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關白」王權的成立
天正十年(1582)年六月本能寺之變後，信長的一部將羽柴秀吉在天王山擊敗明智光秀。並且得到敕定在大德寺舉行了信長的葬禮，宣言自己是信長的後繼者。在第二年天正十一年，在賤岳之戰中打敗織田家宿老柴田勝家，攻陷其居城北莊城。信長的次子織田信雄同信長的同盟者德川家康聯合，對抗秀吉。家康則以秀吉大軍為對手，在小牧、長久手之戰中戰勝了秀吉一部。秀吉則避免與家康直接交戰，與信雄單獨講和，在天正十三年七月利用五攝家的內部矛盾就任關白。
接受關白宣下，在政治上有著相當大的意義。首先，秀吉通過做上關白站到了主家織田家的子孫的上位，之後，秀吉便不必顧慮信雄與信長嫡男信忠之子織田秀信。而且，中國地方的毛利氏、越後上杉氏相繼依附，在政治立場上同秀吉拉開了極大差距的家康也喪失了對抗秀吉的名分而服屬了秀吉。因此，秀吉以關白宣下，成立了豐臣王朝。關白宣下和將軍宣下一樣，除了是日本的王的即位典禮外不會是其他。舊王朝天皇王朝在通過將自己王朝的以上官職給予新王朝之主來保證其正當性的同時，也尋求新王朝對天皇王朝的保護。
作為這時秀吉做不成將軍的理由，雖然可以舉出秀吉不是源氏，義昭當時作為在國的將軍依然健在等理由，但是已經在信長一節所見的那樣，作為朝廷來講，對「天下人」已有了關白、太政大臣、將軍無論何職皆予提供的準備，這便很難認為有著特別的理由在。若是這些官職，無論哪一個都能成為創建新王朝的根據。毋庸贅言，秀吉就任的關白，和至此以來五攝家輪番擔任的作為律令國家的令外官的關白職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它意味著政務的全面委任。
在這個時間段，秀吉對現時尚處在戰國爭亂中的關東、奧羽、九州諸大名下達了「天下總無事」之命令。注意到這個「總無事令」的存在的是籐木久志。全國統一前的豐臣政權從基於關白職的「天下之儀」的立場上，將關東、奧羽的戰國大名間的戰爭作為「私之儀」予以封殺的「總無事令」的存在。而且也弄清了於九州秀吉在天正十三年命令大友島津二氏停戰一事。籐木主張秀吉站在關白的立場上命令全國禁止私戰，以討伐不從此命者的姿態實現了全國統一。對此，雖有著強調秀吉在實際上重視武力統一的觀點，就總無事令的存在一點，已經成為了學界的共同認識。
但是，有必要附加一句，總無事令並非關白職固有的權限。信長沒有官職為後盾，便以「對天下、可為大忠候」的調子在九州發佈了停戰令。信長的權限是從足利王朝=「公儀」處受委的「天下之儀」，秀吉也是以關白任官的形式從天皇王朝處委任「天下之儀」而發佈了「總無事」之令。也就是說，信長、秀吉的行動，可以認為都能從自舊王朝的政務委任來予以說明。
高木昭作對豐臣、德川政權在實現國家統治上利用了「國郡制」的框架一點給予了極大評價(高木 1990)，但這難道不能認為是在實施太閣檢地以前在確定領地區劃上的權宜之策麼？即便說是「國郡制」，那正也並不是律令制以來的不變之物，而是在各個歷史的時間段上都不斷的變化著的事物。不過，高木之論提出了在封建權力實現國家統治的情況下，封建制原理以外的思想是必要的這一背景。這個觀點通過深入對神國論的研究，認為豐臣、德川政權「不經神國意識形態，便不能維持貫徹其整合性與統治」，將天皇作為神國的「眼前的證明」「慎重地保存、加以管理」(高木1992)。像在歐洲，天主教的聖別儀式是為王的誕生的標誌一樣，在王朝的創始時，被認定為持有例如宗教那樣的「聖」性的存在，可以認為是必要的。對於新王朝來說，舊王朝的存在意義便是保持這樣的「聖」性與從舊王朝處全面地承認其「俗」的權限。
繼信長後的天下人秀吉,以「總無事令」的形式利用關白職的權能，要求戰國大名服屬。但是，這並不是關白職有著如此現實的力量，只有經過了兵農分離的秀吉的武力才是全國統一的真因，這一點大概是無論誰也能理解的。對於支持豐臣王朝的秀吉部將們而言，秀吉的命令就是一切。
