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警衛營長憶西安事變捉蔣過程
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團結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親歷西安事變》中﹐當年親身經歷過西安事變的原東北軍､西北軍有關人員呂正操､趙壽山､孫銘九等﹐以及楊虎城女兒､楊虎城衛士､蔣介石侍從秘書蕭贊育等通過回憶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變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揭秘了西安事變的內幕﹐從不同的側面真實還原了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
趙壽山將軍曾是楊虎城領導下的十七路軍的一名高級將領﹐也是西安事變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之一。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蔣介石的軍事體系中屬於所謂的雜牌﹐歷年來受盡了蔣介石的壓迫與歧視﹔在「剿共」戰役中又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削弱。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餘威﹐把他的嫡系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準備入陜﹐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12月4日﹐蔣介石攜張學良由洛陽到西安﹐向張學良､楊虎城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後的抉擇﹕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陜北前線﹐在其嫡系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一個是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陜甘讓給其嫡系部隊。
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學良､楊虎城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替蔣介石打內戰﹐也不願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為蔣介石所消滅。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後爭取蔣介石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學良､楊虎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幹」的決心。
當時西安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都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的抗日愛國教育﹐有力地激發了學生們的愛國覺悟和革命熱情。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一週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的特務警察竟開槍打傷了遊行的小學生﹐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群眾當即決定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願。
蔣介石聞訊後令張學良嚴行鎮壓﹐「格殺勿論」。張學良急忙趕往十里鋪勸說學生回去﹐學生們群情激憤地向張學良請願﹐張學良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更加堅定了逼蔣抗日的決心﹐他當場對遊行的群眾說﹕「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鎗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覆你們。」言至此﹐聲淚俱下。結果﹐不到3天﹐張學良､楊虎城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我在十七路軍的時間比較久﹐知道楊虎城將軍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他與共產黨發生聯繫是很早的。他和蔣介石之間一向有矛盾﹐更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學習一年後回到陜西﹐先後和楊虎城談過好幾次﹐我著重向楊虎城陳述了當前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各種事實﹐同時也談到我在平､津和濟南與宋哲元､韓復矩見過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徹底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腐敗透頂﹐人們怨聲載道的情況。楊虎城注意地聽我說﹐還不時點頭。我知道楊虎城與中共早有聯繫﹐就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可否派得力的人員﹐與紅軍進一步加強聯繫﹐以便將來共同抗日。楊虎城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們要慎重考慮。
