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何要將開國元勛殺個精光?
大明王朝建立之後，論功行賞，這些人理所當然得到了高官厚祿。據洪武四年(1371)統計，在朱元璋的家鄉人中，封國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朱元璋除賞賜他們大量土地外，還頒有可以免死幾次的鐵券。其余在府、部、司、院中任要職者不計其數。這些人以李善長、胡惟庸為中心，形成了一個聲氣相通、姻親相連、威風顯赫的權勢集團，人們稱之為“淮西幫”。
但是，好景不長，從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短短的十四年中，朱元璋大開殺戒，把所有的開國元勛、文武耆舊幾乎殺了個精光。“淮西幫”土崩瓦解！
大屠殺，大滅絕，冤毒慘戚，叫後世讀史者拍案驚奇，欷歔不已！人們不禁要問：是殺人者本性邪惡、忘恩負義、自食其言呢，還被殺者惡貫滿盈、罪有應得、咎由自取？
胡惟庸之死
第一個用來開刀的是胡惟庸。
胡惟庸，安徽定遠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奔朱元璋，從最低的元帥府奏參做起，後歷任主簿、知縣、通判、太常寺少卿。洪武三年(1370)，因姻親關系而受到李善長的提攜，官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頗得朱元璋寵信，常常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面。
胡惟庸聰明絕頂，但並非安分守己之輩。他利用宰相高位，獨攬政務。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閱，對他不利的隱匿不報；官員的生殺升黜，他也常常不經奏報而獨斷專行。一些趨炎附勢之徒“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明史》)。
這一切，朱元璋看在眼里，不動聲色。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所作所為深為不滿，向朱元璋作了匯報。胡惟庸則唆使他的嘍啰反告徐達，把事情攪成一團渾水。
這一切，朱元璋也看在眼里，仍是不動聲色。
有一天，胡惟庸的兒子招搖過市，墜馬，死於過路的馬車輪下，胡惟庸不問青紅皂白，把那個馬車夫殺掉解恨。事後，他心中惴惴不安，於是選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日子，準備了一套又一套的借口和說辭，向朱元璋訴說了他的失子之痛和悔恨之情。朱元璋仍是不動聲色。半晌之後，才冷冷地說出了一句話：“殺人償命。”
胡惟庸想用大量的金帛補償死者以贖罪，得到的答複是“不許”。
胡惟庸冷汗淋漓，這才知道陷入了滅頂之災。據《明史》記載，他糾集了幾個鐵桿哥們，打算鋌而走險，但也因勢單力薄而遷延。
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國(今越南中南部)入貢，胡惟庸竟隱匿不報。這件事被朱元璋察覺了，在他的追問之下，中書省把責任推給禮部，禮部則把責任推給中書省。朱元璋大怒，拘押了所有官員，窮追主事者，立貶右丞相汪廣洋於廣南，隨後賜死。胡惟庸的好日子也終於走到了盡頭。
斬盡殺絕的藍玉案
不過，朱元璋仍沒有放下屠刀，血腥的屠殺也沒有停止。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獻揭發大將軍藍玉謀反，一場新的大屠殺又拉開了序幕。
藍玉，明朝開國功臣常遇春之妻弟，最早隸屬常遇春帳下，因作戰勇敢，所向皆捷，積功至武德衛指揮使。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北元蒙古勢力依然雄踞漠北，與明朝對峙。為了消除隱患，明朝邊將與北元展開了長期的角逐，藍玉便是在幾次北征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
洪武十一年(1378)，藍玉因參與討平西番而晉升為永昌侯。
洪武二十一年(1389)，藍玉率軍十五萬北征，風餐露宿，進軍千里，結果大獲全勝，虜獲元軍官屬三千，男女七萬七千人，金銀駝馬不計其數。朱元璋喜不自禁，把他比做漢之衛青、唐之李靖，晉封為涼國公。
他為大明王朝建立了赫赫功勛，成為洪武後期最勇猛的將領。然而功高震主，他也為自己種下了禍根。
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當他躊躇滿誌，請征民丁，準備討伐“百夷”之時，朱元璋突然命令他班師回朝。他到京時已是第二年二月，錦衣衛蔣獻的揭發帖也應時而至。
二月初八，藍玉上朝，被當廷收禁。次日，收監於錦衣衛，獄詞雲：“(藍)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明史》)意思是，藍玉勾結黨羽，準備在皇帝外出視察農牧生產的時候發動政變。
兩日後，即二月初十，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將藍玉處死。由藍玉案蔓引株連的，除獄詞所列侯、伯之外，還有察罕、張溫等，被連坐族誅的達一萬五千多人，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又特地頒布了一部《逆臣錄》，照例把這些“逆臣”的罪狀、供詞一一公布，昭告天下。
胡、藍兩案，幾乎把所有的開國元勛、功臣宿將一網打盡。而對於那些與胡、藍兩案毫不相幹的重臣貴戚，朱元璋也頻頻出手，毫不留情。
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本在河南、山西一帶練兵，與藍玉了無關系，藍玉案發後他們也被召回，既未拘捕，也未審訊。安居一年多後，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傅友德被賜死。三個月後，即二十八年(1395)二月，馮勝也被無緣無故地賜死。
傳說，戰功第一的徐達因為一向反對胡惟庸，所以無法牽連進“胡黨”；他死時藍玉案還沒有爆發，當然與“藍黨”也無關，但是他也沒能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背疽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鵝給他吃。皇上所賜，不敢不吃。徐達明知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了，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有幾天就一命嗚呼了。
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預感到主公疑忌功臣，眾醉而獨醒，於洪武三年(1370)就告老還鄉，還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了“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壽終正寢，享年七十二歲。但他的兒子朱同卻沒有得到“免死券”的庇護，最後還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賜自縊。令人欷歔不已。
這樣，終洪武一朝，在明初開國功臣中，身為公侯而得以幸存者，僅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而已。
朱元璋嗜殺之謎
