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的情報戰
1942年5月﹐中國遠征軍敗退怒江東岸後﹐重慶軍委會軍令部對於滇西日軍敵情曾作錯誤判斷﹐認為沿滇緬公路追擊的日軍不過是臨時編成的快速部隊﹐最多不過二三千人﹐孤軍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於5月13日下令讓第11集團軍反攻騰沖､龍陵﹐想把滇西失地奪回來。第11集團軍於22日渡江後打了5天﹐遭到日軍猛烈反擊﹐毫無進展。28日﹐第71軍第88師第264團在松山至龍陵間公路擊斃日軍第113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入部兼廉少佐﹐從其圖囊中繳獲日軍第56師團作戰計劃及地圖一張﹐這才知道第56師團全部都在滇西﹐分設騰北､騰沖､龍陵､臘猛(松山)､芒市､新濃6個守備區﹐師團部及直屬部隊駐芒市﹐兵力約為1.5~2萬人。文件迅速上報﹐蔣介石遂於31日下令停止攻擊﹐將主力部隊撤回固守東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擊。這樣﹐在滇緬公路上的戰爭﹐演變為隔怒江對峙的局面。
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後人方知今(其父為國民黨第79軍軍長方靖中將)在其《中國遠征軍-血戰滇緬印紀實》一書中說﹕中國遠征軍與日軍第56師團隔江對峙的2年﹐可分為3個時期﹕第一階段是宋希濂率第11集團軍進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貢獻﹔第二階段是陳誠任期內﹐主要是接受美械裝備和訓練﹐無其他作為﹔第三階段為衛立煌上任後﹐已經迫近反攻﹐只能積極加強戰前準備。3個階段的領導人各行其是﹐卻有2個共同的疏漏﹕第一﹐眼睜睜看著松山日軍進行陣地工事建設﹐沒有進行干擾活動﹔第二﹐對日軍松山的防禦措施沒有進行充分的偵察。在反攻準備階段﹐宋希濂於1942年在大理開辦的「滇西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及一年後在昆明成立的「軍委會駐滇幹部訓練團」﹐均開設有諜報工作班﹐選拔當地青年﹐培養了一些情報骨幹。後來﹐組成電報小組﹐派遣到敵後搜集情報。然而﹐由於滇西群眾長期以來對滇系國民黨駐軍胡作非為印象惡劣﹐對遠征軍缺乏了解和信任﹐處於對立狀態﹐工作很難開展。獲取有價值的情報﹐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幾件事﹕
1943年﹐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直屬諜報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騰沖以北的江苴街活動時﹐得到一位自稱是教書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動幫助﹐提供了一個練習簿﹐詳細記載著騰沖淪陷以來的詳情﹐包括日軍部隊番號､兵力､裝備及城內外工事位置､強度等重要內容。這是對騰沖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報﹐提供者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未留下姓名。此外﹐時任騰沖縣政府民政科長､國民黨騰沖縣黨部書記長的李嘉祜於遠征軍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區行政公署呈報了一份《騰沖敵情報告書》﹐較詳盡地反映了日軍在騰沖的軍事､政治等情況﹐亦有一定參考價值。