在最後一次和楊虎城談話中﹐我看情況甚緊﹐便提出﹕「是否可以考慮﹐蔣介石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楊虎城聽了顯得有些驚異﹐望著我說﹕「天大的事﹐我們敢幹？」我說﹕「只要你把當年打李貞的精神拿出來(李貞是蒲城縣的大惡霸﹐楊虎城在青年時把李貞擊斃)﹐就敢幹！」楊虎城看起來不反對我的意見﹐但他卻以深沉而又帶責備的態度對我說﹕「你這些話只能對我說﹐絕對不能對其他任何人講。」。
1936年12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已商定準備扣蔣﹐並作了適當的分工﹐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11日晚9時許﹐楊虎城派車接我到他的住所﹐楊虎城對我說﹕「今晚要行動。」命我任西安方面軍事總指揮。
12月12日早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鐘﹐已將大部分蔣軍解除武裝。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張學良聽我報告以前﹐曾接到劉多荃的電話報告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張學良即要臨潼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學良問找到蔣介石沒有﹐白鳳翔說還沒有﹐張學良即命令白﹕「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張學良打完電話後與楊虎城出室外散步﹐他們走到假山上站住談話﹐情緒緊張﹐心情都有些不安。張學良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後﹐採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楊虎城低頭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當他們回到室內時﹐即有電話來﹐報告蔣介石已經抓到。張學良､楊虎城聽了憂慮頓失。9時許﹐蔣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南京政府在西安的軍政大員在蔣介石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來。
張學良､楊虎城在蔣介石被扣以後﹐立即向國內發出了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通電﹐並打電報給陜北中共中央﹐請他們馬上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12月17日﹐黨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代表團到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協商並一起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進行了談判。經過談判﹐蔣介石被迫接受了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張､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張學良並親自把蔣介石送到南京﹐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後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並積極調派軍隊向陜西推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戰﹐相持不下。這時漢奸､特務和別有用心的人在兩軍內部進行挑撥﹐破壞團結。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槍殺了元老派軍長王以哲後﹐東北軍內部發生分裂。十七路軍方面﹐馮欽哉部和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叛變投蔣。1937年5月5日﹐蔣介石批準楊虎城將軍辭去本兼各職﹐楊虎城被迫出國。十七路軍其餘部隊被改編為38軍﹐此後﹐蔣介石進一步採取「金錢收買」､「擴編利誘」以及「分割使用､戰場消滅」等手段對付十七路軍。
