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與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指1898年六月(農曆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是中國近代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1895年4月，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敘述嚴峻的形勢，同時提出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次上書，對清政府觸動不大，卻轟動了全國。「公車上書」成為維新變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萬國公報》，宣揚變法；組織強學會。隨後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1897年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4月，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佈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特權，令其自謀生計。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改訂律例；裁撤冗員；澄清吏治；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添置船艦；擴建海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設立中小學堂；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翻譯外國書籍；允許設立報館、學會；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佈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百日維新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后「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只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殺榮祿，舉兵救駕。事後，被袁世凱出賣。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佈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以戊戌政變宣告失敗。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台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參加科舉考試的人的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結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製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全國人心激憤。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準備。
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中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鐘。光緒皇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實行親政，但朝廷大權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裡。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光緒於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實際的權力，讓他進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上書後第三天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百日維新開始。之後光緒召見康有為，調任他為章京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發佈《明定國是詔》，變法從此正式開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1898年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商討變法具體步驟和措施。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了幾十道新政詔令。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製國家預決算。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採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淫祠(不在祀典的祠廟)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准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遊歷。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准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閒散機構，裁汰冗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准其自謀生計。這些抵制和反對措施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傳播，受到維新派和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的熱烈歡迎。
新政內容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措施。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歷，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 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命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
戊戌政變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制。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后住的頤和園。1898年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1898年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宮，1898年9月21日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譚嗣同拒絕出走，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其他數十人被捕，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被斬首於菜市口。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唯一在地方徹底實施變法的地方巡撫湖南巡撫陳寶箴被革職，且永不敘用。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即現北京大學)和各地新式學堂被保留外，其餘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廢止。
由於變法的失敗，中國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體制內下實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亦畫上句號。除此以外，朝庭中本來較為開明有為的大臣在政變後有些被貶，其他亦多被排擠到中央以外；間接亦造成了之後發生的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資產階級勢力太脆弱，封建勢力過於強大。戊戌變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一次較量。資本主義儘管在中國已出現。但基礎還非常薄弱，資產階級也剛剛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統治階級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還具有強大的勢力。寄希於光緒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運」，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維新派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順而難」。因此他們把變法的希望寄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以獲取廉價的勝利。
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維新派儘管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對帝國主義本質缺乏認識，一度曾向英、日、美尋求援助，希望他們干涉後黨政變，支持中國變法，結果落空。缺乏軍隊支持。光緒皇帝是一個光桿，手中無一兵一卒。而維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軍隊的支持。大難臨頭，他們才想起了兵權，輕率地把賭注押到袁世凱身上，結果被袁世凱出賣。敵視革命，脫離群眾。維新派之所以要倡導變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抵制「揭竿斬木」之「憂危」。他們害怕群眾，害怕革命，始終眼睛朝上，是變法運動缺乏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結果頑固勢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
在西方列強加緊蠶食、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情況下，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衝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滿漢衝突這個核心問題上。那些滿族官僚雖然昏聵無知，但對權力的變化卻極為敏感。在他們看來，維新變法的實質不過是要把權力從他們手中奪走罷了。正如黃鴻壽在《清史紀事本末》中描述的，「時百日間，變法神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尤為雷厲風行者：一令都中築馬路，二令辦理國防，三命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於是滿族諸人大嘩，謠謗四起。」整個滿族統治集團很快意識到，無論變法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但都要讓滿族親貴這個主要既得利益團體付出沉重的代價，不但可能喪失自己的特權，更有可能喪失三百年來一直把持的政權。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於國家的，但那些守舊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價也是沉重的。變法利中國，不利滿洲；中國興則滿洲亡。所以他們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
戊戌變法的根本原因，是由於這場變法的領導者資產階級維新派(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導致該階級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具體表現為：
１、勢力過於弱小，而頑固勢力十分強大；
２、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依靠的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
３、維新派沒有勢力，又不能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
４、對帝國主義列強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變法失敗的教訓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