枉殺功臣，歷朝都有，但只有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創下了歷史之最——殺得最多，殺得最冤，殺得最絕！
朱元璋為何如此嗜殺，如此狠毒？後世評說者做出了許多有力的推斷。
有的人認為，明太祖馬上得天下，猛將如雲，謀士如雨，南征北戰，都是能撐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孫都溫順柔弱，他擔心一旦他百年歸山，他的子孫無法控制局面。
據史載；太子朱標對朱元璋的濫殺無辜不以為然，曾多次勸諫。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條扔在地上，叫朱標撿起來，朱標左觀右看，無處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說：“這根荊棘條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將那些尖刺削光磨平，豈不是很好拿了嗎？——現在我所殺的，都是將來有可能威脅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見，他的濫殺功臣，是在為大明王朝消除隱患，以確保他子孫後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認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跡江湖，深知貪官汙吏強取豪奪之惡，草民深受欺淩投告無門之苦。他仇視權貴，仇視壓迫，仇視陰謀，他想建立一個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樂業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戰亂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會同楊憲、劉基等二十人負責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禦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逐條審議，然後頒布執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書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總計六百零六條，頒布執行。
他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嚴厲的君主，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還是戰爭時期，糧食緊張，朱元璋曾嚴令禁酒。大將胡大海的兒子犯酒禁，當斬。都事王愷進言：胡大海正在前線拼殺，可饒。朱元璋大怒道：“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說罷，竟自己抽刀把他殺了。這與他冷冷地對胡惟庸說“殺人償命”，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勛舊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來的，他們和朱元璋共過生死患難，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那些法令條文是管束小民的，與他們毫不相幹。他們驕恣橫暴，為所欲為。史載：洪武三年，“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眾”；洪武四年，“時諸勛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淩暴鄉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專門鑄造了申戒公侯的鐵榜，規定公侯人家倚勢淩人、奪侵田產財物，和私托門下、隱蔽差徭的，都處斬罪。
但他們在鐵榜之後，仍不收斂。如藍玉，蓄莊奴假子數千，魚肉鄉里，嘗占東昌民田，禦史依法提審，藍玉竟一頓亂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販購雲南私鹽，阻壞鹽法。又如郭英，私養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殺男女五人。周德興(與朱元璋同村)營宅第逾制，趙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說：“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以猛、以嚴治國，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針，這些人觸犯法令，實是罪有應得，根本不存在嗜殺或濫殺的問題。
還有人認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沖擊，地位的卑下、處境的惡劣、戰鬥的艱苦、犧牲的慘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創傷。一旦黃袍加身，過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夢之感。他常常幻想這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唯恐得而複失。自卑、恐懼、危機意識糾結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種變態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種偏執型的人格障礙者，時時犯疑心病，到處安插耳目，遍布特務網，到頭來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寧。在日益加劇的恐懼感的追迫下，經歷了長期戰爭歲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傾向於一種較為徹底的解決辦法——從肉體上消滅他想象中的潛在對手，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獄，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進行屠殺。梟示、淩遲、剝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腸、黥刺、剕、劓、閹割、挑膝蓋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從朱元璋致人於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選擇上看，他早已墮落成樂於用他人血汙來填補自己精神空虛的虐殺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類型》一文中指出，這一類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毀滅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懼，被害妄想，終日追蹤著朱元璋，折磨著他，直到他生命的終結。
