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選試」與元期北方文學的興起
「戊戌選試」是元太宗時期北方士人舉行的一次以定立儒籍、選拔人才為主的考試。類似的考試在此後仍陸續舉行，對改善北方士人群體的存活狀況及恢復北方文化發展貢獻。儒戶制度的建立，使許多金末的士人獲得了傳播文化的空間和土壤，進入幕府、傳承家學、友朋交往和授徒講學等方式，促成了北方文人群體的興起。在此背景下，北方文壇風尚演變逐漸顯露出由重詞賦向重理學過渡的趨勢。
雖然對「戊戌選試」是否具有科舉性質，學界仍存有不同看法；但由其對元初北方文化與文學發展產生的影響來看，此次選試反映出統治者對儒士態度的變化，帶動了此後一系列選拔人才的考試，並最終促成了全國性科舉制度的實行。對於元代文學發展進程來說，「戊戌選試」的在於，一大批儒士在國家喪亂的歷史環境中得以保持獨立身份，為北方文人群體的興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生態。「戊戌選試」以詞賦為主要考選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金末以來文壇崇尚華辭的風氣。緣於對以詞賦取士的反思、理學思潮的興起等因素，元世祖中統、至元時期，理學對文學的影響日顯突出，為元代主流文學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元太宗窩闊台汗六年甲午(1234)，金哀宗自殺，蒙軍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在耶律楚材的力議下，蒙古軍並未屠城。耶律楚材用以打動太宗的諫言，體現的是一種「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態度：「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基於這一思想，對於避兵於汴梁的一百四十七萬戶居民，「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並且在後來攻取淮、漢諸城時，「因為定例」。同年，在耶律楚材的倡議下，元朝廷開始對原金統治區實行建制編民，定立戶籍。
對於金元之際北方儒士的遭際和存活狀況，時人多有論述。窩闊台汗十年(1238)，元好問思及此段歷史，不禁對士人階層遭受的毀滅性打擊感慨萬千：「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隆矣。盛業大德、名卿巨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杜仁傑也說：「壬辰之禍，古今無是隆，河朔蕭然者，蓋五十餘年於茲矣。」數十年後，元初人論及這段歷史，仍然感歎這場戰爭給士人帶來的巨大災難。虞集說：「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跡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張之翰說：「壬辰，汴梁破，前進士不歿於兵，不莩於野，不殞於溝壑者固少。」如程良、郝經伯祖郝源、叔祖郝天祐等人，都在金亡之際死於兵亂。又如馮延登，據元好問《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記載，「乙巳(1245)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其時距離馮延登之死已十餘年。也有不少士人四處流落，靠救濟為生。郝經中統元年(1260)作《鐵佛寺讀書堂記》說：「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
死於兵亂的儒士固然不在少數，而元朝統治者「驅口」的情形則更為普遍。其境遇之悲慘，正如段成己所說：「大夫、士、衣冠之子孫陷於奴虜者，不知其幾千百人。」虞集也說：「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佔其籍，徵調一起，柔強並驅，俊義無別。」宋人徐霆於窩闊台汗七年(1235)出使燕京，以一個他者的視角觀察了元滅金後儒士的存活環境：「外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皇冠，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戊戌選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實行的。對此，元好問指出：「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宗窩闊台九年(1237)八月，由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倡議，對原金統治地區的儒士進行選試。《元史·耶律楚材傳》記述耶律楚材提出選試儒士的理由是：「製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遂於次年命劉中等進行考試，史稱「戊戌選試」。因為是原金統治區的儒士，選試內容為金代科舉考試的三個主要科目經義、詞賦和論。
太宗十年的這次選試儒士是作為「汰三教」的一。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云：「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元史·郭德海傳》也說：「先是，太宗詔大臣忽都虎等試天下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小通事合住等領之，余皆為民。又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人仕。」對於中選僧道和儒士之間的比例，李俊民認為僧道「止取一千人」，王惲則說：「戊戌年中選儒戶，比之僧道，百分無一。」
正是出於將「戊戌選試」作為解放儒士和選用人才的雙重目的，此次選試中才會出現這樣的規定：「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其結果，「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對於此次選試，王惲認為「恩制寬」。然而從丁酉詔文來看，這不過是對儒士進行選試的第一步。除了「復其家」之外，還帶有「精選人仕」的目的。對此，劉因指出：「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許有壬提及「戊戌選試」，也說是「遍視儒人，中者與牧守議，停蠲其役，且將辟舉場，以精人仕」。然而由於「當世或以為非便」，丁酉詔文中設計的「隨後照依先降條理，開闢舉場，精選人仕」規劃最終並未實施。
關於此次選試的歷史，虞集概括說：「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說明的是，元代釋、道特權地位的確立早在成吉思汗時期，並非始於窩闊台。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戊戌選試」的認識：正是這次選試，「儒籍」從體制上得以正式確立，由此為儒士群體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對此，姚燧指出：「聖元為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王惲認為：「我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賢俊，復戶役。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於茲矣。」「戊戌選試」從經濟和人身方面解放了儒士，使之一個獨立群體，對於儒士保持和延續文化傳統具有作用。蕭啟慶細緻研究，肯定「戊戌選試」對於保持儒士群體獨立性的積極：「戊戌之試在歷史上的性，不在於舉拔官吏，而在於救濟流離失所及陷於奴籍的儒士，使他們以『儒戶』的身份，取得優免賦役的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