仗奕訢﹐都對他有所防範。為了拉攏住奕訢﹐當然也可以理解為為了牽制住奕訢﹐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1862.1.8)﹐兩宮太后宣佈將恭親王長女撫養於宮中﹐晉為固倫公主。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宮所生嫡女才可封固倫公主﹐其他妃嬪所生之女只能稱為和碩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兒經由正宮皇后撫養的﹐在出嫁時也只能享受和碩公主的待遇﹔親王的女兒則只能封為郡主。奕訢本人並非皇帝﹐即使其女兒由兩宮太后撫養﹐也只能封為和碩公主。而恭親王的長女卻被封為固倫公主﹐這對恭親王來說既是禮遇﹐又是一種牽制﹐從此以後﹐這個無辜的小姑娘就開始自己漫長的如同人質一般的宮廷生活。
隨著聲望的日益隆升﹐奕訢越發不把兩宮太后放在眼裡﹐比如﹐每次入宮議政﹐太監給太后和皇上獻茶時﹐慈禧必命也給奕訢獻茶。有一天﹐詔對頗久﹐慈禧忘了命太監給奕訢獻茶﹐結果﹐奕訢一時忘形﹐逕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飲﹐但馬上意識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處。奕訢此舉﹐在慈禧眼裡﹐無疑是目無皇上､目無太后的放肆之舉。再如﹐奕訢在與太后議政時﹐有時佯裝沒有聽到﹐請太后重述一遍。每與太后有不同意見時﹐則高聲抗辯。還有兩宮太后召見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無論是誰﹐不經總管太監傳旨﹐不得逕入。而奕訢往往不經太監傳旨就徑直入內。
親王執掌內廷外朝大權﹐外省督撫盡用漢人﹐滿人所佔比例日益減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國十名總督﹐除湖廣總督官文一人外﹐其餘九人都為漢人﹔至於十五省巡撫﹐均為清一色漢人。且九名總督中﹐湖南人佔有五名﹐即直隸總督劉長佑､兩江總督曾國藩､雲貴總督勞崇光､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岳斌。各省巡撫中﹐湘淮軍將領也佔大半。對慈禧來說﹐更令她憂慮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漢族大員﹐卻對奕訢感恩戴德﹐過從甚密﹐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萬一他要倣傚肅順豈不易如反掌？慈禧對恭親王與洋人打得火熱也極為反感﹐認為他是挾洋自重﹐以便攬權。為此﹐慈禧決意尋找機會打擊恭親王﹐她要讓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親王在內﹐都不過是她驅使的臣僕﹐都必須向她效忠。
1865年﹐距離慈禧與恭親王戮力同心﹐一舉粉碎以肅順為核心的顧命大臣集團﹐僅僅四個年頭。這年3月31日﹐翰林院編修兼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上了一道奏摺﹐指控恭親王奕訢攬權納賄､徇私驕盈。蔡壽祺此時的官職﹐類似大清中央辦公廳的中級幹部﹐兼國家通訊社的高級記者﹐有撰寫「內參」的權力。中國官場上﹐筆桿子從來就是投槍與匕首﹐有時甚至比槍桿子還管用。但蔡壽祺居然敢炮轟當朝總理﹐顯然事情遠遠沒有表面那麼簡單。
蔡壽祺不管出於什麼目的﹐反正是讓慈禧撿到理由了。慈禧避開軍機處﹐單獨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說﹕「議政王植黨擅權﹐漸漸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議政王的罪！」最後下令周祖培和倭仁一起審理此案﹐可還不等案子查明白﹐慈禧就下令將恭親王「雙開」﹐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
這一聲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場在省過神來之後﹐立即反彈﹐無論王公勛戚﹐還是文武百官﹐紛紛請願﹐強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總理恭親王。各方博弈了一個多月﹐恭親王終於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無以自容﹐做了違心的自我檢討﹐深挖思想根源﹐靈魂深處大鬧革命﹐慈禧則收回成命﹐歸還了這位前政治盟友的幾乎所有烏紗帽﹐但依然去除了議政王的頭銜。
4月18日﹐風波還在進行當中﹐《紐約時報》(NewYorkTimes)的駐華記者就發出了報導﹐將其稱之為一場「革命」﹐認為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詳細介紹了風波過程後﹐《紐約時報》發出疑問﹕在恭親王的治理下﹐統治中國的這個少數民族政權保持了穩定﹐贏得了持續發展和國際信任﹐內政外交方面日漸理順﹐如今風雲突變﹐「新朝代的黎明是否會蒙上朝臣內訌和內政紛爭的陰霾呢？」
在這之後的恭親王﹐開始學乖了﹐也放下了傲慢的架子。他已經不敢小看自己這位嫂子了﹐慈禧太后處理朝政的能力在逐漸提升﹐在朝中的根基也越來越穩﹐而自己又一次處在了風口浪尖上﹐重新坐上這把千年的「二把手」椅子﹐奕訢已經缺少了以前的意氣風發﹐開始學著揣摩上意了。但是﹐由於恭親王的權勢低落﹐總理衙門和洋務運動也受到了影響﹐行事更加謹慎﹐慈禧對此也不斷的打壓和限制﹐清王朝好不容易迎來的光明卻又因此暗淡了下去。
1884年5月2日﹐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發表了一篇震撼性的報導﹕「中國前總理恭親王自殺身亡」。這篇報導回顧了這位中國總理「兩起三落」的政治生涯﹐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並且拿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HenrySeward)來做陪襯。這篇長達近千單詞的報導﹐代表了當時美國及國際社會對恭親王的主流評價﹐但其核心內容卻大擺烏龍。52歲的恭親王還好好地活著﹐在他那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的王府中﹐盪起雙槳﹐推開波濤﹐看著陽光灑在湖面上。可是﹐對於此時的恭親王來說﹐哀莫大於心死﹐在20多天前的4月8日﹐他被判處了政治上的死刑。