現年91歲高齡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變時任楊虎城的衛士﹐他的回憶首次披露了西安事變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王志屏﹐祖籍陜西省蘭田縣人﹐與楊虎城同屬三秦老鄉。1935年7月﹐他參加了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教導營﹐當了幾天普通士兵後﹐就被調任教導營勤務班任班長。1936年初﹐又被選調到楊虎城的衛士隊﹐負責楊虎城公館周邊的保衛警戒工作。
王志屏回憶說﹐在「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樓內負責守衛﹐當時突然停電了﹐我剛想問是怎麼回事時﹐楊虎城的隨從副官王華亭趕緊上前制止﹐不讓管這事兒。然後衛士隊進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樓的樓後進行守衛。
12日早晨﹐我和衛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將來新城大樓﹐我們被命令守衛在新城大樓門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門口﹐我站立在偏門口。原以為客人要從正門進﹐誰知來客卻走了偏門﹐當時一見到那個重要客人﹐我的心裡就咯登了一下﹐為啥呢？因為客人正是蔣介石﹐當時他穿著長袍﹐腳上沒穿襪子﹐光著頭﹐也沒戴帽子。他的身邊還有幾名衛兵緊緊跟隨﹐看到他走來﹐我下意識地敬了一個軍禮﹐只聽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話因為說得小聲﹐自己沒聽清楚﹐可能是「不要緊」﹐也可能是「不要敬禮」。後來才知道﹐他是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起來的。
事變當天上午﹐張學良走進了新城大樓﹐當時我就在門口站崗。我戴的有槍套﹐可沒有把槍放在槍套裡﹐而是插在腰間皮帶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時﹐張學良還拍拍我的肩膀﹐告誡我說﹕「把槍裝進槍套裡﹐不要別在胸前﹐你們給委員長送東西時﹐委員長把你們的槍拔去自殺了怎麼辦？」我趕緊按張學良的命令﹐把槍裝進槍套中。緊接著房間裡就傳來張學良和蔣介石的爭執聲。
先是張學良叫了聲委員長﹐接著是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的聲音說(好像趕緊遞上了一張紙)﹐這是八項政治主張﹐只要委員長在上面簽了字﹐就還是我的委員長。蔣介石拍起了桌子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就是蔣介石指示的結果。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聞言很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時棄守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接著就是兩人爭吵﹐聲音越吵越高。
在新城大樓被扣押兩天後﹐蔣介石就被轉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館﹐當時張學良也住在高公館內﹐負責看押蔣介石的人輪換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朱子明﹐另一個就是上官克勤。一次﹐蔣介石叫衛兵朱子明說﹕「想以私人關係借兩毛錢﹐買點糖吃。」朱子明就讓我去拿﹐我找到王華亭副官說明情況﹐從大廚房裡拿來了一包糖﹐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蔣介石面前時﹐他卻堅決不用﹐說借兩毛錢是私人感情﹐決不想沾張學良和楊虎城軍營裡面的公用物品。我們退出來將情況反映給王華亭。王華亭說﹕「你們也真笨﹐找點紙﹐包一點糖﹐就說是用兩毛錢買的不就行啦。」我們依言照辦﹐蔣介石果然沒再推辭﹐將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雙十二事變」之前﹐十七路軍裡就有許多共產黨員﹐楊虎城雖為國民黨軍隊的將領﹐卻一直與共產黨員交往密切。在我見到的人中﹐就有宋綺雲､孫蔚如等共產黨的幹部。我在看押蔣介石期間﹐還見到了周恩來。當時我奉命警戒﹐來了一輛小臥車﹐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頭戴禮帽﹐身穿長袍﹐另一個全副武裝﹐腰挎短槍﹐手拿公文包﹐像是隨從副官﹐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接過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來。我立即將名片交給升娃(楊虎城的勤務兵楊鴻升)﹐隨即楊虎城親自出來迎接了周恩來。
蕭贊育時為蔣介石侍從秘書﹐他從一個側面回憶了自己親歷的西安事變。
1934年春﹐蔣介石秘書鄧雪冰(文儀)來信﹐要我在南昌行營政訓處副處長及侍從室侍從秘書二者中作一抉擇﹐以便報請蔣介石任命。我考慮後決定就任侍從秘書﹐大概3､4月間到南昌報到。
不久﹐侍從室改組為第一､第二兩個﹐晏道剛任第一處主任﹐陳佈雷任第二處主任﹐第一處管總務､參謀､警衛﹐第二處管文書､速記與研究﹐我專任侍從秘書﹐編製屬第二處﹐而直接承辦蔣介石指示交辦事項及隨時提出報告﹐實際上是獨立性質。我手下有一書記､一工友﹐平時承辦業務﹐舉凡軍校同學個人或單位負責人､力行社及所屬有關同志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事項﹐凡由我轉呈者即由我請示後答覆。此外﹐蔣介石若有遠行﹐我們都隨侍左右﹐每到一地﹐輒有軍校同學或地方黨政官員呈遞報告﹐或要求請見﹐即由我向蔣介石呈報轉達﹐有些地方﹐蔣介石尚未到達以前﹐派我們先行前往聯絡。