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秀吉將關白職讓給甥秀次，這固然是為了實行秀吉在天正十三年有了全國統一的確信時表明的大陸侵略意圖的處置，也是在此年因失去了長子阿捨一事而帶來的政權後繼者的指名。但是秀次是在長久手之戰中吃了敗仗，被秀吉罵到狗血淋頭的存在，是不存在作為武將的聲望的。只不過是因為是秀吉之甥，被秀吉指名為後繼者才得以立身的存在。表面上雖是關白任官，其本質乃是豐臣王朝第二代的即位。只是這位二世王，在初代王秀吉健在並依然掌握實際權力的階段，作為王是沒有實力的。在一個尚未傳統化了的王朝中，初代王的權威性優越於一切。為此，此時開始豐臣政權也時常開始使用「公儀」這一用語，這是彌補不足以單獨為王的秀次權威的脆弱性的措施。
但是關於這個秀次，光就他就任關白職這一點，一直以來給予了相當詭異的評價。例如朝尾直弘就評價道：「但是，只要一度讓出了(關白職)，以關白為中心的國制機能就被獨自地發動了，使人看到了超越太閣權力制御的框架的舉動」。三鬼清一郎也認為太閣權力擔負著封建制的主從制邏輯，關白權力則擔負著國制的原理。但是，即便在權力的用途上有便宜的分擔，實質性的權力在秀吉一邊實是明白不過，故這樣的論點作為當時的政治局勢的說明可以認為並不合適。
而且，批判了此類議論的中野等，也展開了「關白職徹底是同天皇一體的存在」、「權力體系明確地走向了二分化的方向」等將秀吉與秀次的權力視作同級之爭的議論。但是，這些議論完全是將秀吉就任的關白職看成了「名副其實」的關白而帶來的謬論。足以帶來使關白職實現「總無事令」的強制力的是秀吉的武力，秀次沒有秀吉的支持便是不能自立的存在。人掃令是以秀次的名義發佈的也好，御前帳和國繪圖被交於秀次也罷，這些不過是沿襲天皇王朝的原理的便宜措施，在重要的政治局面上秀次無法對抗秀吉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太閣政權的稱呼也好，關白政權的稱呼也好，只是作為學術上的便利使用的話便沒有問題。如若將之理解為名副其實的單個權力體的話，這就著實地偏離了歷史的實際情況。秀吉只有在王朝創始階段同家康的關係上體會到了關白職權威的實效，之後便只是把關白職當作發佈總無事令和全國統一的道具而已。要說筆者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那是因為筆者認為繼承了雖然走到了即將創建王朝卻最終只停留在軍事政權上的信長的遺業的秀吉，經過關白宣下這一即位典禮才確實地樹立了新王朝。
這一觀點，筆者已經在別稿予以闡述，乃是通過對秀吉炮製的東亞統治構想《豐太閣三國處置太早計》的考察得出的結論。這一將後陽成天皇移至北京，輔以關白秀次，日本皇位交給良仁親王，豐臣秀保、宇喜多秀家任為關白，秀吉本人在暫居北京後，移住明、日本、朝鮮三國之要的場所寧波的計劃，其實現的可能性有無姑且不論，秀吉自由地構想天皇與關白之位由誰接替一點是為特徵。即秀吉站在了凌駕明顯凌駕與天皇位與關白職的位置，已經站出了天皇王朝思維的框架之外。這在客觀上只能說明秀吉乃是日本的「王」。
事實上家臣之間，在文祿二年(1593)五月二十五日前田玄以書信(收信者駒井重勝)中已經可見「日本之儀，當 關白л被成御讓候之旨」此類的講法。日本國已經成為了秀吉自由出讓的東西。對於秀吉這樣的王權，看不到日本傳統的王權——朝廷=天皇王朝有什麼主體性的動作。朝廷能做到的只是為新王秀吉提供穩固其王權的根據，在豐臣王朝中作為舊王朝求得保護。不，不如說是在戰國時代式微到極點的朝廷，通過信長和秀吉，即便是作為舊王朝，也得到了王權體制的重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朝廷亦是武家王權的命運共同體。