引發恭親王下崗的直接導火線﹐是日講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摺﹐從題目就能看出其鮮明的立場﹕《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此時﹐中法戰爭已經爆發﹐清軍在越南北圻喪師失地﹐朝野震驚。盛昱奏摺中的攻擊目標是軍機大臣兼吏部尚書」李鴻藻﹐正是他推薦任命了前敵將領﹐但是恭親王作為首席軍機大臣﹐不能不承擔領導責任。盛昱的本意﹐在於敲打敲打軍機處﹐推動善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但是﹐5天後﹐慈禧太后的批覆令眾人大吃一驚﹐軍機處全體下崗。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沒有召見軍機大臣﹐而只是召見了軍機處的領班軍機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擬定了聖旨﹐指責恭親王等軍機大臣「委蛇保榮」﹐地位越來越高﹐卻越來越不思進取。處理結果是﹐恭親王奕訢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景廉降二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佈組建由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侍郎孫毓汶組成的新的軍機處﹐隨後又宣佈「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至此﹐以醇親王奕譞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組成。
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樞」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搶班奪權的「疑似政變」﹐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反動」勢力向以恭親王為首的改革派們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戰爭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親王的權力﹐至於李鴻藻等人則成了陪襯而已。
「甲申易樞」當然有極為濃厚的權爭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奪權」之外﹐恭親王也的確對此束手無策。8年前(1876)恭親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後﹐慈禧太后將同治皇帝的老師李鴻藻安插進了總理衙門。李鴻藻是倭仁一類的人物﹐能唱出調門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幹事﹐只管挑刺﹐做監工。毫無疑問﹐這種組織措施上的「摻沙子」﹐就是為了防止恭親王在這個幾乎等於「國務院」的衙門中尾大不掉。曾經團結一心的總理衙門﹐從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維持著一團和睦。
在這之後﹐無論軍事､經濟､人才建設等任何改革﹐都無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橫炮的､使絆子的﹐弄得恭親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離職﹐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癒後返回工作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對峙。以李鴻藻等為首的「清議派」高喊主戰﹐實際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們的背後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這位王爺此時也政治春情萌發﹐希望能貢獻力量了。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則認為此時最好還是避免戰爭﹐以外交手段為主﹐韜光養晦﹐夾緊尾巴﹐先把國內建設搞上去﹐厚殖國力。
了解家底的恭親王是傾向於韜光養晦的﹐但卻架不住主戰派的道德攻勢﹐十分為難。同樣的﹐作為最後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為難､上下搖擺。顯然﹐無論戰還是和都有風險﹐而無論出現任何風險﹐其責任當然不能由太后來承擔﹐恭親王就是那個註定要做「檢討」的冤大頭﹐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詞」。而在「戰無可勝」的情況下﹐本就不主張冒險一戰的恭親王﹐選擇以婆婆媽媽的瑣屑來主動獲咎﹐是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個最合適的台階。
雖然慈禧沒有批准恭親王請辭﹐但是不代表慈禧放過了恭親王﹐而是希望以一種懲治的姿態處置他﹐這樣一來﹐恭親王不但被奪去了一切權力﹐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望﹐想再像以前那樣翻身就很難了。盛昱彈劾軍機處的奏摺﹐被慈禧太后足足壓了5天。收到奏摺的次日﹐正是清明節﹐慈禧太后將恭親王打發出京﹐隨後多次秘密召見光緒的生父醇親王﹐確定了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之後﹐就導演了這場「甲申易樞」的劇目﹐恭親王終究擺脫不了一生為奴的命運。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爭失敗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在中國的戰爭史上可以算上是奇恥大辱﹐因為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後﹐清朝北洋水師的規模和實力已經堪稱亞洲第一﹐卻輸給了在人力､物力都遠遠少於我們的日本。不管甲午戰爭的失敗原因究竟是什麼﹐有一點是很顯然的﹐就是恭親王苦苦支撐了多年的洋務運動確實是失敗了﹐他沒有扭轉大清朝的頹勢﹐此時的大清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