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在洛陽度過50歲生日﹐發表「報國與思親」文。11月13日﹐蔣介石登嵩山﹐我們偕行。大家曾在古樹漢柏前攝影留念。遊嵩山後﹐我們便於12月4日抵達西安﹐下榻華清池。
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許多遊行請願的學生﹐在馬路上呼口號﹐街頭牆上到處張貼標語﹐要求停止內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大感驚訝﹐往見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問此時此地﹐何以有此類標語遊行？邵力子不認為太嚴重﹐但承認有隱憂﹔在我看來﹐這一種現象﹐應是嚴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變的前一天﹐我即約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員交換意見﹐商量辦法﹐大家也感覺到情況之可慮﹐並知道張學良､楊虎城的左右和部隊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動﹐並舉出較為活躍的問題人物若干人﹐如張部衛隊營長孫鳴九､秘書某某等﹐以及楊部的秘書長﹐認為均有特別加以注意處理的必要。於是我根據大家提供資料﹐及目見情形寫成一書面報告﹐準備第二天早上轉呈蔣介石﹐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事變就發生了。
12日凌晨5點左右﹐忽然槍聲四起﹐勤務兵梁介然和書記林培深都跑進來﹐報告情況﹐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開靠外牆的小門一探究竟﹐不意門一開﹐馬上一顆槍彈射了過來﹐接著是一名傷兵爬進了門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語。「到底怎麼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於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閣樓﹐往外張望﹐此時天已微明﹐只見密密麻麻的都是張部東北軍﹐但是後面驪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黃軍服與灰軍服的少數人﹐還在彼此射擊﹐被擊中者一個個滾下山來。慢慢地﹐天已大亮﹐槍聲漸止﹐我再度開門﹐走向牆外廣場﹐想多了解一些情況﹐張部士兵問明我的身份時﹐說﹕「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衛兵門房﹐那時門房裡已聚集了侍從人員二三十人﹐有不少是從床上拉下來的﹐只披上大衣便出來了。
門房中﹐張學良的軍官一再進來詢問﹕「委員長究竟往哪裡去了？什麼時候離開的？」誰也說不出來。我這時還在為蔣介石慶幸﹕「蔣介石可能早已聞警﹐避過此劫了。」。
約八九點鐘﹐忽聞後山鼓噪聲大起﹐並有人高叫﹕「委員長找到了！委員長找到了！」隨即發出集合號音﹐沒幾分鐘﹐蔣介石下山了﹐並在門房的大門口停下來﹐只聽到蔣介石高聲道﹕「我要在這裡休息！」又聽有人說﹕「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請上車到城裡去。」。
蔣介石走後﹐我們侍從人員也坐上大卡車﹐被送往西安楊虎城綏靖公署的衛士隊﹐草蓆地鋪﹐每人一條軍毯﹐裹著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時﹐士兵送來一桶飯﹐一桶菜﹐有碗筷﹐無桌椅﹐飯菜既惡劣﹐心情更壞﹐不食亦不饑。這時交際科長周文章帶來了八大主張之印刷文件。
天黑後﹐我和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書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兩人住一間房﹐房內只有一單人床﹐汪日章讓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時﹐張學良前來﹐到每一個房間﹐對我們的受驚表示慰問﹐這時我要求和他談話﹐張學良同意﹐自己將房門關上﹐我們兩人便站著談。張學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動主要是為了抗日﹐此次兵諫﹐系由於蔣介石不接受意見﹐出於不得已﹐並告訴我﹐蔣介石脾氣還是很大﹐不肯吃東西。我便要求在我們四位秘書中﹐有一人去見蔣介石﹐聽候招呼﹔他說﹐不需要﹐委員長在那邊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問張學良﹐今後如何打算。張學良說﹕「委員長今天是中國的領袖﹐今後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多聽大家的意見﹐委員長如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張學良又說﹕「委員長對他並不信任﹐反聽特務人員肆意誣蔑挑撥﹐說張學良如何聯俄聯共﹐對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離心﹐無以自明。」