關白職毫無實際的政治意義一點，可從秀次被剝奪關白職，受命自裁後，豐臣家再未出現關白一點得以旁證。對於一度被任關白創造王朝的秀吉而言，關白職已經不是什麼必須擁有的東西了。若要推測秀吉的想法的話，大概是在當時既然沒有適合擔任關白的人選，索性便將關白職一度退還給五攝家，等到兒子豐臣秀賴成人時再任命之便可罷。
但是，雖然說對秀吉本人來說關白職沒有必要，為了保證繼承者秀賴王朝後繼者的地位關白職是必要的。就像信長即便自己辭去官職亦要「以顯職可令讓與嫡男信忠」來讓信忠就敘官位那樣，作為王權的創始者，必須考慮給繼承人以權威。但是因為將關白職讓給幼小的秀賴，違背以往的慣例，將會引起公家社會的反制，故而在這個時間段不能實行秀賴的關白任官。這也成為了成立未幾的豐臣王權的弱點。
圍繞取次制
如果秀吉就任關白時，和五攝家做關白時採取同樣的行動的話，秀吉大概就不能稱為王了罷。但是，秀吉的施政不受朝廷的政治機構規制這一點是一目瞭然的。這樣，秀吉建立了怎麼樣的政治機構呢？一直以來一般都要言及五大老、五奉行制。但是這是政權末期才成立的，五大老擁有實權則是秀吉死後的事，在此之前，是有必要以其他的概念來進行研究的。
豐臣政權的政治機構提及了「取次」制。一般認為「取次」是「實現了對諸大名的命令傳達及使各個大名服屬秀吉並予以監護扶助的各種功能，並且這些作用也被正式地承認，期待的政權的最高級構成部分」。
關於這一點雖然受到了幾名研究者的批判，但是筆者主張的基本還是得到了承認。例如，最近進行著豐臣政權下的「取次」的取例工作的津野倫明，便弄清了毛利氏等五大老級別的大名亦存在著「取次」。
但是，津野先生取例的對毛利氏「取次」的黑田孝高和蜂須賀家政，被認為是為了將毛利氏束縛在豐臣政權之下的在初期的「取次」，自石田三成得到秀吉信任之後，他們便不在前台登場了。也就是說，在毛利氏服屬以前姑且不論，在之後雖然進行著「取次」的行為，但是它已經不能視為政治機構，也不能說是「政權的最高級構成部分」了。筆者之所以將作為政治機構的「取次」予以關注的原因，乃是因為它得到了秀吉權威的支持，在實際上作為政權的中央機構發揮了作用。由於單純的「取次」行為隨處可見，必須敏銳地感受其級別上的差距。
田中誠二則主張因為可以從大名一方來選擇「取次」人選，故「取次不是制度，而是慣習」。(田中1992)但是，雖說「取次」行為本身是一種慣習，但是因為將其作為政治機構而發揮功用乃是豐臣政權的特徵，故而將其定義為慣習不過是敘述了這一現象的前提而已。像田中闡述的那樣，毛利氏通過親自更換的取次松平信綱的指導，得以「封殺了自下而上的主體性行動」。取次應認為是在正規的幕府老中機構的背面，通過暗中的指導和建議更加直接地實現強制藩遵照幕府的意向的作用的一種制度。
豐臣政權的「取次」機構象津野也承認的一樣，逐漸地向石田三成和增田長盛收斂。也就是說，由絕對君主秀吉與其近臣一派施行政治，乃是豐臣政權的特徵。但是，在秀吉的階段，尚存在著相對獨立的大名德川氏和毛利氏。並且，逐漸地失去了政權主流地位的黑田孝高與蜂須賀家政，則利用與自己一直以來擔任的與德川、毛利氏之間「取次」的權限，抬高自己的存在價值。這就是在各大名家的史料間能夠散見各種「取次」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可說在政權起初在統合，使諸大名服屬上作為有益的存在的多數「取次」成員，相反地成為了秀吉在貫徹自己意圖上的障礙物。
石田三成等「取次」和德川幕府成立後本多正信、本多正純等「出頭人」的作用是大致相當的。這雖是經過戰國時代成立的武家政權的統治裝置，但通過這樣的人脈聯繫的大名統治的模式，在統合以實力排他性地支配一個個領地的軍團——戰國大名的階段，是相當有效的制度。豐臣政權便是擁有著這樣原始的政治機構，同天皇王朝不同的全新的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