光緒二十年﹐甲午戰敗之後﹐因朝中親貴大臣一再薦舉﹐以致慈禧不得不勉強再任命他為領軍機的重臣﹐但他在此時一則由於年已老耄﹐二則亦久已洞悉慈禧的攬權私心﹐所以他的態度也變得模稜圓滑﹐凡事委蛇因循﹐以致朝野上下都對他失望之極。但面對慈禧已根深蒂固的專制權威﹐頑固自私的思想﹐奕訢除順命外也別無他法。
光緒二十四年﹐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康梁發動了以改良立憲為主要內容的戊戌運動。奕訢從大清皇帝立場出發﹐對康梁等人的立憲主張極力反對﹐與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站到了同一陣營中。事實上﹐在甲午戰後三年時間裡﹐奕訢領導的政府雖然沒有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實事求是地說﹐奕訢和他的政府對於那些必須進行改革的新舉措還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同意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創設特科以廣收人才﹐同意榮祿的建議增練新軍以固國本﹐開設武科以培養新式軍官等。即便對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雖然朝野上下要求嚴厲查封﹐但奕訢的處理則比較低調﹐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青年一代愛國熱情。
青年一代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奕訢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訢再年輕些﹐按照他過去的思想傾向﹐他一定會全力支持這些年輕志士。不過奕訢的生命畢竟已進入最後歲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對康有為激進主義改革方案完全贊同。他似乎已意識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為的方案進行改革﹐那麼很可能意味著清朝歷史的終結。
1898年進入五月以後﹐恭親王的病情就越發嚴重﹐也許他此時也看到了﹐就像他已經體力不支的身體一樣﹐大清也已經不是他能挽救的了的了。作為大清王朝為數不多的清醒者﹐恭親王不會不明白﹐改革首先需要的並不是他的個人能力﹐而是圓滑的生存之道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不管他的主觀意願如何﹐正所謂形勢比人強﹐面對「勢禁形格」的無奈現實﹐他能做到的只是儘量延長帝國的壽命﹐卻決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帝國的命運。
1898年5月29日﹐農曆四月初十。大清國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長期擔任大清「總理」並受封為世襲罔替恭親王爵位的愛新覺羅·奕訢病逝在恭王府﹐享年65歲。他去世後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就親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對恭親王的一生功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賜諡號為「忠」﹐配享太廟､入京師賢良寺。慈禧太后還下令輟朝加兩日﹐即中央的喪假從3天改為5天﹐同時皇帝素服十五日﹐這是人臣罕見的哀榮。
美國傳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Holcombe﹐1844~1912)曾評價奕訢作為所謂的「防禦外交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著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 …實際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是政府政策制訂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但是﹐即便如此又能如何？恭親王奕訢始終擺脫不了自己「一生為奴」的詛咒﹐即使他再富有才華﹐再有才幹﹐還是會因為功蓋蓋住而被多次打壓。一聲都鬱郁不得志﹐甚至在死後數十年裡﹐人們對他的了解也僅僅是「鬼子六」這三個字而已。提起晚清的洋務運動﹐可能大多數人知曉的都是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這些人﹐殊不知﹐如果沒有這個大清王爺在背後苦苦支撐﹐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如此順利的登上歷史舞台﹐也不可能成為影響晚清的重量人物。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區什剎海前海西街17號的恭王府花園常常迎來四面八方的客人﹐而這些人﹐只知道這座院子裡住過的大貪官和珅﹐卻忘記了他已經是「恭王府」。一生為奴的他是悲劇的﹐雖然滿腹才華卻生錯了年代。雖然奕訢仍舊跳不出大清帝國的圈子﹐但是毫不誇張的說﹐沒有奕訢﹐清政府至少要早滅亡二十年。逝者已矣﹐千秋功過後人評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