張學良並說﹕「實則特務人員有什麼用？我這次幹出的事﹐特務人員哪裡去了？我馬上表示﹐這是誤會」我說﹕「委員長實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們這些人﹐也沒有誰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變發生﹐我們在沒有讀到兵諫通電以前﹐怎麼也想不到會是副司令自己主持發動起來的﹐足見中央派在剿總的工作人員﹐並不是以副司令為目標的。」張學良冷笑曰﹕「得了罷！得了罷！」張學良接著又說﹕「我們此次所幹的事﹐一切均由委員會討論﹐但我自當負其責任﹐事情做得對不對﹐當靜候國人公評﹐暫時不另行組織政府﹐如國人都說我做的不對﹐我當向國人引咎認錯。談話中也明白表示說﹕當今之世﹐尚有誰敢向委員長直言相爭者﹐我這次總算向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臨行張學良又說﹕「昨天第一次見他﹐他只肯講兩句話﹕『你要當我是領袖﹐應趕快送我去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做俘虜槍斃好了﹐不必多言。』」張學良說﹕「事情哪有這麼簡單﹐現在是我們自由說話的時候了。過去他不許我多說﹐便不敢多說﹐現在他不要我說﹐我還是要找他說﹐今天早晨又向他說了兩個鐘頭。」。
張學良去後﹐我會見了陳辭修﹐告以與張學良談話經過﹐陳辭修表示事已至此﹐恐將一不做二不休﹐勢必蠻幹到底﹔「並說﹐此時中央應有嚴正表示﹐何敬公更責無旁貸﹐應急起主持﹐統一指揮﹐以實力謀應付。」陳辭修又說﹕「今後如能恢復秩序﹐誠應切實檢討﹐特務人員､政工人員﹐每予人以口實﹐激起無謂反感者﹐自應加以註意改進… …」。
孫銘九是張學良的警衛營長﹐張學良曾對他說﹐在他成為軍人的那一天﹐父親便對他說﹕「你要做軍人嗎？你要把腦袋割下來掛在褲腰帶上！」在下達扣蔣命令之際﹐張學良真有「把腦袋割下來掛在褲腰帶上」的感覺。
孫銘九回憶說﹐12月11日夜10時左右﹐當他奉命來到金家巷張公館﹐張學良對他說﹕「現在要你去請蔣委員長進城﹐絕對不能把他打死！」張學良已意識到「兵諫」之舉倘若失敗﹐後果將會如何。他對孫銘九說﹕「明天這個時候﹐說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見面了。你死﹐我死﹐說不定了。」孫銘九也意識到此行也許有去無回。他在出發前回家向妻子劉靜坤告別﹐還匆匆寫了一張遺囑式的紙條﹐放在軍裝上衣右邊的口袋裡。
午夜﹐東北軍､西北軍展開了聯合行動﹕張學良的東北軍負責前往臨潼扣蔣﹐楊虎城的西北軍則負責扣押蔣介石在西安城內的軍政大員。一切佈置停當後﹐張學良把這一重要消息告訴了秘書劉鼎﹐孫銘九則和白鳳翔､劉桂五朝臨潼進發了。他們所率的東北軍士兵﹐當時並不知道行動的真相﹐長官們只對士兵們詐稱﹕「副司令張學良被扣押在華清池﹐趕快前去營救﹐要活捉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扣了張學良﹐只有扣了蔣介石才能救張學良！」。
事先摸清的蔣介石衛隊兵力是﹕院內﹐約80人﹔院外﹐禹王廟附近﹐有憲兵70人左右。王玉瓚率領的一營﹐負責解決禹王廟的憲兵。孫銘九手下的連長王協一﹐率50人乘一輛卡車﹐首先出現在華清池大門前。門衛攔車､開槍了﹐王協一指揮兵士下車還擊﹐雙方激烈槍戰。這時﹐孫銘九的卡車到達﹐車上也有50多人。在混戰中﹐孫銘九率部衝過大門。
孫銘九繞過二道門前密集的彈雨﹐和連長王協一匍匐摸進了五間廳。當他們闖入蔣介石的臥室﹐已人去房空！環顧四周﹐桌子上放著蔣介石的軍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掛著大衣﹐孫銘九用手一摸被窩﹐還是溫暖的﹐這表明蔣介石剛剛出走。床旁的一扇窗開著﹐說明蔣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劉多荃師長在華清池門口接通了張學良的電話﹐向他報告蔣介石逃跑的消息。張學良也捏了把汗。就在這時﹐孫銘九前來報告﹐說是一名士兵在後山牆下發現一隻鞋子﹐表明蔣介石可能翻過牆頭上山去了。「搜山！」劉多荃下了命令。
東北軍沿著驪山西北麓﹐開始搜山。此時﹐東北軍的士兵們才從長官那裡得知﹐搜山是為了搜蔣介石﹐並嚴格規定﹐絕對不許傷害蔣介石﹐士兵們終於明白此次行動的真正目的。誰活捉蔣介石﹐賞錢一萬元。士兵們紛紛踴躍搜山。在半山腰﹐二營八連的班長陳思孝抓住一個蔣介石侍衛。孫銘九聞訊﹐疾步趕了上去。那侍衛在寒風中哆嗦著﹐但不肯講出蔣介石在哪裡。事後才知﹐此人是蔣介石的貼身侍衛､侄兒蔣孝鎮。
孫銘九用手槍對著蔣孝鎮的腦袋﹐逼問蔣委員長在哪裡。蔣孝鎮雖仍不肯講﹐但無意朝山上斜了一眼。孫銘九敏銳地察覺﹐就指揮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沒多久﹐陳思孝在前面大喊﹕「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裡呢！在這裡呢！」孫銘九飛步奔去﹐見到蔣介石從一山洞裡出來﹐正扶著洞口的岩石站著。此時﹐天色微明。
