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與薛仁貴不為人知的一段歷史
這場暴雨，決定了一代帝王的命運。那天晚上，那座山上，正住著一個孕婦，她叫武媚娘。她必然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然而，歷史的偶然有時也能戰勝必然，尤其是天氣上的偶然性，如果山洪偶然把她沖走了，那麽，歷史的牌局又會面臨一場怎樣的逆轉呢？
薛仁貴遇事業瓶頸期武則天羽翼尚未豐滿
這是公元654年的盛夏，農歷閏五月初三的晚上，帝都長安郊區麟遊縣西天臺山的九成宮里(那時候已經更名為萬年宮)，駐紮著一個規模達數千人的避暑團體。團體的老大是一對夫婦：李治武媚娘夫婦。負責避暑集團安全的軍官當中，有一個叫薛仁貴的軍人。
我們先談談李治夫婦，這一年，唐高宗李治27歲，他的女人武媚娘31歲。李治在山上的經歷似乎很愉快，他的心情可以用他自己當年在這里寫的銘文來概括：“陶瑩心靈，澄清耳目。”這個時候的武媚娘應該已經身懷六甲，懷的應該是皇子李賢，因為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武媚娘在與老公一起出差的途中生下李賢。這一年，對於正在山上避暑的武媚娘而言，是極其關鍵的一年，她的事業可能還處於瓶頸期。因為，當時的她還只是昭儀的身份，而她在後宮的對手：王皇後和蕭淑妃，正強大地存在著，向她發起一波又一波強大的進攻。而兩年前剛從感業寺脫身而出的她，在後宮的爭鬥中，雖然已經取得一定優勢，但尚無絕對優勢。
怎樣打敗王、蕭兩位勁敵，也許武媚娘正在山上盤算著。而對於她自身而言，此時此刻所需要的是，必須保證自身的絕對安全，不能出任何意外，畢竟自己的存在，就是對敵人最大的威脅。在這清涼的高山宮殿中，能有什麽意外呢？
再談談薛仁貴。這一年的薛仁貴，41歲，他當時的軍銜是右領軍中郎將，正四品下，級別不算高，更麻煩的是，他還沒有拿得出手的軍功，《說唐》里的征戰蓋蘇文並不符合史實，說得還早了點。雖然在此9年前，32歲的他經過一次精心策劃，進入了首長唐太宗的視線，並且有幸進入唐太宗的前線總指揮所，唐太宗還親切地說：“仁貴同誌，我手下的那幫能人都老啦，不能夠擔任遠征作戰任務，你就是新生代軍人當中的佼佼者，大唐帝國能否開疆拓土，萬國來朝，以後就看你們少壯派的啦。”然而，薛仁貴剛剛被領導重視沒幾年，新領導唐高宗李治上任了。
薛仁貴需要一次機會
從歷史記載看，唐太宗在臨終前，並沒有向他的下一任重點推薦薛仁貴，不是領導不夠重視薛仁貴，而是薛仁貴的級別還不夠。上任領導的賞識，未必能有效傳達到新一任領導，新領導李治對薛仁貴的軍事才能還沒有感性認識。而要形成感性認識，至少需要一次單獨接見。要命的就是這個單獨接見，怎麽才能近領導的身呢？
那一個山風清涼的夜晚，薛仁貴或許在為自己的前程焦慮，他太需要領導給一個單獨操作的大業務來證明自己的才能，如果能偶然碰上領導談談話就好了。可以說，這也是薛仁貴事業的瓶頸期。
抗洪救人 薛仁貴獲得第二次職場突破
這個偶然在哪里呢？答案：在一場沒有任何預警的暴雨。就在公元654年農歷閏五月初三的那個晚上，一場暴雨來臨，瞬間積累的巨大地表徑流，形成一場山洪，《舊唐書》記載：“閏五月丁醜夜，大雨，水漲暴溢”，山洪沖垮了九成宮的玄武門，皇家警衛部隊的戰士們驚惶失措，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職責，都變成了“跑跑”，扔下領導，自己先走。山洪暴發，方顯英雄本色，只有薛仁貴還惦記著領導的安危，他批評那些“跑跑”們：“怎麽可以在皇上性命攸關的時刻，而只顧自己的安危呢？”。薛仁貴冒著被山洪沖走的危險，憑借他敏捷的身手爬上大門上的橫木，大聲報警，叫醒了正在安寢的領導，讓首長安全轉移到了高地。就在李治夫婦剛剛轉移到高地的那一刻，山洪淹沒了他們的寢所，“俄而水入寢殿”。
機會是留給活人的
這場山洪對於武則天、薛仁貴的職場生涯而言，都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對武則天而言，如果沒有薛仁貴的預警，她百分之百會被山洪沖走，因為此次山洪沖走了皇家衛士和當地居民三千多人，如果這樣，她的職場生涯就到此為止，從此，王皇後仍是皇後，蕭淑妃仍是貴妃，武媚娘的名字將不會出現在史冊上，最多也就出現在唐代歷史皇家成員事故名單上。
然而，武媚娘幸存下來了，能生存就有機會，機會永遠是留給活人的，就在這一年，武媚娘弄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汙蔑為王皇後所為，在內宮鬥爭上給了王皇後最致命的一擊。然後，就在山洪事件第二年，武媚娘坐上了皇後的寶座，位置永遠都是留給活人的。
逃過了偶然的山洪，武媚娘走向了必然的輝煌。
對於薛仁貴而言，因為及時預警的功勞，他終於有了被新領導人重點會見的機會，李治留下了一句感激的話：“薛大哥，幸虧你嗓門大，我們才沒變成水里的魚，忠臣啦！(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從此，李治給了薛仁貴很珍貴的發展機會。第一次的大單業務就是三年之後，刻意提拔薛仁貴為遠征軍副總司令，讓他跟著總司令程名振做業務，這是穩步提拔和栽培的一步；接下來，放手讓薛仁貴做，從此，獨立指揮作戰，征服九姓突厥，三箭定天山，乃至成為東部遠征軍陸軍總司令，帶兵開進遼東國都，終於，大唐帝國軍界的新星就這麽成長起來了。
將薛仁貴後期職場的成長和那次山洪事件聯系起來，似乎有點牽強，其實這之間是有因果關系的。在山洪事件27年後的開耀元年，李治會見已經下放基層好一陣的薛仁貴，會上的第一句話就是：“在當年的特大洪災中，若是沒有你，我早就變魚了。”然後又重新起用薛仁貴，可見領導記得最牢的不一定是業務上的豐功偉績，卻是與他私人有關的那些事兒。雖然說薛仁貴有走紅的必然因素，但也不能否定那一夜的山雨，讓他與成功更近了一步。
這就是公元654年農歷閏五月初三那晚的暴雨，它成全了薛仁貴，而那夜的暴雨預警，保全了武則天。歷史和命運，必然乎，偶然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