在龍陵縣鎮安街﹐一位原從事滇緬公路養護工作的愛國青年余在海﹐主動參加了第71軍情報隊﹐並發展幾位好友建立了一個情報組。後來﹐還配合日軍建立了鎮安區公所﹐以這一合法身份掩護遠征軍情報組活動﹐搜集了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1943年端午節前的一個深夜﹐根據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報﹐遠征軍第87師第259團第二營第六連杜伯章､屠伯豪游擊組﹐在鎮安街東北雷家寨附近伏擊了日軍一輛汽車﹐擊斃日軍7名﹐繳獲機槍一挺､步槍數枝及部分彈藥､文件﹐在日軍中引起很大震動。1943年11月18日﹐由於叛徒張五九､漢奸張歲春等告密﹐余在海､張德周､趙金開､張小貴4人被日軍龍陵行政班和憲兵隊誘捕﹐在嚴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況下﹐以繳獲到的一封密信為依據將4人殺害﹐割下人頭用鹽醃過﹐懸掛在鎮安小學門口的照壁上示眾。同時﹐還秘密殺害了他們的8位親屬。此事在當地影響較大﹐此後遠征軍利用當地群眾搜集情報日益困難。
第71軍軍長鍾彬在戰後所作的《龍陵會戰》總結中﹐道出了當時搞情報之難﹕「第71軍駐保山﹐為了騰龍以至臘戍之情報﹐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賞徵求不為功。雖兩年餘來﹐對敵軍裝備､工事位置､強度及敵軍動態﹐尚能熟悉預知﹐但已至感運籌此種經費之苦。尤以諜報工作本身﹐因知識過低及技術未精﹐每為敵間所利用而不自知。」鍾斌在這裡道出了「國軍」搞情報的最大特點和難處﹕得靠重金贖買﹐這筆經費很難籌措﹔同時﹐還免不了被「雙料間諜」利用。他舉了一個例子﹕據戰後調查﹐在龍陵附近的小猛柳鄉﹐遠征軍從集團軍到師級情報單位﹐在那裡佈置了5部電台﹐但遠征軍想不到的是﹐日軍在那裡也秘密安置了一個情報組﹐同受那個鄉的保長保護﹐簡直就是敵我雙方的一個情報交換所！這個保長兩頭得好處﹐自在地當起了「雙料間諜」。鍾彬為此感歎﹐「故敵對我遠征軍之行動及國軍內容﹐頗為熟悉﹐此乃無可諱言之事實。」。
方誠歸納遠征軍情報工作不利的原因﹐認為「敵軍威迫我生活無依､缺乏愛國思想的同胞﹐不願為而又不得不為者﹐予以訓練﹐給予優待﹐有組織有計劃地搜集我軍情報。我軍對情報﹐雖也重視﹐因待遇太低﹐通信聯絡困難﹐實在難能如願。」。
在自己的國土上搞情報還主要依靠重金贖買政策﹐還經常遭「雙面人物」欺騙﹐抱怨「待遇」和「通信聯絡」這些客觀條件﹐這事情要被共產黨､八路軍知道了﹐不知當做何感想！日軍在華北搞「治安戰」﹐軍事力量遠比國民黨弱小的共產黨何以能打破「囚籠政策」﹐在日軍無數次「鐵壁合圍」的大「掃蕩」中生存發展﹐廣泛發動群眾､注重情報工作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要靠掏錢來買﹐共產黨肯定出不起大價錢﹐他們有自己的辦法。抗日根據地自不必說﹐即便在淪陷區﹐即日軍所謂「治安區」﹐也到處有八路軍的情報網絡﹔對「雙面政權」的利用﹐更是我得之實､敵得之虛。
美國《時代》雜誌派遣中國的記者白修德(西奧多·懷特)1944年訪問延安後﹐評價八路軍情報工作說﹕「他們的通信聯絡網是初級的﹐依賴從淪陷區割來的電線﹐或是從日本人佔領的城市裡走私來的零件裝配的無線電報機。但他們的情報工作卻令人刮目相看﹕他們準確地掌握日本師團的戰鬥序列﹔敵人的通信網絡﹔佔領區的發射頻率等。他們的情報工作可達到日本各級陸軍將佐的書房﹐可依能力､出身､劣跡和合作態度對蔣介石的將軍們分門別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則感歎﹕「中共掌握農民大眾之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
滇西對日情報戰在滇西淪陷的2年裡﹐在民國元老､時任雲貴監察使的李根源及愛國士紳､騰沖「偽縣長」張問德等號召､組織下﹐也做了大量群眾工作﹐在徵糧､派夫､築路等方面為配合反攻作戰作出了較大貢獻。但其性質仍屬於民間精英人物領導的官方救亡路線﹐無法與共產黨廣泛動員群眾､加強敵後政權建設的效績相比。講國民黨片面抗戰､不重視發動群眾﹐反映在軍事上﹐這個細節可為註解。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家最不了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價的地方。無論是鍾彬､宋希濂還是衛立煌﹐他們在滇西戰役中最不能釋懷的戰場﹐必然是他們在開戰時才開始熟悉的松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