蔣介石光著腳﹐光著頭﹐上身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褲﹐顫巍巍立在朔風之中。事後﹐才知是蔣孝鎮背著他上山﹐避於山洞之中。蔣介石此時尚在雲裡霧中。他不知突襲華清池行轅的是他最擔心的是紅軍發動襲擊。於是他問道﹕「你們是哪裡來的？」孫銘九立即答道﹕「是東北軍！」蔣介石一聽﹐鬆了一口氣﹐馬上就說﹕「哦﹐你是孫營長﹐孫銘九。」孫銘九很驚訝﹐蔣介石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蔣介石解釋說﹕「有人向我報告過。」緊接著﹐蔣介石誇獎他道﹕「你是好青年！」蔣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說﹐雖然有人「報告」﹐但講的是好話。孫銘九繼續說道﹕「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
「你是同志﹐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銘九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只要求你領導我們抗日。」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張少帥不在這裡﹐城裡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蔣介石聞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孫銘九請蔣介石下山﹐蔣介石說﹕「我腰痛不能走！」要求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裡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面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僕人送來他的鞋子﹐孫銘九把蔣介石送上一輛敞篷轎車﹐車牌號為「1577」。
在車上﹐孫銘九坐在蔣介石左邊﹐唐君堯坐在蔣介石右邊﹐前座坐著司機和副官長譚海。在許多輛載著東北軍士兵的大卡車護送下﹐小轎車朝西安城進發。國民黨洛陽空軍分校校長王勛得知蔣介石在臨潼被扣﹐急派飛行組長蔡錫昌駕駛小型教練機「北平」號﹐直飛臨潼﹐冒險降落在臨潼城外公路上﹐企圖「救駕」﹐飛機剛一著陸﹐便被十七路軍裝甲團扣留。車隊駛入西安城﹐直奔綏靖公署新城大樓﹐蔣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樓內東廂房。與此同時﹐隨蔣介石來西安的南京軍政大員蔣作賓(內政部長)､陳誠(軍政部次長)､衛立煌(豫鄂皖邊區綏靖主任)等﹐也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西安事變發生時﹐楊虎城的女兒楊拯美只有四歲。對事變的記憶､對父親的認識﹐大多來自長輩的講述﹐在楊拯美的眼裡﹐父親是一位愛國的大英雄。
西安事變前﹐我們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親平時在那裡辦公､會見客人﹐我們姊妹幾個都住在後面的平房裡。事變發生前後﹐父親整天忙碌﹐我們兄妹幾個都搬出了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眾多普通的人家一樣﹐外婆家大門口並沒有衛兵保護﹐再說﹐父親當時整天忙大事﹐也沒有工夫管我們。
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前往南京送蔣介石﹐誰知竟被蔣介石扣押了起來﹐東北軍群龍無首﹐內部發生分歧﹐原來扣押的國民黨高級軍官也被逐一放走。緊跟著1937年蔣介石就強迫父親交出兵權﹐辭去職務﹐給父親一個出國考察的名義﹐逼父親出國。當時﹐有人勸說父親去耀縣﹐因為那裡距離紅軍近﹐可是父親說﹕「發動西安事變就是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現在事變成功了﹐就算是犧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軍都沒有什麼大礙了。」誰知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母親當時放心不下父親﹐要陪同父親一起出國﹐就把我們托付給了外婆。由於外婆想念我母親﹐所以幼年的我們經常聽到外婆夜裡睡不著時念叨著父母親﹐現在想想﹐老人對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樸實極了﹐她常說的是﹕「你爹為了抗日﹐讓蔣介石抓起來了。」。
1937年年底的時候﹐母親回來過一次﹐走時帶著我哥哥楊拯中﹐說是能為囚禁中的父親添些歡樂﹐讓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楊拯中哥哥﹐遇害的還有我一個沒有見過面的妹妹﹐名叫楊拯貴﹐是父母在貴州囚禁期間生的。
1937年11月﹐父親回國前﹐有人勸說父親不要回國﹐可是父親說﹕「我是個軍人﹐發動事變就是為了抗日﹐現在的我應該在疆場。」父親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監視了﹐後來被扣押。其實在父母關押期間我們也試圖聯繫過﹐但都做了無用功﹐因為當時對待政治犯都很嚴格﹐根本無法和他們取得聯繫。
我眼中的父親﹐他是一個從小就受教育﹐愛國情結很濃厚的人﹐他追求進步﹐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犧牲個人的利益。父親對我的影響﹐對於我的一生來說都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